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引言经营者集中有可能会造成两个后果:一是使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取得或者加剧市场支配力量,二是降低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的共谋成本,使卡特尔行为内部化。这种"可能性"是各国反垄断法规制经营者集中的基本理由。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禁止一个合并的

简介：<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教育法》还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学校和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女子在入学、升学、就业、授予学位、派出留学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简介：选举权包含多种法规范上的地位和关系，可看作一个有关选举的权利束。按照霍菲尔德的权利理论，可以从权力、自由、豁免和求四个维度来理解选举权。在权力维度上，选举权意味着对授权和代表关系的法律控制力，选民行使选举权的结果便是授权和代表关系的形成、变动和消灭。在自由维度上，选举权意味着个人有权自由地行使选举权力，不受国家、组织和他人的干涉。在豁免维度上，选举权意味着公民有不受约束的选举自由，国家没有不当干预选举自由的权力。求维度的选举权与其他维度的选举权紧密相连，它以选举权之权力、自由和豁免三素为主张对象，在一定意义上，其他维度的选举权只有与求维度的选举权结合起来，才能变得更有力、更具有可实现性。

简介：“被告人李瑞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万元。”

简介：<正>百年之前,随着天朝帝国的华夏中心主义迷梦被彻底粉碎,中国在惶惑、凄苦、焦灼、屈辱的社会氛围之中,踏上了追求民族自救、富民强国的现代化之途。20世纪的烟尘渐渐落定,回首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百年沧桑、百年漂泊,我们可以看到的景观

简介：<正>一、国家利益的反垄断法保护问题的提出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反垄断立法应如何因应入世对我国民族产业的巨大挑战,已引起我国学者的热烈讨论。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在入世的背景下,国家利益亟待反垄断法保护。如王家福认为,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外资会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跨国公司拥有先进的经验、雄厚的资金和经济实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保护民族工业和国家经济安全,也亟待制定反垄断法。王晓晔认为,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多的跨国公司将会通过并购或者建立合营企业的方式进入我国市场,如果我国在这方面没有相关的法律制度,那些掌握着高科技并且有着资金优势的大跨国公司就非常容易在我国取得市场支配地位,进而滥用它们的市场势力,并提出中国反垄断立法不能再

简介：近年来医疗事故纠纷的增多,艾滋病、“非典”疫苗的研制和临床实验,以及全球禽流感疫情的出现,为我们提出了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紧迫要求。我国现行医疗事故责任原则力图通过加重医院一方的责任来防范事故的发生,但实际上这并不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途径,相反它还可能产生不利的后果。通过对医疗事故责任划分的法经济学分析,我们应该在医院和患者之间合理地分配风险,把事故责任确定在能够最小化社会总成本的有效点上;并且为了分散医疗风险,应当相应地建立起普遍保险制度、公共卫生的政府诉讼制度和专项税收支付制度。

简介：中国法律传统中的"人相食"话语已逐渐生长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思想史上的一个观念和意义系统。以人类对"人相食"的怵惕哀矜的基本情感为起点,视其为常态化的规则、秩序与正义崩溃的表征,引发对执政者施政过程与绩效的批判检讨,强调政经文化精英乃至天下普通个体在世乱之际的责任担当,是这个话语和观念系统的主流蕴义。"人相食"的非司法化,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的一个规律。"仁"被赋予规则、秩序与正义的根基的属性,这是儒家在"人相食"的话语系统的讨论中凸现的一个本土政治法律命题。

简介：在仲裁与行业相结合，走行业仲裁的进程中，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贸仲)于2003年4月4日颁布实施的金融仲裁规则，无疑是中国行业仲裁发展的一项重要突破。作为贸仲也是中国仲裁界第一部

简介：本文作者指出,今天的美国律师业,是一个具有高度统一性及垄断性的职业,律师职业道德的两个支柱是职业纪律以及以过失原则和信托义务为基础的渎职诉讼。经过近50年的发展,美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现代律师职业道德制度。但是,面对技术进步和全球化产生的挑战,美国律师职业和法律教育已经隐现变化,高度统一的律师职业可能转变为各式法律服务提供者的集合体,包括非律师和没有完全执照的律师。对于非律师和没有完全执照的律师,当前的律师职业道德制度难以有效适用。为回应这一变化,有知名学者提出应当用合同法原则和违约诉讼代替当前的职业纪律和渎职诉讼。本文回应这一提议,指出了合同法原则和违约诉讼在实现律师职业道德目标上的局限性和缺陷,提出这一挑战尚未得到解决,需要法律界以热忱共同应对。对于我国而言,本文除了提供对美国律师职业道德的知识性了解,更重要的在于它对我国律师职业道德领域的启示。与美国相较,我国律师职业道德制度在保护委托人方面无疑比较落后,受损害的委托人一般只能基于合同法获得赔偿。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律师职业纪律、合同法及侵权法都比我国更完善的国家,合同法尚无法对委托人提供比较周全的保护,我们更应反思我国这一现状。本文是对美国律师职业道德领域的前瞻性思考,对于律师职业道德制度尚不完善的我国而言,我们更应该思考,是否可以考虑建立完善的渎职责任规则,以侵权诉讼取代违约诉讼作为保护委托人利益的重要模式。

