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福利国家改革的市场化行为主要发生在生产系统领域,而不是过去所认为的全方位的市场化。这一点在理论推演上已经获得了证实——因为生产系统具有市场性和商品性特征,天然从内在驱动其市场化。从经验上来验证生产系统的市场化,可通过建立一个新的三维框架,尝试进行这项工作:一维是福利国家的三种类型即斯堪的纳维亚、欧洲大陆和盎格鲁·撒克逊;二维是以企业所有权变化、企业和福利供给变化为研究方法;三维是借用自由市场经济体和协调性市场经济体的划分。由此框架通过经验性事实来分析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变迁。研究结果表明,福利国家生产系统市场化持续存在。其重要意义在于,确证了福利国家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市场化主要集中发生于生产系统领域;这意味着在别的领域,非市场化因素如政府角色扩张、二次分配力度扩大也构成了福利国家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特征。
简介:在一系列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影响下,2009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规划和实施智慧城市发展项目。尽管中央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引导、制度和财务支持,然而目前各地智慧型城市发展仍相当不均衡。本文在政府创新扩散理论与智慧城市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五要素、两大理性(政治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模型来解释中国智慧型城市发展,并以2015年全国147个智慧城市的横截面统计数据对该模型进行检验。我们发现尽管作为问题导向的技术解决方案的智慧城市建设是由包括环境污染和城市拥堵等政策需求推动的,但是和西方国家智慧城市发展不同的是,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和政策需求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向线性关系。数据分析显示环境污染和智慧型城市发展呈显著的负相关,而城市人口密度和智慧城市发展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我们的分析也发现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不仅仅是由技术理性推动的,政治考量也很重要,作为城市"一把手"的市委书记政治支持对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有显著影响。
简介: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乡村贫困人口是新常态下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推进精准挟贫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严峻的土地资源和环境承载压力,高昂的迁移安置成本与建设配套资金供给困境,产业支撑不足与移民生计脆弱等问题是大规模移民搬迁的主要结构性制约因素。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不仅在于制度设计者的决心和能力,还取决于减贫政策的社会基础状况。结构性制约对精准扶贫方略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应引起公共部门的高度重视。要及时改变移民搬迁安置的政策导向,更多地通过“外部支持”、形成合力等路径,以解决移民安置的资金问题,有效卸载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从而更好地推动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地生根”。
简介:解读孝文化,是一个很有时代意义的话题,从“老吾老”的孝亲观念,发展为“老人之老”社会伦理思想,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兴盛与繁荣景象,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一直被世人传颂,但是当代社会的急剧转型,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以及人的经济理性的制约,使得“老吾老”到“老人之老”的跨越成为难以实现的社会问题。因此,论者对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思想基础及社会基础进行分析,重新阐释传统伦理思想的时代价值,以便促进“老人之老”观念从理想转变为现实,进而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传统伦理精神之基。
简介:运用社会统计和网络观测的方法,对国内100名最具影响力的网络意见领袖进行了观测分析。研究发现:从基本社会属性上分析,网络意见领袖男性居多,年龄偏大,具有高学历、以文科教育背景为主和聚集于特定专业等特点;网络意见领袖社会身份多元,但以传媒人士和"公知"为主,其网上活动领域广泛,言论具有敏感性和批判性;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网络舆论里,网络意见领袖的活跃度和影响力非常突出。对于网络意见领袖来说,影响力、公信度以及话语权等是基础,体现价值的观点是核心,丰富的知识文化与出色的表达能力是条件,现代网络媒体是平台。当前要正确认知网络意见领袖,规范其网络行为,并引导青年网民积极思考,慎重选择网络意见领袖。
简介:在一系列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影响下,2009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规划和实施智慧城市发展项目。尽管中央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引导、制度和财务支持,然而目前各地智慧型城市发展仍相当不均衡。本文在政府创新扩散理论与智慧城市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五要素、两大理性(政治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模型来解释中国智慧型城市发展,并以2015年全国147个智慧城市的横截面统计数据对该模型进行检验。我们发现尽管作为问题导向的技术解决方案的智慧城市建设是由包括环境污染和城市拥堵等政策需求推动的,但是和西方国家智慧城市发展不同的是,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和政策需求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向线性关系。数据分析显示环境污染和智慧型城市发展呈显著的负相关,而城市人口密度和智慧城市发展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我们的分析也发现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不仅仅是由技术理性推动的,政治考量也很重要,作为城市“一把手”的市委书记政治支持对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有显著影响。
简介:当前的“市场转型”并不是一个仅仅发生在前苏联、东中欧及中国等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中的事情,而是一个在全世界几乎所有曾经建立了现代国家干预主义体制的国家中普遍发生的事情。从全球视野来看,迄今为止,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至少已经发生了三次大的社会转型。无论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生也好,还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或尚在进行的体制改革也好,都是历次全球社会大转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一种仅仅孤立地发生在这些体制内部、由这些体制内部的因素所引起的历史事件。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正在进行的“市场转型”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实然层面运用由果溯因的方法阐释了异化劳动的产生过程,揭示了资本与劳动二者之间不公正的现实: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异化(分配结果的不公正)、工人同自己的劳动过程异化(过程的不公正)、工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发展机会的不公正)、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发展起点的不公正);从应然层面表达了马克思对社会发展起点公正、过程公正、结果公正的价值追求。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对异化现象的消除,需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马克思所追求的发展起点的公正、发展过程的公正以及发展结果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