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对三个与现代民主政治发生学有关的问题做了一点宏观的探讨。首先,笔者认为基督教的兴起可能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发生有重大意义,理由是基督教作为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交融的产物,基督教使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在以往单一的'此世'取向之外增添了一种'他世'关怀,个人从此不再只是集体主义城邦政治的附属物,他同时也成了一个渴望个人灵魂得救的基督徒,这意味着古典古代漠视个人价值的传统终于被打破,意味着个人自由意识的初步觉醒,而以个人自由为首要前提的现代民主取代古典民主的历史进程,算来也应是由此开始的。其二,英法两国的现代民主创制试验各具特色,前者强调自由,后者尤重平等。笔者认为这一情况和两国绝对王权在历史中形成的不同特点有相当程度的关联,并着重从高等法院与王权的矛盾揭示了革命时代法国强烈的平等主义倾向的一个方面的起源。其三,美国革命的现代民主创制试验具有'原则民主'和'程序民主'并重的特色,所以才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经验。在笔者看来,美国民主的这一特色实际上体现了自由与平等这两大价值的一种比较成功的结合,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美国革命者综合吸收了当时英法政治文化的民主性精华的结果。
简介:本文首先对考据学的内涵作了界定,然后讨论清代考据学的分期和派别。作者认为前人关于清代学术或经学的分期、派别的意见,只能作为探讨清代考据学分期、派别的参考,而不能简单套用。关于分期,作者认为应分四期:第一期为清初期,包括顺、康两朝,特点是“汉宋兼采”。第二期为清中期,主要包括乾、嘉两朝,作为过渡,雍正朝亦可划入,此期为考据学高峰。第三期为清晚期,主要包括道光、咸丰、同治诸朝和光绪二十五年甲骨卜辞发现之前。此期的特点是经今文学重新兴起,倾向于经古文学的正统考据学的绝对优势受到挑战,其绝对地位亦受到冲击,但还只限于量的变化,而并不是质的衰落。第四期为清末,即光绪二十五年甲骨卜辞发现以后。甲骨卜辞和敦煌遗书等出土文献新资料的发现受到学者的重视,开始与传世文献结合进行研究(如孙诒让),使清代考据学走上了新的阶段,并且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对第三期的评价和第四期的划分,尤为本文新见。关于派别的划分,作者认为关于清初期浙东、浙西两派的划分无异义;分歧主要表现在中期,作者认为传统吴派、皖派、浙东学派的分法,适用于考据学,而扬州学派的划分颇多混乱,在考据学上尤其难以成立。根据本文提出的构成学派的三个条件来看,扬州学术实为皖派戴学之流衍,并没有多少创新,根本构不成一个独立的学派,特别是从考据学角度来看,尤其如此。所以,当如刘师培在皖派戴学之后附论扬州学术为妥。
简介:法国汉学曾为海外汉学之正宗。巴黎素有“汉学之都”的美誉。最早的学院派汉学研究的传统就是法国汉学大师雷慕沙(AbelRéusat)开创的。深厚的法兰西人文精神、严谨的中国乾嘉式考据方法和新颖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交相辉映,使得法国汉学独树一帜,占尽风流。百余年来,名家辈出,佳作纷呈。其影响曾广被欧美、东瀛,并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产生过一定的贡献。(参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虽然二战后,由于日美汉学的迅速崛起,法国汉学逐渐丧失了往日独占鳌头的地位,显得有些衰落,但仍是海外汉学的一个重镇。尤其是西域研究和敦煌学.他们仍有不可低估的实力。
简介:由于受到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与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清初朱子学在批判王学思想的负面作用的同时,也在吸收、借鉴其中的有益因素,以完善自身的思想体系。李光地作为清初朱子学融摄王学的突出代表,在理学心性论方面对朱、王两家的心性观作了调和,并提出“理即性”的重要命题,试图以性本体改造传统朱子学的理本体,使得作为本体的性与人的情感、意识等经验内容和感性因素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不再被理解为外在、异己的纯客观原则,进而主张“人欲非恶”,以此缓解天理与人欲、道心与人心之间的紧张和冲突。通过对李光地心性思想的具体分析,可以使我们较为清楚地了解清初朱子学融摄王学的原因、思路及其可能的实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