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牛是传统农村社会最为重要的生产工具。因此,禁止任意宰杀耕牛也成为＂农民诸禁＂之一。尤其在合作化运动中,国家对农村中宰杀耕牛的现象更加敏感。而新中国成立以后黔南地区的第一次＂牯臓节＂恰巧就发生在合作化运动的1954到1956年,考虑到民族地区政策的特殊性和国家对民族地区的照顾,更使得民族地区的宰杀耕牛问题纷繁复杂。＂吃牯臓＂会造成粮食和生活用品的消耗,宰杀牯臓牛会破坏农村生产,这种有悖于国家＂爱国增产节约＂和合作化运动的行为肯定会受到来自外力的限制。为此,国家通过重塑乡村权力结构、引导小农理性思维,以及强大的政治性压力等策略和手段试图对＂吃牯臓＂进行治理。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