简介：“要件审判九步法”为民事诉讼所设计,但也可对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提供参考。特定环境的司法方法、司法公正的确认包括两者关系的确认,优于对两者的或模式或概念的普遍性追寻。“要件审判九步法”的提出,实际上表明司法方法的设计本身即存在一个逻辑困难：将一个要素,或若干有限要素,在“方法表”中加以限定,会遗漏其他也可能是重要的要素,而无穷无尽地排列各种要素等于是无法界定“一个司法方法”的固定要素。“要件审判九步法”建构的积极意义,正在于尽力着眼具体的司法实践,探索具体解决司法方法问题的手段,并包含了一个学术意义的潜在逻辑张力,即暗示司法方法的开放性。

简介：公司合同理论认为，公司是一系列合同的联结，公司可通过内生性制度安排，促进公司参与者的福利。公司合同属于关系合同、长期合同和不完备合同，需要公司法提供标准合同文本，释放解决自治空间，纾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带来的交易成本。公司参与各方可通过合同排除公司法、补充公司法以及引入外生性制度设计获取效率和公正价值。国家强制不能代替公司合同中的意思自由。公司法应通过市场检验规则获得正当性。

简介：2月3日至5日，司法部副部长、党组成员郝赤勇到湖北省看望慰问基层司法行政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并调研。郝赤勇强调，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对司法行政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精神，大力推动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创新发展。

简介：本文总结了领导式双元、情境式双元、结构式双元三种传统的双元式创新模式,结合组织模块化理论,从双元式创新中应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两个方向进行了组织模块化尝试,分析了组织模块化下的双元创新优势以及双元式创新的模块化平衡机制,构建了在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两个维度下双元式模块化创新的九宫矩阵,为双元式创新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简介：我国法院审理隐私权案件较少,现有隐私权案件多被归为人格权纠纷案和物权纠纷案案由下。人格权纠纷案件中隐私权案件的分布与我国隐私权制度发展正相关,物权纠纷案件中隐私权案件多集中于相邻关系案件。经济发达地区人们可能更倾向于采取诉讼方式处理隐私权纠纷。《侵权责任法》颁布后,隐私权案件增长态势与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时援引该法第2条有一定关系。法院与当事人对隐私权理解出现偏差后,当事人上诉往往因法院之间对隐私权理解相同而维持原判。起诉到法院的隐私权纠纷案件,当事人极少采取和解方式结案。

简介：

简介：司法是法治政府的重要保障,其机制是通过诉讼监督政府依法行政。但在目前中国的体制中,司法在意志方面和人、财、物方面对行政都具有从属性,因而不能发挥监督保障作用。尤其在意志方面,基于制度要求,司法机关在裁判案件时要适用行政法规和参照适用规章而无审查之权,司法机关实际成了行政意志的执行者而非政府与其他主体纠纷之间的裁判者。这种情形与宪法规定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干涉的要求相悖。我国司法对行政的从属性有其历史的成因和特定的历史功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及计划经济时期都发挥过特殊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特别是国家法律体系基本建成和法治政府目标的提出,司法对政府的监督制度的完善也就势在必行。

简介：近日，柳州市检察院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全市检察机关要把握三个重点：一是要针对整治工作中发现的司法不规范问题和易发生司法不规范的办案环节，健全完善相关制度；二是要加快推进“两微一端”平台建设，加大法律文书公开力度，切实深化检务公开；三是要坚持从严治检，狠抓党风廉政建设，

简介：司法裁判方法的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之争由来已久。对此进行经济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复杂程度不同的案件,两种裁判方法花费的裁判成本有所差异,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法官会倾向于选择成本较低的裁判方法。当立法不足或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大量矛盾,或人们普遍对法律缺乏信任时,司法克制主义的裁判成本就会增加,司法能动主义则会兴起并发展;当立法充足、法规明确,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度增加时,司法克制主义裁判成本就会降低,并将取代司法能动主义。

简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仅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之一。当前，两者之间的衔接面临着实体、程序以及监督等多方面的困境。实体衔接上的困境主要表现在针对特定的“违法行为”，如何认定其已涉嫌构成犯罪，如何认定其与犯罪行为是同一行为，以及针对该行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之间如何折抵。程序衔接上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对于涉嫌犯罪的“违法行为”，行政执法机关在移送过程中应采取哪种步骤，移送后行政执法的状态，以及衔接过程中的接受主体如何确定等方面。衔接监督上的困境主要体现为监督主体虚置、监督依据缺少，以及监督效果堪忧等方面。产生这些困境，既有理论研究上的原因，也有立法上的原因，还有衔接运作机制上的因素。应在反思衔接目的的基础上，探寻健全和完善衔接机制的最佳方案。

