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确立了减租减息的基本土地政策，并在长期的政策实践中不断摸索，成功地在抗战后期找到了把政策变为现实的最佳方法，也就是“说理会”模式。“说理会”需要经历工作组和基层十部繁难的宣传和组织，并通过农民群众团体的具体安排才得以顺利举行。通过“说理”斗争，农民组织起来，保卫了自已的经济利益，提高丁自己的政治地位；中共培养了忠实于党的事业的基层骨干，从而大大提高了对农村的掌控能力。当然，“说理”斗争在局部地区或者某个时问阶段，不免有“左”的倾向和表现，但基本上得到较好的控制。
中共党史研究
2016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