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与经济合同纠纷往往难以区别,其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理解和认定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故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否是合同诈骗罪的唯一主观要件,以及运用证据如何来证明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故意等,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有关案例来对以上的问题做出探讨。希望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解释能早日出台,指导实际工作。

简介：由于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以及客观行为有一定的特殊性，造成司法实践中对该罪主观方面的证据不好认定，而使此类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的难度非常之大。近年来，在我们办理一些合同诈骗案件的过程中就遇见了类似问题，例如：被告人岳某曾在本市某区承包了一块土地，隹备进行公司办公楼的修建工程，前期其进行了土地征用工作，并找有关设计部门进行了相关的工程设计，

简介：合同诈骗罪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经济犯罪,本文试就该罪的客观要件谈了几点看法:合同诈骗罪的对象是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及财产性利益;合同诈骗行为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合同诈骗的方法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合同诈骗的数额标准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规定.

简介：在认定集资诈骗罪时,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该强调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避免客观的依结果归罪;对诈骗行为的认定,应该关注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与被害人的被骗行为间的互动。就本文述及的两个典型案件而言,不宜认定吴英构成集资诈骗罪,可考虑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吴英定罪;因涉案数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备受质疑,无法认定曾成杰构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还是集资诈骗罪。在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时,既要避免唯数额论的倾向,又要充分考虑被害人过错和舆情民意对量刑所起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尽量严格限制死刑适用,以尽快推动立法上废止集资诈骗罪的死刑。

简介：故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可从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积极行为、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造成损失的真正原因三个方面来判断,　　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

简介：一、现行判断标准存在的问题司法实践中，金融诈骗罪的判断标准主要以结果作为判断标准，笔者将其称之为结果型判断标准。这一判断标准存在的问题如下：

简介：集资诈骗罪中被害人并不是完全的无辜者，在集资者与被害人的互动关系中，被害人有时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本身具有的投机心理降低了刑法的值得保护性。被害人信条学作为研究行为人与被害人交互关系的学说，通过对集资诈骗罪构成要件之一“认识错误”的限缩解释，以被害人的视角完成对集资诈骗罪成立与否的评价，以此突显出被害人的主体性地位，限制集资诈骗罪的扩张适用。

简介：由于对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理解不同，实践中在个案的定性上出现了差异。将作为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社会公众”限定为不特定多数人并将其作为集资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重要区别，是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在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研究中存在的认识误区。实际上，这一学理解释结论既无法承担区别集资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罪的任务，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又无法得到坚持和贯彻；既会带来逻辑上的误识，又与集资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没有必然联系。集资诈骗罪中“社会公众”的核心在于“多数性”，而不是“不特定性”。集资诈骗罪对象的辨正，对于集资诈骗个案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介：李某于2006年5月8日向某市建设银行申领了一张信用卡，并分别于2006年8月1日、8月5日、8月8日、8月15日四次从建设银行ATM机上透支6000元。2006年8月20日，李某经建设银行授权，又透支3万元，建设银行同意李某可以透支1个月。李某透支后，未按规定时间还本付息，银行于2007年2月6日、3月9日、5月11日、9月10日四次向李某发出《追讨透支贷款通知书》，

简介：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2.单位实施合同诈骗罪的情形（1）法人或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以法人或单位的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从而利用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

简介：摘要：在特殊情况下，行为人虽然犯了欺诈罪，但其最终目的不是非法占有对方的财产，而是通过履行合同获得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方因行为人的欺诈行为而遭受损失，则应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犯罪合同欺诈还是合同欺诈。两者之间的区别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这不仅反映在司法的理论讨论中，而且也体现在司法的实际运作中。在此基础上，下文讨论了合同欺诈与合同欺诈之间的区别，以供参考。

