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双重难题,泰国也不例外。泰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思想领域的冲突、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根深蒂固和无处不在的腐败等等。在泰国政治中,战后初期(1945—1958年)是一个关键的转变阶段,从先前的威权宪政体制(1932—1947年)转变成此后的军事专制体制(1958—1973年)。20世纪50年代,学生在泰国国家政治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继而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与此同时,国民议会内所有政党之间的相互争斗被视为泰国政体的一个显著弊端,它很快便成为泰国政府被贴上"不稳定"标签的最明显原因。1932年往后,泰国有10余次政变和政变图谋,而1976年10月6日,军事政变是右翼势力合乎逻辑的一次最激烈反应,而此次政变针对的是三年前学生领导的、作为宪政高潮的"十月革命"。1976年的军事政变虽然结束了此前三年混乱的开放式政治实验,但其暴烈程度实属空前,政治意义异常重大。概而言之,20世纪60和70年代的学生、政党和以军人集团为首的右翼势力都以它们各自不同的行为,肇始了当代泰国政治不幸的动荡传统。笔者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详细访谈,展现当年一位参加过学生运动以及后来的反抗活动的人士的心路历程,了解他对泰国政治和泰国社会的一些看法,借以印证、补充或加强对泰国政治和泰国社会的分析和看法。
简介:在当代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中,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与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国家政权、国家制度的同构性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一体性决定政治安全(政权安全)之根本地位.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维护政权安全作为政治安全的核心问题和首要问题,而政权安全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执政安全的标准就是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绝对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仅是历史的选择,更来源于为人民谋幸福而集聚起的民心民意,执政安全决定于人民安全,即保障全体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不被侵蚀和破坏.因此,从根本上讲,当代中国政治安全的终极问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政治权利的安全.它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更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福祉休戚相关.
简介:南海问题涉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各类性质的海洋争端。包括“岛屿制度”和“历史性概念”,以及资源管理、军事活动和海洋科考、海洋环境保护等。《公约》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国际海洋法文件,为海洋治理提供了一个整体的法律框架。但近年来《公约》的某些缺陷日益凸显,有些法律条文存在模糊性,导致各国在解决海洋争端过程中必然会在适用法律制度的问题上产生矛盾,在南海问题上尤为如此。《公约》第三方强制解决机制在南海争端的核心问题——岛屿制度和历史性概念上发挥的作用有限,在资源管理、军事活动、海洋环保、海洋科考在内的诸多问题上可扮演关键角色。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在海洋领域的合作越来越多。在此背景下,《公约》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强制性的争端解决机制,不如说是海洋治理机制,为南海沿岸国的海洋治理实践提供指导。
简介:中国和日本都在实行某种总体上对于对方的战略“双轨”方针,一方面谋求在有限程度上改善关系,另一方面继续进行战略对峙和战略预防.中国需要进一步稳定目前的中日关系,继续缓解对抗,防止军事冲突,同时依靠缓解对抗来阻滞日本行进中的解禁集体自卫权进程.美韩两国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决定导致中国强烈愤怒,中韩关系随之急剧和显著地恶化.然而,争取和维持韩国对中国的基本或起码友善这个重大利益依然存在,它密切地关系到防止和制止朝鲜半岛成为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军事堡垒,因而中国对韩国要不将任何基本的事情“做绝”,尽可能不主动损伤中韩关系多年发展造就的每一项已有的重大成果.中国在朝鲜和朝鲜半岛问题上有六项很经久的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它们都对中国至关紧要,因而总的来说不能扬此抑彼,更不能舍彼取此.必须估计到,朝鲜问题上对中国总的来说有利的、基本和平地解决问题的时机早已过去,今后该问题的前途对中国来说都严重不祥.因而,从长远出发特别重要的是,对朝决不将任何基本的事情“做绝”,防止或阻止朝鲜持对华持久敌视态度;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容许美国和美韩同盟在军事上控制朝鲜半岛北部.