简介：刑讯逼取自白不仅能快速侦破案件，也是展示权力的手段，更是对犯罪嫌疑人的预支惩罚。任意性自白是与权利意识的觉醒紧密相连的，它排除了与刑讯逼供的联系。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赋予，获取自白的禁止性规定，对于保障自白的真实性，维护法律的正当程序具有重要意义。要遏制刑讯逼供，就不能理会那些苍白无力的辩解，要弱化自白的作用；公安司法机关人员应增强权利意识，遵循法定程序，注重收集除自白以外的其他证据，不把口供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法院在遏制刑讯逼供中要发挥闸门作用，对刑讯逼取自白的公安司法机关人员判处刑罚，对刑讯得来的口供坚决排除，以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

简介：着眼于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司法体制改革大幕全面拉开,各项措施密集出台。这其中,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制度,作为一项突破性的改革措施,让各方寄予厚望。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是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措施之一,它剑指"司法地方

简介："国家政策"是我国民事法律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法律概念,民事司法经常适用国家政策。国家政策要以符合法治原则的方式进入司法,必须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来思考,并结合恰当的法律方法。从实体要件来看,在具体的司法活动当中,法官要考察有没有法律规定,是否存在国家政策,能否适用国家政策。从程序要件来看,法官要考察发现程序、审查程序和适用程序上的基本问题。同时,只有适用某种方法,国家政策才能成为司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依据来源。运用恰当的适用方法是国家政策司法适用的方法要件,主要涉及的是法律论证方法和利益衡量方法。

简介：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醉酒驾驶量刑标准缺乏具体的量刑标准，导致各地对危险驾驶的量刑差异和失衡，进而影响刑罚目的的有效实现。通过从危险驾驶罪的认定，审理现状、量刑情节及其他人员刑事责任的认定等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得出量刑均衡的对策。

简介：我国刑法176条所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于该罪的构成要件未予明确。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构成本罪应当具有主体的非法性、手段的公开性、对象的社会性及还本付息的承诺四个必要条件。以栾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为例,具体分析本罪的认定条件,尤其是吸收资金对象的社会性与不特定性。此外,本罪在客观行为上与民间借贷、委托理财均有相似之处,罪与非罪之间实践中也多有争议,借此一并提出作者看法。

简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事关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对共同打击违法犯罪、推进法治建设具有重要价值。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是一直困扰我国执法实践的难题之一,如何构建一个合法、规范的两法衔接机制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研究的现实问题。在回顾两法衔接的历程、梳理两法衔接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应当着眼于克服基础理论薄弱、立法衔接不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定位不准、衔接程序粗陋等障碍,进而有必要厘清基本理论、完善立法内容、明确职责定位、规范操作程序等。

简介：吸毒在我国内地不构成犯罪,故对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要准确认定,防止变相对吸毒行为本身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者自行运输毒品、委托他人代购毒品的定性,以贩养吸的认定,吸毒者贩毒数量的认定,吸毒者非法持有大量毒品行为的认定,都是当前司法实践中较为重要的问题,需要厘清。

简介：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伟大目标,也是全社会的共同期待。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作为定纷止争的最后手段,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我国,由于冤假错案的不时出现、司法腐败和司法负面消息的不时传出,严重损害了司法威信,加之我国重访轻诉的司法文化造成司法的确定性不足,致使司法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司法改革应从立法层面、司法实践层面、制度保障方面全面推进,确保司法公正,以期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简介：通过对扒窃入刑后两年间上海市324件扒窃案件裁判文书的梳理，并结合其他地区个案，可以得出司法实践中关于扒窃的认定存在泛化的趋势。当前理论和实务关于扒窃社会危害性的解读，存在过度性和片面性。刑法规范视野下的扒窃应同时具备扒窃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扒窃的对象必须是他人贴身占有的易转移性财物和被害人处于意识清醒状态三个条件。对扒窃行为的这一界定，有利于对扒窃社会危害性过度解读的矫正，符合扒窃一词的本来含义和扒窃行为的事实特征，又与扒窃行为入罪的立法原意相契合，同时也是基于扒窃犯罪构成要件实质解释所得出的结论。

简介：职务犯罪轻刑化是司法实践中的突出现象，这不仅与“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相违背，也影响着我国治理腐败的效果。定罪起点的人为提高、自首要件的宽松掌握、缓免刑的高比例适用、刑罚执行的不严格等都是轻刑化的现实表现；而规范司法权的运行，提高司法工作的质量，通过司法途径遏制轻刑化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