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人格权内涵的核心要素是“人格”。人格的意义经历了自“身份人格”到“抽象人格”再到“具体人格”的三部曲式的主题演进。这种演进并非革命式的突变，而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逐渐交融从而使得人格意义不断丰富的过程。从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出发，作为人格权客体的人格具有伦理与利益二元属性。相应地立基于这种二元人格之上的人格权在内涵上亦有内外两个层面。人格权的内涵在本质上乃是内在于人的伦理价值，而在形式上表现为外在于人的人格利益。应特别注意确保人格权内外两个层面的平衡。

简介：<正>直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法律学者们才普遍意识到,美国刑事司法体系如此大量地通过辩诉交易解决其大多数严重犯罪案件,这是一种刑事被告放弃其接受审判的权利以换取较轻刑罚的做法。正统的美国刑事司法理论认为,我们应该以陪审团审判的方式处理严重犯罪的案件。实际上,作为美国宪法的一部分并于1791年被批准的《权利法案》指出:"在所有刑事起诉中,被告应当享有公正陪审团即时并且公开审判的权利……"我们的理论要求审判,但我们的实践则在增加不审判。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有关美国辩诉交易的学术研究,尤其是芝

简介：督促程序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早已引起法学界、司法界的关注。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都希望借支付令督促债务人偿还债务,以实现债权人的债权。但是,目前督促程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未能发挥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笔者从督促程序的主要特征出发,结合督促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现状,试着分析我国现行的支付令异议审查制度不适应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原因,探讨完善支付令异议审查制度的途径。我们应在不违反督促程序的性质、特点的情况下,在立法上对被申请人滥用异议权的行为予以限制,既保护申请人的合法债权,又保障被申请人依法行使异议权,从而充分体现督促程序的公正与效率原则。

简介：通过对美国公立学校系统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回顾与反思可以发现,在美国公立学校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鲜明的公共性价值取向,公共教育的公共性价值并没有因市场化改革而遭到取代或否定。对于公共教育的改革必须重新认识和理解公共性,必须恢复和确立公共性的价值,通过改革恢复和发展公共性。

简介：案例指导制度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创新,对法官具有促进业务学习、助益自我实现、降低工作强度与难度、确立诉讼主导地位、推动独立审判、提升司法权威等激励效用。但是,现有指导性案例体系的构建思路、体例设置、程序安排都不尽合理,制约了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实现。因此,必须厘清遴选思路、完善编纂体例、优化选编程序,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构建合理的指导性案例体系,还能最大化对法官的激励效应。

简介：<正>制度在变迁,而相对价格的根本性变化乃是制度变迁的最重要来源。对于非经济学家(也许还应包括一些经济学家)而言,我如此这般地强调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或许是件难以理解的事。但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个人在人类互动中的激励,而制度变迁的仅有的另一来源,是偏好的改变。

简介：民事权利有绝对权与相对权之分,民事法律关系有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之别,法学界普遍承认绝对权和绝对法律关系存在的客观性,但目前还没有见到任何关于绝对法律行为和相对法律行为的论述。事实上,绝对法律行为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在制度设计上具有可操作性,在某些特定领域能够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德国物权行为理论清晰地认识了相对权与绝对权、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之间的差异,但它没有能够把这种区分贯彻到法律行为领域,德国物权行为理论的症结恰恰就在这里。

简介：建基于进化主义之上的制度正义观与建构主义制度正义观有何不同,以及制度正义传统中两个路径如何相互作用来共同影响现代社会,一直以来都是政治哲学领域中的重要问题。哈耶克在其著作中对理性模式的探讨和分类,构成了两种正义观传统的知识论基础。本文以此为解析的理论假设,并借助对罗尔斯正义理论与两种制度正义传统的探究,对中国当下社会之正义前景作一下展望,希冀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进步有所助益。

简介：<正>上诉率通常用来衡量司法公正的程度以及当事人是否受到"冤屈"。从经验的角度而言,如果当事人对一审的判决不服,对一审法院的表现不满,其最为便捷、最为合理的举动就是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审理程序和实体结果进行核查。因此,上诉率高,往往意味着一审法院的表现不尽如人意,甚至可能暴露出一审程序中存在的若干问题。随着对审判质量控制的重视,法院在审判管理工作中开始重视

简介：近期，中日针对钓鱼岛等岛屿问题的摩擦不断并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因为双方均主张对其拥有主权。为收复中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管辖权和控制权，批驳“日本关于钓鱼岛等岛屿领有权的基本见解”的锚误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钓鱼岛等岛屿不是无主地，不能利用先占原则；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将其编入日本领土是无效的；钓鱼岛等岛屿不是琉球西南诸岛的一部分，而是台湾的附属岛屿；根据国际法，钓鱼岛等岛屿属于日本战败后应放弃并归还中国的领土；再从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看，钓鱼岛等岛屿是我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其拥有原始的权利。因此，中国对钓鱼岛等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必须收回对其的管辖权，并加以自由地利用和管理。这完全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及国际体系，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成果的捍卫。

