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3年7月3日,世界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第27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上一致通过,明十三陵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明十三陵建筑宏伟,具有非常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本文通过对十三陵中唯一开掘的皇陵——明神宗定陵的地宫布局设计的研究,想简单的探讨一下“事生如事死”的礼制观念和“天人合一”的“道”的观念在古代中国陵墓建筑设计特别是明代陵墓建筑中的影响。
关键词:定陵 朱翊钧 五室三隧 九重法宫
九宫格坟墓本是埋葬死者的地方,在原始社会初期,人死了只是随便掩埋而已,甚至有将其弃置不加掩埋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宗教迷信的产生,对死者的埋葬问题,逐渐发展成一件大事,今天世界上保存下来的许多重要文物古迹,不少就是坟墓的遗迹、遗物。如著名的埃及金字塔,就是四、五千年前奴隶主的陵墓。由于我国的历史连绵不断,封建社会的时间很长,历代帝王陵寝几乎遍布青山绿野,难以胜计。它的占地之广,建筑规模之大,达到了惊人程度。
我国古代的墓葬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特别是帝王级陵墓,因墓主社会地位至尊,以及当时推崇宗法礼治、追求墓葬防盗耐久、讲究风水择吉而葬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其不仅在建筑规模的宏大方面远胜人臣墓葬,而且更富于神秘莫测的特点。因此,古代的帝王陵墓不仅是当时墓葬的最高等级形式,而且也是当时政治制度、宫廷礼俗,以及建筑、艺术等方面的综合反映。
一、十三陵——中国的“帝王谷”
熟悉世界考古知识的人都知道,埃及尼罗河西岸的帝王谷是世界著名的皇家陵地,埋葬着古埃及自中王朝以后的60多个法老。殊不知,我国的明十三陵皇家陵园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规模、出土文物等等,都不逊色于它,而且在陵园布局设计上更胜一筹。
十三陵距北京约50公里,是明朝迁都北京后13位皇帝的陵墓。陵内除葬有十三位皇帝外,还葬有皇后23人,皇贵妃1人,以及数十名殉葬宫人。此外,陵区内还建有7座妃子墓和1座太监墓,以及为帝后谒陵服务的行宫、园囿等各式建筑。陵域周围则因山设险,在10个天然山口修建了城垣、拦马墙等军事防御工事。
明十三陵的领域面积达80余平方公里。巍巍燕山山脉自西北逶迤而来,在陵域周围形成了天然屏障。环山之内,使洪水冲刷而成的小盆地,山壑中的水流在平原中部交汇后曲折东去。绿树浓荫之中,一座座红墙黄瓦的陵园建筑金碧辉煌,坐落在东、西、北三面的山麓上。其中,长陵位于北面正中位置,余陵分列左右。整体布局庄严和谐,宾主分明,在青山绿水的掩映下,显得格外肃穆幽雅。
十三陵从建成到现在已有四、五百年了,是我国历代帝王陵寝建筑中保存得比较好的一处,而且建筑雄伟,体系完整,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了保护这一文物古迹,从解放初期就开始进行维修,并将十三陵作为全国重点文物加以保护。1957年,北京市政府公布十三陵为北京市第一批重点古建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十三陵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国务院公布八达岭——十三陵风景区为全国44个重点风景名胜保护区之一。1991年,十三陵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之一。1992年,十三陵被北京旅游世界之最评选委员会评为“是世界上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至2003年被世界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二、“五室三隧”的定陵玄宫