简介:自2011年以来,中东局势的剧变特别是“伊斯兰国”的兴起,吸引了数万名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奔赴伊拉克和叙利亚参与战事.随着“伊斯兰国”日渐溃败,此波规模空前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转移和回流,将对国际安全造成深远的影响.仅从这些人员个体性的角度,难以全面评估此类安全威胁.应在“伊斯兰国”全球战略布局、本土恐怖组织结合当地议题的发展与重组以及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活动网络的联结等三个层面对其进行研究.在这三个层面的表现中,俄罗斯和中亚地区面临着日趋严峻的安全风险.一是两地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规模庞大,而且大多成为“伊斯兰国”及其部分分支的主力,并在世界各地多次发动恐怖袭击;二是组织性较强,“伊斯兰国”的效忠组织及分支将成为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回流及恐怖活动的重要载体,特别是“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三是他们的转移和回流,不仅推动“圣战”萨拉菲主义等暴力极端主义的渗透,而且将提升俄罗斯及中亚恐怖主义的国际化水平.所以,如何增强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的反恐能力及合作水平,施行针对回流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改造政策,对于维护地区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
简介:本文聚焦2016年7月13日至28日美国全国性和地方媒体对于南海仲裁案的相关报道114篇,通过分析样本在呈现南海仲裁结果的过程中的媒介框架的运用,考察了其是如何在报道南海仲裁案中差异化地建构美、中两国的"我—他"国家身份。研究表明,美国通过将"自我"再现为"国际规则的维护者"、正义的"我者",扶正了本国在亚太区域的作为"霸权国"身份的合法性;同时通过负面化地将中国建构为"规则的破坏者"、危险/不确定的"他者",定义了中国作为区域秩序"挑战国"的身份。其中,美国媒体在建构"自我"与"他者"的两类国家身份建构方面有以下特点:一是凸显美国"霸权国"国家身份对现行秩序结构的建设性功能;二是建构中国这一新兴力量在观念意图上与国际现行主导性规范的对立性;三是强调东南亚盟友的弱国身份,强调"自我"作为区域平衡力量的重要性。在市场利益之外,美国媒体对于国际事件进行框架化报道也是国家行为体基于对于某种国际或国内构成性规范的认同,通过国际传播新闻框架来建构和强化规范共识的过程。
简介:"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成为事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大威胁。IS的产生既与中东地区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相联系,也与国际反恐怖斗争的困境相联系。美国是打击IS联盟的发起者和主导者。随着摩苏尔和拉卡的逐步"解放",IS将面临着覆灭。但恐怖主义威胁并不会消失。至此,国际社会反恐怖斗争将进入后IS时代。后IS时代,IS曾经所精心营造的"内线"与"外线"战略将全面发挥作用。但是美国并没有就后IS时代伊拉克和叙利亚根除恐怖主义威胁表明态度,也没有清晰的战略宣示。兰德公司在结合美国以往打击IS的实践基础上,系统梳理美国在打击IS时的不足,提出要根除IS的根源性问题,就要实施法制稳定战略。法制稳定战略认为要绝对消除恐怖主义是不现实的,要利用公民和组织强有力的自我约束来实现国家安全,军事力量仅仅是一个手段,而不是全部,重点在于营造一个有利于消除恐怖主义的环境。相比于以往美国以军事打击与民主改造为主要战略实施手段的模式,该战略更具综合性与开创性。但是该战略的提出仍是以维护美国核心利益为切入点,没有充分认识到该战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实施的潜在困难,也没有认识到美国中东利益与伊拉克、叙利亚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些不足在揭示美国打击IS战略困境的同时,也指明了其出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简介:特朗普政府的2017年国际安全战略和2018年国防战略规划了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构成美国的主要国家安全考虑.·两份文件都认为大国竞争中心位于印度一太平洋区域,中国试图在这里排斥美国成为头号强国,以实现区域霸权和最终的全球优势地位.·华盛顿与北京的地缘竞争对东南亚具有重大意味,包括:1、更复杂的安全环境,区域国家日益面临在中美之间做出无保留选择的局面.2、由于美国加强对中国的施压,北京以增加在南海人工岛屿的军事存在作为回应,导致南海局势再度紧张.3、美国强化推动与东南亚盟友和伙伴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抗衡中国在区域国家中的防务外交活动扩大.4、东盟团结进一步受压,因此也影响该组织在区域安全框架中的核心地位.
简介:2011年以来,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对埃及和突尼斯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该运动产生的各种研究议题中,参与过此次运动的民众对于该运动的评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以"革命者的失望"为视角对此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革命者的失望"这一变量反映了"革命联盟"在胜利后的分裂进程,是转型阶段中各种政治力量权力斗争、经济冲突与理念冲突的体现。以上三种类型的冲突可操作化为民主支持度、经济地位和政治伊斯兰等三个变量,并根据"阿拉伯民主晴雨表"的数据,对以上变量与"革命者的失望"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在突尼斯和埃及两国都出现了先前运动参与者对此运动发展的失望问题,不过,具体影响失望的变量在两国有所不同。在民主支持度上,虽然埃及和突尼斯民主支持度对参与者的失望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其方向完全相反。在经济地位上,突尼斯呈现出了显著的影响,但是埃及却没有出现显著的影响。在政治伊斯兰问题上,作者创新性地将政治伊斯兰分成政策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和政权伊斯兰等三个维度,并且发现三个维度的政治伊斯兰在埃及和突尼斯两国呈现的影响并不相同,反映了政治伊斯兰与"革命者失望"之间的微妙复杂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