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实际汇率升值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1)

内容提要：人民币汇改是一次制度性的变革，在作实证分析时，不能用跨不同制度的数据来解释汇改后的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的月度数据和Johansen协整检验等计量分析方法，分别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如何影响中国对美出口和进口作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改善中关贸易收支平衡状况存在显著影响。

　　关键词：实际汇率，进出口，汇率制度改革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增长，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运行数据显示，2007年上半年，经常项目顺差为1629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8%。其中，货物贸易顺差再创历史新高，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货物贸易出口为5472亿美元，进口为4115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和18%，顺差为1357亿美元，增长70%。在与美国的贸易中，出口为1072亿美元，进口为333亿美元，顺差为739亿美元。在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之前，中美两国之间的历年贸易顺差就已经很大了，并有增加的趋势。2004年底，中国对美国出口为1249.42亿美元，进口为446.57亿美元，顺差达802.85亿美元。当时一些学者认为，人民币对美元长期被低估是造成中美之间长期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使人民币升值。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中美之间的顺差主要是由美国国内长期的消费政策所造成的，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够改善两国的贸易收支，而且还会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性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2005年的汇率制度改革就在一片争论声中开始了。由于汇改前后汇率制度的不一致，汇改后的数据样本又不足，因此在当时乃至后来一段时期，人民币升值能否改变中美贸易顺差这一问题无法从实证角度进行有效的论证，以至于争议一直存在。2007年底海关数据显示，中美贸易顺差开始出现下降的迹象，这种迹象能否变成明显的趋势以及到底人民币升值是否存在对中美贸易的显著影响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关注。

　　二、相关文献综述

　　传统的理论认为，在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时，本币汇率贬值将促进出口，抑制进口，从而改善国际收支逆差状况；本币汇率升值将抑制出口，增加进口，从而减缓国际收支顺差过大带来的压力。然而，近些年的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实际汇率与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有明显不同。Krugman和Baldwin(1987)对美国的实际汇率与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实际汇率贬值可以改善美国贸易收支。Wei(1999)基于1986—1996年月度数据使用协整分析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的贸易收支并不具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但短期贬值对贸易平衡有显著影响。Wilson(2000)基于1970—1996年度数据对韩国、美国和日本之间多边贸易进行研究，发现实际汇率对韩美和韩日之间的贸易收支没有显著的影响。

　　国内研究相关问题的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研究中国同其他所有国家之间汇率变动与贸易收支的关系，此类文献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的马歇尔—勒纳条件是否存在上。比如厉以宁(1991)对我国1970—1983年的数据分析得出，我国出口的需求弹性和进口的需求弹性分别为0.6871和0.0506，两者相加小于1，所以我国的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严重不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在中国并不存在。陈彪如(1992)运用1980、1989年的进出口价格指数与贸易量指数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我国的出口需求弹性和进口需求弹性分别为0.7241和0.3007，两者之和为1.0248，约等于1，因此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改善贸易收支的影响不大。卢向前、戴国强(2005)通过对1994—2003年人民币加权汇率(以中国与各国进出口总额为权重)波动与我国进出口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进出口两个方程中汇率系数的绝对值之和超过3.8，并提出马歇尔－勒纳条件在我国的进出口中存在。第二类文献是专门研究中国同美国之间汇率变动与贸易收支的关系的。如姚枝仲(2003)在分析美国财政预算和国际收支双赤字的现状和成因后，认为汇率因素并非影响美国贸易逆差的唯一主要因素。沈国兵(2005)通过分析1994—2002年的年度数据并运用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对1998—2003年的月度数据进行协整检验认为，中美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依靠人民币汇率变动来改善中美贸易收支平衡问题是不现实的。刘林奇(2007)通过对中美两国各自所提供的2001年1月—2007年2月月度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从中国的数据看，汇率变动不是净出口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从美国的数据看，汇率变动是净出口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综上所述，尽管研究汇率与进出口的文献很多，但存在如下情况：(1)很多文献都是用最小二乘法建立的简单线性回归模型，没有考虑数据的平稳性，更没有对数据进行动态分析，从而无法得出长期的相关关系是否存在的结论；(2)许多文献选用年度数据，这样不能反映长短期各自的影响效果；(3)部分文献研究的是名义汇率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很少有文献涉及实际汇率与贸易之间的关系；(4)很多数据样本区间跨越不同的汇率制度时期，用不同制度下的数据来论证其中任何一个制度下的问题都是缺乏说服力的。