定陵是十三陵中唯一向世人开放地宫的陵墓,也是中国第一次主动发掘的皇帝陵。1955年10月,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部长茅盾、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以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等人联名上书国务院,请求发掘明成祖朱棣的陵墓——长陵。中国考古巨匠夏鼐先生明确表示反对,他与当时的文物局局长、著名文物收藏家、鉴赏家郑振铎一起陈述利弊,后来经过激烈的商讨和实地勘察,国务院决定以定陵为试点进行发掘而放弃长陵的发掘计划。目前,由于科技方面的原因,对十三陵各皇陵地宫的发掘问题只能是推迟,待有足够的文物现场保护能力之时再作决定。因此,对十三陵地宫的研究只能先从定陵着手。
定陵是明代后期万历皇帝的陵墓,修建于1584年,历时6年,耗银800万两才建成,30年后孝端王皇后和万历皇帝先后埋葬进定陵的地宫里。万历皇帝朱翊钧,是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史称明神宗,十岁登基,次年改元万历。万历四十八年(1629年)七月二十一日崩逝于崇德殿,享年五十八岁,十月三日葬于定陵,是明代享国最久的帝王,也是典型的荒淫怠惰之君。
在民间,在百姓中,皇陵因为其墓主人身份至尊的原因,往往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皇陵中的地宫更是一块遥不可及的禁地。在诸多文学作品中,凭借着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地宫更成了探险者们的乐园,有着数不尽的珠宝和难以预知的恐惧。据传说,当年夏鼐先生领导的考古小组在发掘定陵之时,就有一“神秘人物”在现场周围不时出现,自称祖上是参加定陵修建的工匠,有张宝图,据他说,万历爷墓道中有一条小河,墓道口处有一条小船,只有坐船才能到达墓室的尽头,沿河而下,河水流入一条万丈深沟,沟壁布满铁钉,而深沟的另一侧就是皇帝的墓室,灵柩就漂在一汪水上。这些话给墓室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考古不是文学,考古更不是传奇,这只是江湖骗子唬人的把戏,真实的地宫情况没有那么复杂。
其实,定陵玄宫(明代称地宫为“玄宫”或“玄寝”,墓主的梓宫所在,为陵寝建筑的核心部分)的建制可用“五室三隧”概括。
“五室”即玄宫的殿室共有五座组合而成。其中,后室又称后殿,为玄宫主室(明代文献称之为“皇堂”),平面做横向长方形。室内面宽30.1米,进深9.1米,顶高9.5米。顶部为横向的条石拱券,断面呈尖顶,两弧相交的“锅底券”形制。室内地面铺砌着打磨平整的正方形花斑石石板,里侧居中的部位设有宝座(棺床)一座,宝座之上铺砌同地面一样的花斑石,周围以汉白玉石镶边,做须弥座形。宝座中央部位留有左右长0.4米,前后宽0.2米的方孔,内实黄土,是风水术中所讲的“金井”。宝座上陈设着帝后的棺椁及随葬器物箱。神宗皇帝的棺材居中,覆金井之上,孝端、孝靖两后棺材分置左右。随葬器物箱多置宝座两端。
中室,又称中殿,位于后室之前。它与前,后,左,右四室相通,在五室中处于枢纽地位。室内平面作纵向长方形,面宽6米,进深32米,室顶高7.2米,为纵向的条石拱券结构。室内地面铺砌细料方砖。西部陈设着一帝二后的神座、五供和长明灯。神座,白石雕刻而成,制如帝后生前所用的御座。皇帝的靠背之上雕有四个龙头,背后雕一整龙,龙头伸向靠背前作戏珠状,靠背内侧,浮雕的宝珠两侧雕饰龙纹。两侧扶手之上也各雕龙头。扶手内外两侧及靠背的外侧则均雕云纹。皇后的神座式同皇帝神座,但靠背及扶手上各雕凤头,靠背内侧也雕饰凤纹,两扶手内侧则雕龙纹,其余部分同皇帝神座一样。五供均为黄色琉璃制品,帝后各一套,分置神座之前。每套各有香炉一个,烛台两个,花瓶两个,分置白石座上。还有长明灯,又称万年灯,均以高和口径为0.7米的青花云龙大瓷缸为灯具,上有“大明嘉靖年制”的题款。缸内储油,油面有铜制圆漂一个,内置灯芯。
前室又称前殿,平面亦做纵向长方形,顶高面宽尺度及起券形式、地面铺砖均同中室,不同的是进深为20米,且室内无任何陈设。
左右室,又称左右配殿或侧穴,对称的设于中室两侧。平面均做横向长方形,面宽各26米,进深各7米,顶高各7.4米,券顶同前、中、后三室。室内地面各铺青白石石板,里侧各设宝座(棺床)一座。宝座形制亦为白石须弥座镶边,长17.4米,宽3.7米,高0.4米。宝座上部平铺方砖,中部亦各设一金井。室内无陈设。
