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海德格尔著作中的神深奥晦涩。透过对他的思想整体方向的把握,我们发现,在海德格尔这里,最后的神是救渡人出离"存在离弃状态"之困境的神,但他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上帝反倒是走向无神的虚无主义的起源。海德格尔敏锐地看到,近代以来人作为主体并未因脱离上帝而变得自由,反而精神贫困,无能于思考,无能于真理,人无根地生存。与此相对,海德格尔的神召唤人出离困境从而踏上返乡之途。这种神有自己的"面目"和出场方式,但他不是不缺乏任何存在的最高的存在者,甚至也不是存在自身。神不是神化的人,但人却从神获取尺度,成为"半神",在"家乡"中人共神同在。这种神是人确立自己的本质的必经之途和最短而最陡峭的路径。这种非神学的神打开了思考神性和人性的另一条路。
简介:这个关于中国北方某村庄竞争性选举的研究指出了两类矛盾:一类是村民与村干部的矛盾,另一类是村庄精英与寻求权力者的矛盾。村民与老村官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后者的腐败与管理不善,导致了集体财产被严重侵蚀和再分配的不公。而村民与新村官的矛盾则在于:后者无法解决老村官遗留下来的问题。这对矛盾不仅引发了民怨,同时也燃起了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精英分子之间的矛盾集中在对政治职务的竞争,由此导致了选举中以及之后政治派别和派系的形成,这已成为乡村政治一个显著的特征。对该村治理问题的调查表明:自由选举导致政治权力激进的再分配,因满足不了村民对集体财产重新公平分配的深层愿望,而无法令村民满意。
简介:在现存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手稿中,约有三分之二保存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荷兰)。这些手稿在抵达阿姆斯特丹之前,曾流落于西欧各地,并受到各种政治态势的影响。故事要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自身开始讲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出生于德国,尔后游历欧洲各地。1850年左右,他们才在英格兰定居。马克思被德国、法国和比利时驱逐后,来到了伦敦。恩格斯住在曼彻斯特,他的家人在那里有一家纺织工厂。1870年之前,马克思及其家人在伦敦经常搬家,经济窘迫。随后,恩格斯搬到伦敦,他抽出大部分时间和大量金钱,来支持卡尔·马克思。此后,马克思一家终于住进了一所体面的房子,马克思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来保存自己的著作和笔记,其中包括他多年来一直在欧洲多地转移迁徙时带着的文件。
简介:舍勒在晚期作品《唯心论与实在论》中,对狄尔泰关于"实在性"的讨论给出深刻回应,二者共同辩护了通过"反阻经验"(Widerstandserfahrung)来解释外部世界实在性的理论道路。不同于狄尔泰对属于人的意识经验的非直接的"反阻经验"的专注,舍勒把对实在性的讨论推进到存在论的论域,辩护狄尔泰拒绝的直接的"反阻经验"。作为对来自生命中心的冲动的反阻,"直接的反阻经验"是"实在"(Realsein)的根本。在舍勒看来,"实在"不只关涉到外部世界的实在,而是关于所有可能的存在领域的实在,是人的全部经验的根本性纬度。舍勒发展出来的这一理论,不但不是海德格尔所批评的对象性的在手经验的理论变形,而且还能与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形成某种竞争关系。
简介:反讽往往因与修辞相涉而被理解为某种语言表达方式,其形而上学的意蕴常被忽略。但事实上,反讽理论在其得以产生的原初形态中就与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进而延至现当代,反讽始终秉持着语言学意义上的修辞传统,但在其理论逻辑的衍化中却始终自享着与形上之思难以厘界的关联。在长时间遗忘苏格拉底反讽理论的哲学旨趣之后,德国早期浪漫派又再次赋予了反讽以哲学、美学、艺术与诗等规定相互交融的多重意义,而克尔凯郭尔以存在主义的视域超越了这一错综复杂的含混界定,他将反讽理解为人的生存境遇中的“立场”,这就将反讽提升至了纯粹的哲学层面。美国学者维塞尔虽无意承接克尔凯郭尔所规定的反讽的实践性,却在对马克思阶级理论别出心裁的阐释中将无产阶级视为反讽在现实世界中的肉身化,这成就了反讽由修辞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内在意蕴的提升过程。
简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政治哲学领域发起的一场革命是:它通过解构,构建了一种与传统的互惠和平等的道德原理完全不同的、非互惠的友爱和关心的道德原理,并把这一道德原理视为正义的基础。德里达认为,基于传统的互惠和平等的道德原理之上的传统的道德观并没有真正把人当作相异的个体性存在来看待,这也造成了基于互惠的平等观念之上的现代法律的困境。本文分析和评价了德里达的道德观,并指出了他的这一带有解构意图的道德观所具有的积极的建构性的意义。
简介: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生态的关切日益加深。本文立足中西方舆论对“中国模式”所作的正反两方面的表述,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若干主干价值和事实,对论题进行讨论。本文认为,漠视浸润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的、历史的、有意识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对“中国模式”的竞争性置评终无可能揭示事实的真相。通过对西方“主流”学术思想的批判,本文指出中国发展生态其实就是邓小平称谓的“自己的模式”,如果进一步挖掘对其“是者”的认知,中国发展生态未必就不能成为一种确保全面性、常规性的经济健康、社会和谐、政治民主、文化文明的趋于至善(或人类公认为善)的人类发展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