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不同于传统的单一城市供给,更具系统性和复杂性,也对我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善治理论强调国家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可以为解决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治理问题提供新思路。在我国当前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政府、市场和非营利组织等供给主体间存在的供给交叉或供给真空状态愈发明显。基于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应从善治角度区分政府组织间及政府与其他组织间两种不同的协同供给机制。多政府协同供给要重视政府间协议并强化府际关系网络。而在政府与其他组织间的协同供给中,多政府协作承担城市群公共服务的顶层设计与基本供给责任;多市场协作满足公共服务的多元需求并加强自身监管;多非营利组织协作灵活应对政府和市场供给不足。
简介:"公共生产"是与"公共服务"相类比的概念,是指政府为追求最大化的社会产出而对其掌控的公共资源的配置活动。它从资源配置、要素聚合、社会产出、国民财富创造、经济基础提供等"生产性"而非"消费性"的意义上去界说当代政府职能与政府治理,旨在克服因公共服务理念泛化和绝对化所引致的消费主义偏执。在当前中国经济呈现"L"型走势且全球治理竞争激烈的背景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政府的公共生产有着远比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更为紧迫的意义与价值。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坐实政府的公共生产职能,除了要纠正公共服务理念泛化的偏差并回归到公共生产与公共服务相统一的政府治理理念,还要强化政府对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提升政府治理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简介:公共服务多主体参与供给是当今全球范围内公共服务供给的一大趋势。近几年来,中国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中也注重采取多主体参与供给的方式。从表面上看,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发挥其他主体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并将他们吸纳到公共服务的供给中,但不同供给主体间的合作水平滞后。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不仅需要多元主体参与,还需要各个主体间有效互动产生相乘效果。构建良好的供给主体间的关系成为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内生要求。组织间网络理论作为分析组织间关系的重要理论与公共服务的多主体参与具有内在的逻辑契合性,可以在多主体参与供给的基础上建立不同主体间的组织间合作网络。组织间合作网络的构建应从网络的行动者和网络关系两个方面着手,包括行动者的选择和网络结构的设计。网络行动者的选择应考虑网络供给主体的目标、过去的合作关系及网络行动者的资源。不同的网络行动者在合作供给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应形成一种政府主导的网络结构。
简介:近年来,时有发生的乳制品质量安全事件对消费者信心造成了负面影响,人民普遍对国产乳制品消费意愿不强。加之因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国产乳制品成本偏高,相关企业效益差,导致整个民族乳业发展困难。目前国家已针对乳制品,尤其是婴幼儿配方乳粉启动最严监管机制,2016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更是将我国药品监管方式借鉴到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同时,国内乳制品企业在仪器设备投入、内在质量管理、检测检验等方面也
简介:伴随急速老龄化阶段的来临,居家养老作为社会化养老的基本方式而倍受关注。运用问卷调查法、统计分析法对合肥市居家养老现状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合肥市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现状呈现出几个特点:养老需求方式多元化、发展性养老内容需求较大、对政府财政高度依赖及随迁老人养老需求异于总体需求。这些需求特点受收入、年龄、家庭人口数量、主体特征等因素影响。从供给方面老看,目前合肥市居家养老面临社会性力量供给不足、发展性服务供给较少、内外埠老人待遇不均等及社会性养老金覆盖不足等供给制约问题。建议从增加可支配收入、正视随迁老人地位、丰富养老服务供给、引入社会养老服务及健全社会性养老金增长机制等方面着手,以期实现供需平衡,促进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完善。
简介:外来人口迁移实现了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空间的流动与集聚,形成了不同的就业形态,一般而言有三种就业形态:雇主、雇员和自雇。本文通过“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研究发现:外来人口的就业形态不同,其留居意愿也存在差异。“雇主”比“雇员”更愿意在工作地留居;而“雇员”也比“自雇”的留居意愿要低。通过多层次模型分析还发现,外来人口居住社区的环境特征显著影响个体的留居意愿,没有发生环境污染的农村社区,人们越愿意留居;城市社区的绿化率越高,人们也越愿意异地留居。基于此,地方政府为引进和留住人才,不仅需要持续放开户籍登记制度,继续推进人才入户积分政策,以政策留人才;还需进一步为创业人才创造更加公平合理的经商环境,以工作留人才;加强社区营造建设,为外来人口创造宜居舒适的居住环境,以生活留人才。
简介:通过对福建厦门市已育一孩职业女性的抽样调查,文章以微观人口经济学的成本-效用学说为分析框架,考察职业女性的生育效用感和再生育成本预估对其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已育一孩职业女性对待二孩生育的总体意愿并不强;除了个人年龄、一孩年龄和一孩性别对其再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外,对孩子工具效用和二孩优势效用的认同有助于提升职业女性的再生育热情,但是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这些可以促进生育的影响并不能真正得以发挥,而对再生育后的职业发展成本和人际关系成本的预估则会显著抑制职业女性的再生育积极性,可以说,生育观念的转变和再生育成本加大是导致职场女性在二孩问题上呈现低生育热情的双重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