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确立了减租减息的基本土地政策,并在长期的政策实践中不断摸索,成功地在抗战后期找到了把政策变为现实的最佳方法,也就是“说理会”模式。“说理会”需要经历工作组和基层十部繁难的宣传和组织,并通过农民群众团体的具体安排才得以顺利举行。通过“说理”斗争,农民组织起来,保卫了自已的经济利益,提高丁自己的政治地位;中共培养了忠实于党的事业的基层骨干,从而大大提高了对农村的掌控能力。当然,“说理”斗争在局部地区或者某个时问阶段,不免有“左”的倾向和表现,但基本上得到较好的控制。
中共党史研究
2016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