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庭审是程序正义的最完整形态。以庭审为中心的司法改革,核心要求就是保护被告人的对质权。对质权能促进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增强双方庭审的竞技性,使证据链条更稳固。完善对质权制度立法应凸显其作为基本人权层面的属性和功能,同时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例如继续健全证人出庭作证,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分流证人出庭需求,完善庭前会议制度等。

简介：为了促进诉讼程序,高效审理案件,德国《民事诉讼法》设立了独任准备法官制度为充实审理服务。由于和证据调查中的直接主义背道而驰,独任准备裁判的法官权限随之扩大,摇身一变为独任审判型法官。由于是否独任审判取决于合议庭的裁量,限制了独任审判制度的适用范围。面对诉讼案件激增,基本型独任审判法官应运而生以缓解法院日益不堪的审判重负。相较德国全方位扩大独任法官审理而言,我国独任审判制度适用范围狭窄,未能担纲审判第一线的重任,扩大独任审判的适用范围并将案件独任化乃是缓解审判负担、迅速解决纠纷的必由之路。

简介：证券市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对企业还是投资者都具有战略意义。随着证券市场规模的不断壮大、品种的迅速增多，证券欺诈现象屡见不鲜。我国以自然人为主力的投资者结构，决定了投资者个体与上市公司之问力量对比的悬殊，因此，在证券诉讼领域必须要加强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通过完善代表人诉讼形式，使投资者们能够相互助力，共同实现权益损害的民事救济。立足于我国证券诉讼制度的现状，分析其缺陷与不足，通过对美国证券集团诉讼的借鉴，提出完善我国证券诉讼制度的建议，希望通过逐步加强和完善对我国投资者的司法保护，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繁荣发展。

简介：治理时代,制度依然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以我国的治理制度变迁为研究主线,分析了我国治理制度变迁的内在驱动力和外在推动力。从规制、规范、文化认知三个维度对1978年至2013年我国治理制度变迁的历史演进做了描述。展望未来,我国治理制度变迁总体上将遵循渐进演变模式,在发展战略上需要在西方制度要素与我国既有制度要素的整合创新方面有所突破,此外,制度企业家的能动性发挥依然是我国治理制度变革的关键性要素。

简介：据新西兰中华新闻网报道,投资移民一直以来都是新西兰接纳移民的主要途径之一,但相比于技术移民和创业移民,投资移民无论是在要求还是审核上都更加繁琐。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新西兰,移民局经常处于高度繁忙效率低的状态。近期,新西兰移民部长表示,很有可能在11月份对投资移民制度作出改动,简化步骤,提高门槛。与技术移民和创业移民相比,投资移民需要申请者提供十年内的合法工作证明,即使换过工作也需要雇主进行证明,这增加了移民局很多工作量,

简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全面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对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政权力运行,保证公权力依法合规,公开透明,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具有重要作用。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厘清政府权力的边界,解决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杜绝行政人员不作为、乱作为或以权谋私等乱象,使权力得到有效监督,分门别类进行全面彻底梳理行政职权,逐项列明设定依据;对没有法定依据的行政职权应及时取消,依法逐条逐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查,使＂清单之外无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进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简介：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律师＂研讨会5月22日在京举行。来自中央政法机关、政法院校、研究机构、律师界和媒体的代表100余人参加了会议。最高人民法院李少平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孙谦副检察长、中国法学会张苏军副会长出席会议。此外,全国人大法工委、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

简介：关于我国追诉时效终止制度的溯及力问题,目前争议较大。本文首先对于聚讼焦点进行详细梳理,之后分别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刑法溯及力的适用范围、追诉时效终止制度的价值取向以及刑法第12条的立法原意出发,认为适用追诉时效终止制度应当体现＂从旧兼从轻＂这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本质要求,并且提出对刑法第12条的修改建议。

简介：2016年6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以下简称《民总草案》）。草案将民法中最为抽象的一般性规则予以规定，包括基本原则、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以及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就该草案第九章“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的规则，笔者认为仍有改进和完善之处，

简介：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是法史研究中的经典命题。20世纪30年代,陈顾远在氏著《中国法制史》中指出,中华法系区别于其他法系"一帙独树之特质"、"卓尔不群之精神"即在于受儒家思想浸润,第一次提出中国传统法律"儒家思想化"的课题。

