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历经死敌-好友-伙伴-对手的多般变化。近年来，围绕着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美国在欧洲新建军事基地、欧洲常规力量部署以及能源领域的矛盾冲突，俄关欧三方关系复杂，尤其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各方的矛盾表现得更为明显。

简介：本文试探析欧盟地区发展政策与即将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CEECs)经济一体化关系的问题。本文认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的明显滞后，在完全经济一体化所要求的政策的调整和协调方面，与之前加入的其他国家相比，CEECs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挑战。在一体化的进程中，极有可能受到所谓的“不对称冲击”的影响。因而，欧盟地区发展政策可能成为一种政策工具被中东欧诸国家利用。但其目标不是地区经济收敛，而是重点扶持优势地区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首先，我们分析这些国家溶入欧洲经济的程度，然后探讨成功一体化的前提条件和地区发展政策的意义和作用，最后得出结论。

简介：日本早已在青少年中进行树立“皇国史观”的“爱国心”教育。现在右翼政治势力又力图将“爱国心”一词塞进《教育基本法》，使之法律化，与正在进行的修宪活动相呼应。日本的这一做法旨在对青少年进行旧日军国主义的道德观教育，从而从根本上影响日本的走向和未来。

简介：以稳定，安全和繁荣为主要目标的欧盟东扩是欧洲一体化当前发展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中东欧政治经济转轨国家在强烈的“回归欧洲”意识驱动下，纷纷申请加入欧盟，但是，东扩进程中，欧盟内部长久积存的问题，如机构体制和决策效率问题，有限的预算与利益分享不均等矛盾，将随着扩大而更加凸现，同样，中东欧国家能否达到欧盟提出的入盟标准以及加入后能否与原成员国在价值观，社会经济法律法规等方面完全聚合，这个问题还有待观察，事实上，欧盟成员国和申请国双方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经济，文化，宗教差异，需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协调和磨合过程，因此，无论欧盟想实现“大欧洲”梦想也好，还是候选国极力想成为“欧洲大家庭”中名副其实的一员也好，它们的期望与现实目前至少是有一定距离的。

简介：欧盟东扩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上的一件大事，中东欧的10个候选国将被纳入欧盟的范畴，这对于欧盟现有成员和中东欧国家本身都将产生巨大影响，从而使其对外贸易地理流向发生变化。本文从欧盟对外贸易在区域内外的分配和区域外部各国问的分配两个层面对影响贸易地理流向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简介：近五年来,中印边界地区领土争端问题既有缓和,也有紧张的局面.中国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不惹事,也不怕事”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重要理论.中印双方通过高层互访、经济合作、外交和谈、军事沟通、民间交流等形式深化了中印边界地区领土争端问题的危机管控机制.中国政府在应对“帐篷对峙”、“藏南演说”、“中国入侵论”等危机事件中较好地管控了中印边界地区领土争端危机,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

简介：机制外霸权的规则执行会引发潜在的冲突,而美国航行自由项目的军事行动宣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却不引发冲突,行动层面的自约束是降低冲突爆发可能的主要因素。沉没成本与文化内化使得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宣示形成了长期化的自维持,而常态化与长期化的航行自由项目可能为美国带来议程设置权,这一情形既有可能继续约束冲突的发生.也会侵蚀沿岸国的权益。

简介：南海争端涉及六国七方，美国本不属于该区域争端国，但作为域外最有影响力的大国，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作用举足轻重。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由最初的“消极中立”、“积极中立”到如今的“积极干预”，由“离岸制衡”逐渐向“危机管控”过渡，参与力度明显增强。但鉴于中国在南海区域的客观存在及中美在相关领域合作的需要，美国在南海问题上较为克制，现阶段美国的南海政策已发生变化，其走向将会成为今后中美南海战略博弈的重点。

简介：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更迭,尤其是权力转移,常常与（军事）冲突相伴.权力转移理论对此现象做出了分析,却没有提出解决之道.因此可以在大国协调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全新的非正式多边安全治理机制,以缓和目前全球权力更迭出现的紧张局势.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以共同的规范和程序为基础,通过建立合作框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避免了大国之间的战争.文章以现代大国协调机制为框架,探索管控未来权力更迭的可行性,并借此为权力转移理论补充了两点新内容：衰落霸权国对未来秩序的（不）满意情绪的重要性;以更广泛的大国多边合作框架,取代权力转移理论传统的双边“决斗”情势.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机制化的权力转移管控。

简介：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界对气候变化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即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与这种认知形成、加深相伴随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逐渐开始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其战略规划与日常实践.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安全政策中的气候因素不仅没有淡化或终结,相反,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强化的迹象.但是,这种强化趋势却出现了新的变化,并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突显出来：第一,军方对气候变化的侧重点从长期威胁转向近期威胁、从间接威胁转向直接威胁、从全球性灾难转向特定灾害.第二,军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从减排和适应并重转向侧重适应.支撑上述变化的不仅是基于现实的安全利益考量,也是美国决策者内部的矛盾及调和使然.未来,预计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进程仍将持续,但是,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是否会产生“外溢效应”,进而向上传递到联邦政府决策,仍旧取决于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