简介：德国能源领域市场化改革始于1998年,至2005年改革初步告一段落。在这几年的实践中,德国对能源市场的监管模式选择在各个阶段存在不同的认识。与德国国内的思想认识相适应,从监管机构的变迁视角出发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卡特尔局的反垄断监管模式阶段、反垄断监管模式的修正阶段和事前管制与事后监管相结合的阶段。在该基础上通过对各个历史阶段的探究,德国能源市场化改革的来龙去脉得以展现。

简介：中国现行的制定法体系以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均没有确定习惯的法源地位,所以人民法院适用民间习惯的合法性不是很充分。一方面不承认习惯为法律,另一方面又用其判案,这是典型的"奥斯丁困境"。从规范分析的角度来看,习惯导入司法的依据仅存在于法官的审判权中。中国法官在个案中识别和适用习惯是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地方法院的审判委员会针对习惯的司法适用问题发布指导意见是中国司法惯常做法,这是一种司法习惯。法官根据指导意见识别和适用习惯,实际上是通过司法习惯给民间习惯打上法律的印记。由最高法院发布习惯的识别标准,而由基层法院识别习惯规则,这种分工可以在根本上摆脱"奥斯丁困境"。

简介：法学研究方法论的缺失导致法学研究者自身的学术产出之间不存在自我统一、一以贯之的研究路径,同时也导致有效学术论争的缺乏。原因在于传统法学研究者们争取法学话语存在空间的需要以及满足法学知识的受众需求。然而具备形塑法学研究方法论的自觉意识是法学研究者学术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它对于我国法学发展的主要作用体现在可以激发有效的学术论争并进而提高法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

简介：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日益加强深,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视为一项重要的消费者保护手段。由于与契约自由原则存在冲突,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在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行为经济学为消费者撤回权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在批判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有限理性理论解释了消费者撤回权与契约自由原则的冲突问题,也是消费者撤回权的重要根据所在。

简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案件案由的规定》已于2011年12月2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37次会议通过，自2012年2月15日起施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简介：当前,我国有的法院为使其司法裁判回应民意,在司法过程中出现了直接以政治化手段解决本应由司法手段解决的纠纷、不依据法理寻找和适用裁判规范、不依据法理阐明裁判理由等不讲法律和法理的问题。法理是确保司法裁判在法治框架内回应民意所不可或缺的手段。这一方面与依行政意志和常理回应民意具有局限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价值判断和词语技术方法密不可分。法官依据法理通过疏导、说服和鉴别、吸纳民意,以及通过寻找、解释或创制方法形成体现民意的裁判规范等方式,能使刚性的法律得以柔化,使司法真正发挥社会调节器的作用。然而,法理自身又具有专业性、主观性和争议性等有限性,对此我们应当通过修辞方法予以弥补。

简介：互联网的天生草根性打破了国家对话语权的垄断,民众依托于网络这一平台将对某一事件的评价汇聚成强大的网络民意以彰显个体力量。在人民利益至上的宗旨下,法院和法官深受网络民意的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法院和法官对网络民意的尊重和敬畏在很多时候其实是对刑事审判公正的主动追求,而并非是对网民的曲意逢迎。基于网络民意影响审判的客观现实,法院和法官必须打破封闭审判的传统思维,以＂坦然面对、谨慎回应、合理采用＂的心态与网络民意进行良性互动,并适时全面公开网络关注的热点案件,确保刑事判决经得起网民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

简介：一张看似普通的发票，其实有三大疑点。经过讯问，不但发现了党员干部违反禁令进入色情场所的违法行为，而且发现了地方官员和开发商勾结利用开发项目圈占国有土地、转手加价倒卖的线索，从而发现了一起涉嫌收受巨额贿赂的贪腐大案。

简介：美国法律没有“疑罪从无”这种说法，它所遵循的原则是“宁放一千，不错杀一个”。我们从前面介绍的辛普森案和凯西杀女案中已完全了解了美国法律中的这一著名证据规则，那就是“面条里只能有一只臭虫”。这一规则的寓意就是，任何人发现自己的面碗里有一只臭虫时，他绝不会再去寻找第二只，而是直接倒掉整碗面条。

简介：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完善首先是对司法人员、执法人员法律意识的培养，增强其人权、程序、法治意识，只有在打下坚实法律意识的基础上才能保证该程序的顺利实施。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第二个方面措施是对其自身内容的完善。通过前文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自身规定性内容的分析，本文最后提出应从非法证据的法律规定、非法证据证明标准的重新界定、赋予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裁判主体地位、延伸证人、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提出时限等四个大方面予以完善。除此之外本文还提出应对有关制度加以完善。对于外部制度的完善，本文提出应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即完善及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以及强化驻所检察官的监督职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