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中的隐喻现象研究

一、隐喻理论概述
（一）从修辞学角度
从修辞学角度隐喻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认为隐喻是一种比喻，一种修辞，着重探讨隐喻是如何创建的以及什么样的隐喻是卓有成效的。
（二）理查兹提出的互动论
互动论由理查兹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他将隐喻从传统的修辞术中解放出来，认为隐喻是两个共现概念之间的互动形式，从而产生隐喻意义。
（三）以Lakoff和Johnson为代表的隐喻观
20世纪80年代，莱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合作出版的Metaphors We Live By开辟了全新的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来研究隐喻的途径。他们认为隐喻是一个认知场映射到另一个认知场的过程。从此隐喻研究得到世界广泛关注，人们从隐喻结构，机制，作用，效力和认知本质等方面展开对隐喻的研究。
二、概念隐喻理论本质
概念是思维的形式，反映了事物的一般特点和本质属性。概念的形成源于人们从万事万物中抽象总结出来的特征。概念喻指的是隐喻形式表达出来的概念。在语言使用初期，第一批被创造和使用的词汇来自于具体事物。抽象的思维方式在具体事物中形成，人们开始利用这些词句表达抽象概念。因此，看似没有关系的事物却可以在认知过程中形成相似想象，也就是说在不同事物中找出它们的相似之处，概念隐喻源于万千相异事物的创造性思维。
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隐喻是跨越概念领域的映射。也就是说，我们把某一概念从一种语域/源域 (origin domain)映射到另一语域/目标域(target domain)后得到其它具体简单的概念的方式，来理解大多数的抽象概念。他们指出:“就我们经验的自然出现范围而言，许多方面都不能够被清楚描绘。尤其是人类情感，抽象概念，大脑活动方面。虽然其中大多数都直接经历，但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被完全理解。反之，我们必须通过其他实体和经验才能体会。”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概念隐喻和一般性隐喻是有很大差别的，概念隐喻的本质就是用一件事物去理解和经历另一件事物。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多产性，也就是一个概念隐喻可以派生出很多其它隐喻表达。例如:“人生是旅途”就是一个典型的概念隐喻。人生是目标域，旅途是源域。根据人们的经验，旅途有三个基本要素:目的地，与人相遇及充满喜悦和艰苦磨难的过程。当这三个方面跟“人生”映射到一起的时候，人们得到的隐喻意义是:“生命是一段旅途，人们所有的亨受与幸福只不过是生命路旁的旅社，供人们稍事休息，好让人们增添精力到达终点。
三、隐喻来源
隐喻是人类认知的工具，而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隐喻又是人类认知的结果。作为认知工具的隐喻的形成过程源于想象和联想;作为认知结果的隐喻则源于引用神话、寓言、典故与谚语。
（一）想象联想和理念
在认知新事物的过程中，想象和联想等思维方式反映到所使用的语言中，很大一部分表现为隐喻。换句话说，想象和联想等思维方式是隐喻性的，隐喻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中，存在于用一个认知领域对另一个认知领域进行概念化的认知方式中。通过想象、联想，人们能够很自然地在两种不同的认知域之间建立起一种映射关系，然后用一个认知域概念去映射另一个认知域概念，在本体和喻体之间创造出相似性，从而形成隐喻在实际语言中的应用。
（二）神话、寓言、典故和谚语
世人习惯援引神话、寓言、典故或谚语所说的事理来隐喻某个道理，这样不仅生动形象，而目更易于为人所理解。例如:(1)木马计(Trojan horse)。在西方，人们常用“特洛伊木马”这一神话传说来隐喻在敌方营垒里埋下伏兵里应外合的活动。(2)叶公好龙，典出汉刘向《新序?杂事》。人们常以此用来讽刺那些只是口头上说喜欢，言行却不一致的人。
此外，许多隐喻是引用寓言故事。如“酸葡萄心理”、“说谎的放羊娃”引自《伊索寓言》,“惊弓之鸟”、“亡羊补牢”、“画蛇添足”引自《钱国策》,“火中取栗”引用的是法国寓言家拉?封丹的寓言。包含典故和民间谚语的隐喻词语则更多。人们常常借用所熟知的典故和谚语作为喻体而形成隐喻。例如:(l)“解铃还需系铃人”，用于隐喻谁惹出来的事情，仍然由谁去解决。(2)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是以实实在在的本体(生活中的人)和它的喻体(文学作品中的诸葛亮)之间的相似性(有智慧)为基础而生成的隐喻。(3)“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比喻学习或做事就好像在逆水中行驶的船只，不努力就要退步。
四、透过隐喻的跨文化认知
从隐喻的来源可以看出，在每个隐喻背后都隐含着很强的民族文化特征。在隐喻的两要素：本体和喻体中，喻体作为隐喻中最富有文化色彩的部分，其运用必然受一定文化背景制约，不同民族在喻体选择上不尽相同，生活环境、价值观念、历史背景、宗教信仰等文化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喻体的选择和使用。以下通过对比汉英在喻体选择上的异同，把两种语言的隐喻表现的文化特征方面分为二种类型，即对应、部分不对应和不对应，以期寻找其共性和差异。
(一)汉英隐喻的对应
隐喻的对应关系是指两种语言的隐喻在喻体选择和表达意义上相一致，喻体和喻义基本吻合。隐喻对应关系也可称为隐喻的“文化重合现象”。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受同一自然规律制约，周围的自然界是基本相同的。这些普遍存在的客观事物会给人类留下相同或相似的印象，引起相同或相似的想象和联想，所以人类语言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隐喻共性。

