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当代青少年信仰宗教,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社会现象。对此,应该如何审视?审视之后,又应该采取何种对策?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本文认为,当代青少年信仰宗教,主要有三种途经:一是家庭影响,二是从众心理,三是真诚信仰。当代青少年信仰宗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主流意识的缺场和主流价值观的软弱,“一切向钱看”所导致的精神贫瘠和信仰危机以及逐渐恶化的社会生态环境,致使宗教所宣扬的那种超越精神、道德戒律和所践履的慈悲济世的生活方式,对正在成长的青少年充满了吸引力,这是客观原因。青少年信仰宗教,既有好奇心理的驱动,也有心理压力的宣泄;既有对精神家园的追求,也有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则是其主观因素。对青少年信仰宗教,本文认为,既不要大惊小怪,也不要惊慌失措,应该将其视为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正常现象。对青少年信仰宗教,应该:第一,不能视而不见,放任自流,而要积极引导青少年宗教信徒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第二,应深刻检讨青少年教育工作的滞后、失误乃至在位缺失;第三,最根本的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力改革青少年教育工作,从思路到方法,都要与时俱进,特别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净化社会环境,也就是说青少年教育工作必须与反腐倡廉相结合。
简介:青年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青年阶段,是人生最美好也是最重要的发展时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综合作用下的信仰形成的关键时期。当前,加强和改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坚持用"中国梦"最新教育成果武装青年,引导"80后、90后"的中国当代青年树立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首要的神圣价值观,对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时代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对"中国梦"的论述引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强烈共鸣和高度关注。中国梦教育是我国当代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将"中国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一项系统工程。
简介:中国是一个有多种宗教的国家。宗教问题常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问题相互交错,具有特殊复杂性。宗教工作关系到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于国于民意义重大,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理应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充分保障。因此,站在刑法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研究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的概念和犯罪构成,在司法认定中明确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并针对刑事立法中存在问题提出立法完善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1938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对于美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应冷静看待该项巨大成就,并对其引起的问题进行重新审视。20世纪中叶,由于联邦民事诉讼程序缺乏统一性,起草者们极力主张以律师为基础的对抗诉讼程序模式,起草者们深信'以律师为基础'的诉讼程序是相对公平的——律师负责向当事人提供信息、诉讼双方积极对抗,从而产生相对公平的判决——为此设计了一系列的规则以服务于对抗诉讼程序,如证据开示、诉讼合并、集团诉讼、放宽诉讼条件。到20世纪后叶,对抗诉讼程序的信仰深入人心。然而,起草者们忽略了对律师行为的约束以及双方诉讼资源的不平衡,而当时问题并不能解决,一方面对律师的约束仅限于道德谴责,另一方面法院及政府对缺乏诉讼资源的当事人拒绝提供补助。在这些问题出现的期间,多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模式相继涌现,特别是法院对和解的介入,尤以ADR程序及管理型裁判为代表。其日后的趋势是: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出现,使得裁判与其他决策程序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而此时,裁判程序逐渐被诉讼和解代替,成为纠纷解决的有效途径。然而,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中也会存在与裁判相类似的问题,并且纠纷解决的决策者所拥有的权力来源正当性也令人担忧。为此,应对和解规定作出重新的规定,一方面,法官应参与对法规的审查,另一方面,对和解的主体、来源正当性、应用范围以及标准作出明确的规定。所以,无论是对抗诉讼程序还是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如何对其中的决策程序进行合理的限制约束,是最根本而又最难解决的问题,应抵制将司法疲惫转化为使判决贬值的做法,但是不能提供不受约束的决策程序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