简介：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建设必须符合＂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司法规律。同时,需要一套切实可行、高屋建瓴、协调一致的规则,以及全面的动态规制。没有对司法规律的准确认识,制定出的规则与规制行动就难以保证准确的方向;即使认识到了司法规律的本质,也有强大意愿,如果缺乏规制的行动力,再好的规则也会沦为＂纸上的法＂。＂规律·规则·规制＂是将以审判为中心的主观意识化为客观行动的递进过程,只有相互结合才能稳健、有效、可行,从而促进公、检、律与法院的联动改革,实现司法正当程序、做到严格司法、公正司法,在此基础上兼顾效率。

简介：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在新制度主义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不仅解释了“西方世界的兴起”，而且对我国改革开放也有广泛的适用性。改革开放是我国历史上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其变迁的原因与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改革开放面临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压力是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全面深化改革是改革进入攻坚期与深水区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中的制度变迁对于进一步推动改革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摆脱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路径依赖．不断推动制度的创新。

简介：2014年以来,我国的移动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已进入移动互联时代.不法分子利用移动互联网通过发布虚假信息的方式实施诈骗活动,给网民和互联网企业带来了巨大损失,严重威胁我国的互联网产业发展,其中的跨境信息诈骗更是具有隐蔽性强,打击难度大的特点.我国当前的法律制度对网络诈骗的规定仍存在网络诈骗界定不明、管辖原则规定不明、处罚力度不够等问题,因缺乏有关电子数据的可执行性规定,造成国际合作参与度低,需对网络诈骗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定,确定符合实际需求的管辖原则,对电子数据做出有操作性的规定,加强国际执法合作.

简介：日本全面实施的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内涵的界定、保护标准、个人信息流转的限制、监督以及违法处罚等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与此同时,还规范了特殊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这一法律的实施意味着日本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对个人信息强保护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对日本相关经验的参考能够为中国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方面提供新的借鉴.

简介：立法公开制度是2015年《立法法》修改的重要内容之一。这说明立法公开制度对提高立法质量的作用日益受到更多重视。除了《立法法》之外,各省市的地方性法规对立法公开制度完善也作出了积极贡献,在许多具体环节和具体措施方面走在了《立法法》的前面,起到了立法探索和立法实验的作用。总结《立法法》和地方立法实践中关于立法公开制度的新发展,对促进这项重要立法制度的不断成熟和完善,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简介：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话语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我们应当建立起我国的制度包括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掌握好中国政党制度话语权。在掌握好中国政党制度话语权上,制度自信是精神支柱,创新精神是力量源泉,理性思维是根本途径。

简介：在价值目标结构上,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正经历着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型,这深刻影响着刑事证据制度的规范结构转型。价值冲突与效率危机,是当前刑事证据制度转型中的核心问题。价值冲突具有多种表现形式,而且可能导致效率危机。这背后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理论和实务界对刑事证据制度价值目标结构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价值结构多元化本身的复杂性,诉讼实践中的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以及司法资源有限性带来的效率压力。破解刑事证据制度转型困局的思路是迈向技术化的实体真实主义,合理构建刑事证据能力规则体系,遏制案卷笔录中心主义,注意对价值冲突加以分化处置,以体现'核心司法'的理念。

简介：权力清单制度昭示着政府部门必须明确职责权限、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机制,以建立法治政府、有限政府、透明政府和有效政府为目标定位。权力清单制度的政策规制不但是约束行政主体行为的刚性依据,而且也是规制行政主体行为的强制性制度和行政外部监督的具体制度。权力清单制度的构成要件包括职权性行政主体、授权性行政主体和受委托组织,权责清单制度由特定的内容构成,已经公开的权力清单制度在理念与原则、清单依据、权力处置和职权体系等方面存在制约因素,需要从制度理念和建构实践两方面来完善。

简介：前苏联社会整合失效的主要原因是权力的垄断、意识形态的僵化以及制度权威的流失。特别是制度权威的流失，导致苏共党内个人崇拜盛行，权力高度集中，社会治理日益僵化和腐化，最终导致政治体系崩溃。透视前苏联社会政治生态的生长与演进，梳理前苏联社会整合失效的原因与背景，对于我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不断增强制度治理的自觉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借鉴价值。

简介：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将互联网技术与传统金融业务结合起来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在我国发展迅速。各类互联网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涌现,在提高社会资金运用效率的同时,也累积了诸多风险和安全隐患。如频见报端的P2P平台倒闭跑路、第三方支付平台客户资金被盗刷、互联网个人理财资金被骗等事件均为我国互联网金融安全敲响了警钟。鉴于互联网金融的特有风险及我国目前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的不足,我国应当从树立正确的监管理念、明确监管主体的分工与协作、制定统一技术标准、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及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等方面去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