简介：在客观行为方面,是否存在一定的诈骗行为,并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本质区别。应当区分作为手段行为的诈骗行为和作为目的行为的诈骗行为,后者才是认定集资诈骗罪的关键。集资诈骗罪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属于主观超过要素,系目的犯理论中的断绝的结果犯,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法占有目的'证明责任的转移和免除。我国刑法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并不需要做完全统一的理解,在集资诈骗罪中,应当解释为'实现占有并所有,不愿归还'的意图,这样才能较为精确地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在具体案件中,应当紧紧围绕这一点,对'非法占有目的'做严格的界定。

简介：一、基本案情2010年4月起,被告人李某甲、吴某某、罗某某、李某乙、孙某5人从潘家园市场以1300元的价格购买普通的维腊木木雕（俗称绿檀）,后拿到海淀区304医院附近等地,谎称木雕是家族祖传的紫檀木,因家人重病急需用钱才欲将木雕卖出,

简介：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型支付方式已对诈骗、抢夺等犯罪的相关理论构成了挑战。利用手机扫码支付“骗取”或“抢夺”财物是近年来新型犯罪手段之一。该类型犯罪与“借打手机”案例存在区别，对该行为的定性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分歧。有观点认为是抢夺罪、诈骗罪，甚至是盗窃罪。对于此种新型犯罪手段，应当视情况认定为抢夺罪或诈骗罪，但不能认定为盗窃罪。

简介：1999年4月始，江苏龙山和和鳗业制品营销有限公司(下称营销公司)董事长田建邦，为了销售鳗精、鳗钙、水中参等系列产品，推出1套名为“滚动倍增”的营销方案：应聘者交纳300元即可成为该公司业务员，第一个月为试用期，工资200元，从第二个月起，每月推销1份产品并消费1份产品，则可享受逐月加薪200元的待遇，运行周期1年，1年后重新应聘。按此方案，应聘者1年内交300元，再推销23份产品，可得10636元现金。该方案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收人远小于支出

简介：摘要对于盗窃与诈骗手段交织的案件如何定性，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争议，正确界定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文章以实践中常见多发的“丢钱捡钱”案件为例，分析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界分方法。

简介：摘要：在法律界，鉴别盗窃与诈骗之间的细微差别始终是备受争议的焦点。尽管学术界已就这两种罪行的区别形成了一套较完善的理论框架，但现实中司法判决往往面对一些复杂情形，其中欺诈与窃盗行为交错，使得用传统观点来界定它们变得尤为棘手，为罪行的归类研究带来了难题。本文旨在深入解析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基本特性，并对两者的判别标准，特别是处分行为的确定性——作一阐释，最终通过实例分析强调了识别处分行为在区分这两种罪行中的显著意义。

简介：保险诈骗共同犯罪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问题丛生。在很多案件中，无身份者往往对于制造保险事故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对有身份者和无身份者分别定罪，则会导致身份、作用的相互渗透性在定罪量刑过程中被忽略。《刑法》第198条第4款仅是提示性规定，并非对共同犯罪一般规定的修改。这一认识维护了刑法体系性、协调性，且不影响其他金融诈骗犯罪的共同犯罪的判断，更避免了司法者在罪名判断上陷于困惑。“对结果之原因的支配”理论把握了身份犯的实质，有益于解决正犯中的判断及认定问题。在保险诈骗犯罪中，无身份者如果仅仅实施了“虚构事实”的行为，则只能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帮助犯。

简介：一、基本案情2013年以来,犯罪嫌疑人李某接受被告人丁某、张某某的雇佣,在丁某、张某某使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接口上,二次研发支付接口（通称第四方支付平台）,由被告人丁某、张某某组织人员将第四方支付平台卖予钓鱼网站使用。2014年年底,因知晓被告人丁某、张某某研发的平台用以违法犯罪活动,犯罪嫌疑人李某辞职。2015年6月至2015年10月,犯罪嫌疑人李某再次接受丁某的雇佣,维护第四方支付平台的运行。2015年7月22日17时许,

简介：建议在刑法第274条敲诈勒索罪的规定中增加数额特别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刑规定,敲诈勒索罪无数额特别巨大或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量刑规定,司法实践中对那些涉案数额特别巨大的欺诈型勒索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