简介：＂能动司法＂作为一个中国式问题的特殊性在于法律意识场景中的＂明辨是非＂与＂惩恶扬善＂的功能性期待和负载。理解＂能动司法＂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司法权的性质。在当代中国的司法场景中,如何让＂能动司法＂内在性支持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才是问题的一个关键面相。而这个问题关涉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司法权＂独立行使＂,而不是来自其他非司法部门的干预,另一方面是司法权如何＂依法＂而不是依据其他非法律根据的行使。这两方面的问题所在才是＂能动司法＂在中国成为一个特殊性问题的根源所在。

简介：中国主流宪法学教材深受规范宪法学和实证宪法学方法论的影响，具有一种“去政治化”的倾向：强调宪法学的自主性、纯粹性和科学性，主张将宪法研究和政治分离开来。但是，“去政治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规范思维和实证分析不过是一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只有具备政治、法律和历史的多元视野，才能对中国的宪法问题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才能从意识形态的“迷思”中解放出来。

简介：“主观的超过要素”将目的犯的“目的”、倾向犯的“内心倾向”和表现犯的“内心过程”看成是“超过”故意犯罪的“故意”的主观要件要素，且没有客观事实与之对应，但却可以起着限缩处罚范围的作用。而实际上，目的犯的“目的”是目的犯的“故意”的一种“法定”和具体，不存在“超过”即在“故意”之外的问题，而倾向犯的“内心倾向”和表现犯的“内心过程”的把握对于犯罪的认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主观的超过要素”偏离了犯罪构成或犯罪成立体系并使得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被扭曲或割裂，故其有着不当扩大处罚范围的危险。因此，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主观的超过要素”都是一个不适合的域外刑法学命题。

简介：“主观的超过要素”将目的犯的“目的”、倾向犯的“内心倾向”和表现犯的“内心过程”看成是“超过”故意犯罪的“故意”的主观要件要素，且没有客观事实与之对应，但却可以起着限缩处罚范围的作用。而实际上，目的犯的“目的”是目的犯的“故意”的一种“法定”和具体，不存在“超过”即在“故意”之外的问题，而倾向犯的“内心倾向”和表现犯的“内心过程”的把握对于犯罪的认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主观的超过要素”偏离了犯罪构成或犯罪成立体系并使得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被扭曲或割裂，故其有着不当扩大处罚范围的危险。因此，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主观的超过要素”都是一个不适合的域外刑法学命题。

简介：纯正不作为犯,是指以不作为方式构成的犯罪,并且这种'不作为'的具体内容以法定形式被明确规定,例如我国刑法第311条规定的'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属于纯正不作为犯罪,其中被明示的不作为是'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在国家安全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拒绝提供,情节严重的行为'。与之相对,不纯正不作为犯则意指以不作为方式来实现通常由作为方式实现的构成要件,即不纯正不作

简介：清末修律为我国法制近代化之嚆矢，我国民事法制的近代化也躬逢其盛。，清季民初师法德、日编纂民法典，三部民法典均有总则编之设置；1949年后，大陆先后出台了四部民法典草案，体例上经历了从全盘苏化，到自主创新，再至“回填”潘德克顿法学体系的过程，大体也未废弃民法总则的置备，只是因应时势对于总则的体例结构多有损益。通过对立法史的梳理，厘清民法总则结构内容在历次法典编纂中的演变沿革，从中总结其成败得失，并提出未来民法总则之内容应由“一般规定”、“民事主体”、“法律行为”三部分构成，期为当下民法总则之立法提供些许镜鉴。

简介：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一类特殊的金融机构而存在,在一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中日益体现其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并与其政策性、公共产品性及补充性等特征紧密相连。然而,我国目前所存在的政策性金融的存废之争及政策性金融商业化的论调无疑是对这一事物客观认识的曲解与误读。实际上,政策性是政策性金融的生命线,这也是我们为其立法的基础与终极目的。

简介：<正>积极的一般预防论和法益论有理由被视为德国刑法学的基础。前一个理论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处罚,而另一个理论则回答处罚什么。美国刑法没有涉及到上述理论,因此必然会产生出一个疑问:就这两点而言,德国刑法学对美国刑法的进一步发

简介：

简介：以法社会学的角度看,梁丽案可以划分为权力场域与权利场域两个亚场域,在权力场域中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象,而推动权利场域话语表达的则是一种弱势情结。无论是路径依赖还是弱势情结,都是追求案件公正性过程的干扰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为了还原案件真实,应当努力摒弃这两种不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