以动物词语为例，汉英隐喻对动物的描述具有共性，例如，汉语和英语都以狐狸比喻“狡猾”，以蜗牛比喻“缓慢”。人类拥有相同的身体器官，有许多隐喻是有关身体器官的。如“面孔”是传情达意的最重要的部位，在人际关系中起关键作用，汉语和英语中存在着相同的有关“面孔”的隐喻，如lose face(丢脸)，sad face(悲伤的脸)。可见，汉语和英语中的确有一些等效隐喻。它们不但使用相同的事物作喻体，而目表达相同的意义，有的干脆源于同一出处。
(二)汉英隐喻的部分不对应
汉英隐喻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对应现象。从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的角度来说，其产生是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有其自身所特有的语言体系与建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语言心理、行为规范和文化传统，两种语言之间的语义完全对应现象是少见的，大多情况下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对应。汉英隐喻的部分不对应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种情况:
1.相同喻体，表达不同意义
如在对动物的隐喻中，汉英对同一种动物，其联想意义很多情况下是不相同的，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如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鸟)，英语关于狗的隐喻通常是褒义的，如work like a dog(拼命工作),a lucky dog(幸运儿)等。但汉语中狗的隐喻大多是贬义的，如狗腿子、走狗、狗仗人势等。这种差异可以从中、西两种文化对狗的认知方式的不同得到解释，在西方人看来，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是家庭的一员。又如，众所周知的“龙”，是一种虚构的动物，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有，但是汉语中的龙是一种尊贵的动物，被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如:“龙的传人”、“真龙天子”等。而在英语国家中，龙是一种邪恶的猛兽。
2.同一喻义，使用不同喻体
对同一意义的表达，各民族也会使用不同参照物作喻体，如对牛的隐喻，由于历史传统、地理环境、气候差异，东西方人对牛的观念存在着差别。汉语中把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人尊称为老黄牛，而英语中马(horse)才具有此种内涵。所以，要用英语表达“他真是条老黄牛”，应该是He is really a willing horse。又如，对于大部分西方人来说，狮了(lion)是百兽之王，享有很高的声誉，英国人甚至以狮作为自己国家的象征。而在中国文化单，狮了只是一种凶猛强悍的野兽，并无高贵尊严的喻义，倒是老虎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百兽之王经常会引起类似的联想。
3.表面结构相似的隐喻，表达不同意义
汉英中有一小部分隐喻只是在字面儿形象上近似，实际上表达不同的隐喻意义。比如child’s play和“儿戏”。表面上看，一者一字不差，但它们并不是对应关系的隐喻。child’s play的意思是非常容易做的事情，不太重要的事情，而汉语的“儿戏”则用来比喻对重要的工作或事情不负责、不认真。又如，high-hat (自命不凡的人)，不能望文生义地译为“高帽”(恭维的话)。good sailer(不晕船的人)，也不是汉语的“好舵手”(善于指明前进方向的人)的意思。
(三)汉英隐喻的不对应
汉英隐喻的不对应，是指一种语言中的隐喻很难或根本无法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对等的隐喻。其产生的根源在于不同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或观念，以及社会生活环境、思维方式的不同。
1.环境的因素
英语中有些词语的文化内涵在汉语中是没有的。例如，American Drean(美国梦)美国标榜的人人自由和机会均等，English disease(英国病—软骨病)。汉语中的许多隐喻词语在英语中也没有对应的文化内涵，如算盘、花轿等，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形象。
2.不同文化中神话、寓言、典故和谚语的来源
汉语中的成语故事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如出自《庄子·秋水》的成语“邯郸学步”，比喻生搬硬套，机械地模仿别人，不但学不到别人的长处，反而会把自己的优点和本领也丢掉。占希腊、罗马神话传说则在英语文化中留着深深烙印，例如the Trojan horse(木马计)、Archilleus hee1(致命弱点)、Pandora’s box(灾难、麻烦、祸害的根源)等。
3.宗教文化的不同
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汉英隐喻中的体现也有所不同。在汉语隐喻中，佛教文化得到了体现，如菩萨心肠、如来佛的掌心、木鱼脑袋、唐僧肉、僧多粥少等，都是极好的例证。基督教在英国影响很大，《圣经》对英语语言文化的发展有非同小可的作用，许多源于圣经的短语被引入了英语隐喻中，如Judas'kiss(不怀好意的行为)、the last supper(最后的晚餐),Noah’s ark(避难所)、the salt of the earth(社会中坚),handwriting on the wall(不祥之兆)等。
由上可见，在不同语言中，隐喻所使用的形象有些是共同的，人类的相同生理结构和共同体验决定了隐喻在不同文化中的共性特点;而有些是为某个民族所特有，喻体的选择受文化制约，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塑造了其喻化过程中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对应关系，由于它们的来源各不相同，所以表现出不同的文化面貌与习惯特征。由于语言和文化的不同，大多数隐喻在表现文化特征时，只是部分对应甚至根本不对应。语言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一旦进入交际环境，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对隐喻的准确理解，要求理解者具有一定的跨文化认知能力，从而适应在不同文化环境中进行有效交际的需要。所以，研究隐喻的意义来源和文化关系不但有利于更好地掌握语言，进行跨文化语言交际，而目有利于更好地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与差异，从而更好地认知文化的本质和特征。

五、结语
概念隐喻在语言中无处不在。因为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对隐喻的研究也是对人类思维机制的一种探索，是对语言在人类思维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比研究，我们发现中英文里概念隐喻具有相似性和差异性。概念隐喻是认知过程的基础，普遍存在于两种语言中。差异性是由不同的地理、文化、社会造成的，它形成了每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隐喻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是文化的反映。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隐喻概念的普遍运用说明了隐喻认知的普遍性和不同民族认知存在的共性;另一方面，由于受不同文化的影响，隐喻概念也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对概念隐喻的探索，将有利于对外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活动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促进交际活动的发展。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界项目2010lslktwx-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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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沈阳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