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人格权立法定位需明晰人格与人格权相互关系,这与二者的基本涵义、法律属性密切相关。在法律领域,人格是法律上人的资格;人格权是以法律上的人为主体,以人自身为客体,以自我决定和防御请求为主要权能。人格可分为私法人格与公法人格;人格权分为民法人格权与宪法人格权,宪法人格权对民法人格权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人格与人格权呈现法律体系关系;在制定法上,存在人格权在人格下位的垂直结构、并列使用的平行结构,以及仅适用二者之一的单一结构关系。鉴于人格权之于人格的地位、作用及结构关系;人格权的自然权利属性;主体（主体资格、人格权）——人格权之外的民事权利——权利救济的立法逻辑更贴近生活真实等理由,人格权应置于民事主体制度。

简介：据考察，民法典的编纂几乎总是在一定的政治因素的刺激之下浮出水面，而民法法典化之形式与实质价值的实现，也总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条件。虽然目前中国的民法法典化呼声很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尚不具备制定民法典的思想积淀和学术准备，更缺乏民法典发挥其内在价值的社会土壤，因此，在当前政治稳定、立法权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急于制定一部民法典，而应该更深入地进行基础性的研究。

简介：关于人格权能否在民法典中独立设编的问题,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论。在立法机关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人格权编（草案·室内稿）》之后,反对方提出了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理由,即人格权是民法不确定概念,只能在民法中碎片化表达;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类型不同,不是独立的民事权利;人格权的客体是人格,应当由民法总则特别是《宪法》规定;民法分则设置人格权编就破坏了民法的结构、逻辑和民事制度体系。这四个理由不足以动摇民法人格权编草案的理论基础,民法人格权编草案符合民法典逻辑体系的圆满性和自洽性,能够成为民法典大厦中的一个坚实可靠的组成部分。

简介：《民法总则》＂民事责任＂一章对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形态作出一般性规定,吸收了《侵权责任法》对多数人侵权行为责任分担方式的立法经验,写入了多数人侵权的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结合《侵权责任法》等单行法在适用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应当承认民事责任形态类型的归纳,需要充分考虑到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对部分连带责任和不真正连带责任等责任形态的现实需要,在立法设计和司法解释上既要维护民法体系的完整性,又要兼顾本土实用性和立法前瞻性的要求,实现民法总则与现行法内容的现实对接,也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等分则内容的立法设计提供科学指引。

简介：今年初我在第一期发表了一文,主要从主体、权利、行为、责任四个方面谈民法典应具有开放型的内容.

简介：<正>确认公民民事主体资格,是民法通则的一项重要任务。民事主体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民事权利的享有者与民事义务的承担者。民法也正是为了确认和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应运而生的,故各国民法典都把确认民事主体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内容,列入民法总则之首。公民是民事权利和义务的主要承担者之一,在民事主体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关于公民的主体资格,我国历来的宪法均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如何把宪法原则具体贯彻到民事关系之中,那就需要民法通则对公民主体资格作出具体规定。过去由于我们没有制定民法,以致公民的主体资格只有原则规定而无具体依据。这种状况不仅对人们

简介：知识产权制度应否纲入民法典的问题是近期学者所争论的焦点之一。通过对有关国家立法体例的分析及对知识产权制度特点的考察，笔者认为，为了维护民法典体系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节省立法资源，知识产权制度不应在民法典中单独作为一编，而应以民事单行法的形式存在。

简介：强制缔约是私法自治衰落的表现之一,它不同与格式合同、命令合同.强制缔约可分为直接的强制缔约与间接的强制缔约两种基本类型,它的产生对既有合同法律制度形成了一定的冲击,是私法社会化的表现,体现了消费者保护的思想.我国民事立法不仅要确立各种具体的强制蹄约形态,而且要建立起关于强制缔约的一般规则.

简介：在中国法制史领域中,对于中国古代民法的研究是非常薄弱的。既没有从事有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专门性的论著也极为少见,可以说处于亟待耕耘的状态。为了全面地总结中国法制历史的经验,提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历史借鉴,开展对于中国古代民事法律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就中国古代民法研究中的若干问题阐述涓滴之见。