　　另外，与其他文献不同的地方在于，本文专门研究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在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后是否受到实际汇率的影响。

　　三、模型、数据与研究方法

　　1.模型设定

　　从已有的研究文献看，许多都是在研究名义汇率与进出口之间的关系，即使在选择实际汇率作为研究变量的文献中，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一般可分为外部实际汇率和内部实际汇率，前者又可分为双边外部实际汇率和多边外部实际汇率。为了保持与对美国出口额数据的匹配性，笔者选定双边外部实际汇率来测算汇率的变动。选用的公式表示为：

　　RE=NE*P_f／P_d　　(1)

　　在(1)式中，RE表示实际汇率，NE表示用直接标价法的名义中间汇率，P_d表示本国的物价水平，P_f表示国外物价水平。

　　在国际经济学的框架下，两国模型中，本国产品的出口即外国对本国产品的需求EX，由贸易国的收入水平Y_f、国内物价水平P_d、贸易国物价水平P_f和名义汇率NE(直接标价法)等变量所决定。同理，本国的商品进口需求IM是本国收入水平Y_d、国内物价水平P_d、贸易国物价水平P_f和名义汇率NE(直接标价法)等变量的函数。用公式表示为：

　　EX=EX(Y_f，P_d，P_f，NE)　　(2)

　　IM=IM(Y_d，P_d，P_f，NE)　　(3)

　　若用相对价格来表示，并将(1)式分别代入(4)式、(5)式，可以转化为：

　　EX=EX(RE，Y_f)　　(4)

　　IM=IM(RE，Y_d)　　(5)

　　再对(4)、(5)式的两边取对数可以得到：

　　ln(EX)=α₀+α₁ln(RE)+α₂ln(Y_f)+μ₁　　(6)

　　ln(IM)=β₀+β₁ln(RE)+β₂ln(Y_d)+μ₂　　(7)

　　(6)、(7)式中，α₁和α₂分别表示实际汇率和贸易国国民收入对出口的敏感系数，β₁和β₂分别表示实际汇率和中国国民收入对进口的敏感系数，μ₁和μ₂都是随机误差项，且μ_i□N(0，σ²)，i=1，2。

　　2.数据选择

　　因为笔者研究的是汇率制度改革后实际汇率对中美贸易的影响，所以笔者选择2005年8月到2007年11月的数据。其中，关于中美两国的国民收入变量，由于中美都没有统计月度国民收入和GDP数据，所以选择中美两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作为替代变量。实际汇率由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中国和美国的CPI计算所得。名义汇率、中国和美国的CPI、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月度数据来源于EIU country data：https：//www.countrydata.bvdep.com／ip，进出口的月度数据来源于《海关统计》。为了消除异方差，所有的数据都换算成以2005年7月为基期的指数，然后取对数。

　　3.平稳性检验

　　出口增长率(lnEX)、进口增长率(1nIM)、实际汇率增长率(1nRE)、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率(1nY_f)、中国国民收入增长率(1nY_d)均为时间序列数据，为了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相关实证研究，首先需要对这些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笔者采用单位根ADF检验法，对各变量及其差分分别进行检验，表1为利用Eviews5软件得到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从表1中可以看出，各个时间序列的ADF统计量都大于各自1%的临界值水平，但其一阶差分的ADF统计量均小于各自1%的临界值水平，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单位根假设。因此，每个时间序列都为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

　　4.最优滞后阶数

　　在对两个方程进行协整检验时，必须通过LR值、FPE值、AIC值、SC值和HQ值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k。检验结果如表2和表3，其中打星号的数值对应于该准则的最优滞后阶数。由表2和表3可知，两个方程的最优滞后阶数均应为k=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