简介：2016年，石泉县人民法院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为总目标，践行“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司法宗旨，坚持“抓班子、带队伍、促工作、创一流”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努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全面提升司法能力和司法服务水平。为“三宜”石泉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简介：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客观上要求欧盟在私法领域制定一部内部协调统一、具有宏观性、体系性的民法典，经过法学家的理论准备，欧盟官方对学术研究的响应和对私法发展方向的正确选择，最终促使《共同参考框架（草案）》（DCFR）的完成。欧盟私法法典化进程中，虽然具有浓厚的工具色彩，但融合了不同的法律文化与传统，体现出了现代私法的最新理念与精神。欧盟私法法典化在法典的制定、法典的精神以及法典的结构、内容、统一性方面，无疑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简介：我国《民法总则》第134条第2款首次将"决议行为"作为一种独立的民事法律行为类型纳入立法规定当中。与合同、共同行为相比,决议行为在主要适用领域、意思的形成和表达方向、调整的法律关系、效力范围等方面都有其显著特性。基于决议行为是由成员人数众多的团体作出的,考虑到效率价值,其意思形成仅要求人数或资本"多数决",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意思一致相比较为宽松,因此正义价值对决议行为在形成程序、成员表决意思、"少数者"的权益救济提出了更高要求,以促使决议行为的意思在最大程度上符合所有成员的共同意愿。我国立法也对决议行为的主要表现形态,包括决议事项、决议程序、决议主体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尽管决议行为的意思形成有其特殊性,但其生效要件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具有一致性。不过,在效力瑕疵类型上,《民法总则》第六章第四节只是明确规定了无效和可撤销两种,在此应借鉴《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确认的决议不成立之诉,将决议行为不成立这一效力瑕疵类型理解为现行《民法总则》立法框架下的默示性规定,确定决议行为不成立、无效、可撤销的"三分法"格局。另外,决议行为作为团体内部行为,它的成立、生效与否不影响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简介：优先权制度起源于罗马法，近代民法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立法中规定有较为完备的优先权制度。而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立法中虽未设优先权制度，但从功能比较的角度考察，其立法中有禁止扣押、清偿顺序、法定质权等替代制度。相较于这些替代制度，优先权制度能够更为合理地解释特种债权优先受偿的理论基础；有利于强化对特种债权的保护；有利于立法的体系化及立法资源的节约；有利于灵活、有效地实现特定立法政策和目标。此外，优先权制度还可填补现行法之缺漏，并与我国现行法及法学思想兼容。因此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应当建立完整的优先权制度。

简介：（一）民法法典化和部门法化的时代背景倘若只允许我用一句话回答民法典和部门民法是如何形成的，我会说：部门法意义上的民法是理性自然法运动的产物!

简介：占有系民法（典）物权编（法）上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其于整个物权法、民法乃至全体私法上占据关键地位。我国编纂民法典物权编时应于现行物权法既有规定的基础上对其作较大的建构、厘定、补充及完善,由此以形成我国占有法的规则系统,彰显其系统效应。占有的体例安排应置于物权编之末而予规定。占有规则的设计宜借境域外多数立法成例而作出。占有与占有人的涵义、占有权利与样态的推定、直接占有人、间接占有人与占有辅助人的涵义及其判定、占有的变更、移转、合并与分离、善意、恶意占有人的责任及其与所有人等之间的回复关系、占有人（含占有辅助人）的自力救济权与物上请求权、共同占有及其权利行使、占有的消灭及准占有等,皆应一一加以确立、建构或完善。透过这样的工作和努力,我国的占有法规则系统势可彰显其维系社会的和平与稳定秩序的功用与价值。

简介：一部法律草案进入立法程序后整整十年没有声息，这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史上大概是十分罕见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就是这部法律草案。2002年12月23日，这部法律草案首次提交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标志着中国民法典正式进入了立法的程序。如今，十年过去了，虽然民事立法仍在进步，但并未见立法机关第二次审议这部法律草案。

简介：社会经济发展与人身权民法保护杨立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繁荣，人们对民事主体人身权的民法保护问题日益重视。在理论上进一步研究我国目前人身权立法的现状及缺陷，探讨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完善人身权民法保护体系的建设，对于民法学者来说，无疑是一...

简介：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民法、商法、经济法的定位，是为了改善人们的视角，而揭示三法不同的定位并不意味着将它们之间的分隔绝对化。越是定位的不同越意味着需要交融，越意味着需要互动、互补，越意味着在准确把握三法特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在综合调整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重大问题上的作用。通过讨论它们的定位，发挥三法各自的优势，并以彼优势克服己劣势，实现三者交融、互补、互动，这才是根本目的。

简介：《法国民法典》被称为法学阶梯体系。事实上，不能把这一描述理解为《法国民法典》具有优士丁尼钦定教科书的“人”、“物”、“讼”结构，这是一种被J．1，2，12宣称的结构，而是应理解为它遵循了《法学阶梯》隐含的结构：即人、物和取得物的方法。整个《法学阶梯》第一卷都是人法；

简介：作为司法改革的＂排头兵＂,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设置与实践,既能够通过最高审判权力的＂下沉＂带来社会矛盾纠纷的就地化解,也能够通过最高司法权的在地化运行来促使巡回区司法行为的规范化,还有助于确立通过司法机制分配地方利益以及这种分配方式的权威性。由此所带来的,不仅是地方司法权的行使被进一步高度统一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行动逻辑上来,而且也确保了国家通过司法进行地方社会治理的可能性,从而有助于国家通过司法权威的塑造来助力国家权威的提升。当然,对于巡回法庭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对司法世界与政治社会的影响,我们也要敏感并有所预判,要通过巡回法庭司法职能的合理设置以及司法成本的均衡分担,来确保巡回法庭良性运转的同时,促使其司法—法治功能与社会—政治功能的良好发挥,从而实现司法改革的整体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