“三隧”,是指该玄宫共设有三条隧道,与前室相通的是主隧道。据发掘资料记载,这条隧道分为砖石两段。从宝城右侧的隧道门至明楼后这一段,为砖隧道。砖隧道的尽端终止于一道略呈弧形,有四层城砖砌成的矮墙。由矮墙往里,对着玄宫不远的地方为石隧道的起始处。石隧道的走向通往玄宫前殿,其两侧墙壁,除接近金刚墙部分用城砖垒砌外,均以花斑石砌成,且随着隧道的逐步加深,由一层最后递增至十七层之多。石隧道总长为40米,宽8米。
左右配殿的隧道,即宝城墙内侧石条上刻写的“左道”和“右道”,其全程走向虽因未经全面发掘而不能详知,但从已发掘的局部情况看,其与左右两室相接的部分情况与主隧道和前室相接之处的做法却基本相同:都有保护石门的砖券顶的“隧道券”,且隧道券的外侧都有横截于隧道之前的“金刚墙”。
三、十三陵与“九重法宫”
明十三陵中,长陵至昭陵九陵的玄宫未经发掘,情况还不十分清楚,但根据文献资料所记,可能和定陵一样,同属“五室三隧”之制。理由如下:
首先,陵寝制度的演进和发展与其他各种政治制度一样,都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恪守祖制”、“法先王”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定陵为明朝中后期的陵墓建筑,其玄宫制度自然应源自其先前九陵的玄宫制度,也就是说,九陵的玄宫制度应与定陵的大体相同,至少相去不远。
最重要的是定陵玄宫五室的布局采用的是一种九宫式的,亦即井田式的格局,与皇帝生前所居的皇宫内廷建筑布局颇为妙合。其中定陵玄宫的前、中、后三室尊居中路,与内廷建筑中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三座建筑的布局相合。左右配殿对称的分布在中室左右,又与对称于交泰殿东西两侧的东西六宫布局相合。定陵玄宫制度的这一特点无疑是我国古代丧葬制度的核心——“事死如事生”礼制观念的体现。而根据《明实录》等文献的记载,明长陵及明永陵等的玄宫制度也是按照明朝皇帝所居的皇帝内廷建筑布局进行规划、设计和建造的。有史料以下为证:
《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七记,嘉靖十五(1536)年五月,明世宗朱厚熜在讨论永陵的营建时,曾对辅臣李时、夏言等说:“寿宫规制宜逊避族陵(指长陵)节省财力,地中宫殿器物等旧仿九重法宫为止,工力甚巨,此皆虚文,且空洞不实,宜一切厘去不用。”但大臣们对世宗皇帝一心要仿造长陵建造寿宫的真正用意是心领神会的。于是,诸臣议奏:“皇上亲为卜兆,惓惓以避尊节财为谕,执谦虑远,臣等所当将顺,但恐过于贬损,无以称臣子尊崇之礼。其享殿、明楼、宝城,拟请量依长陵规制,其它地中宫殿等项,仍请稍存其制。”大臣们的意见得到了世宗皇帝的同意,传旨“俱如拟其未尽事宜,俟朕亲往决之”。从上述文字中不难看出,长陵的地下宫殿是仿造九重法宫建造的。永陵的建造,大臣们的建议虽称“稍存其制”实则是一种文饰之词,真正的意图却是仍仿九重法宫建造。
那么什么是九重法宫呢?
“法宫”一词见于《前汉书 晁错传》:“臣闻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处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魏人如淳谓:“法宫,路寝正殿也。”又,清经学家惠栋在《明堂大道录》中则又称:“明堂天法,故曰法宫。”可见古代法宫最初所指是帝王日常所居的宫室建筑路寝,或天子朝诸侯,享上帝,临朔布政的礼制性建筑明堂。
明朝时的法宫,根据明代文献记载,可指皇帝日常所居的乾清宫,
也可指皇帝内廷或整个皇宫建筑。如,《明臣奏议》卷十三辑正德九年(1514年)张原《时政疏》由这样的话:“伏望陛下念祖宗付托之重,思天下仰赖之广,体圣贤善治之言,尊皇祖垂世之训,身居法宫,尊严简出……。”这里的法宫是概指整个皇宫建筑。又,《明神宗实录》卷二九五记万历二十四年(1596)乾清、坤宁二宫悉被火灾……而法宫严寝一时灰烬。“则这里的法宫有泛指皇宫内廷建筑或乾清宫。而前所述定陵玄宫五室的布局与皇宫内廷建筑布局的妙合关系,正是定陵玄宫遵从长、永等陵祖制仿明代九重法宫建造的有利诠释。
四、九宫图与玄宫设计
明代的九重法宫乃至地下玄宫之所以会采用具备前、中、后、左、右五个方位的殿室格局进行规划和设计,是有着十分渊源的历史文化源流的。
因为如果我们把具备这五个方位的建筑群绘制成平面图,将他们放在网格之中,就会发现他们所构成的图案原来正是在我国起源甚古,并曾被赋予了各种神秘观念的“九宫”图案。
“九宫”图案,即今人所称的“九宫格”,由纵横各为“三”数的方形网格组成。早在奴隶社会的殷周时代,就已是人们心目中一种极为神圣的图式。尽管那时“九宫”这种名称还没有出现,但“大而分周,小而井田,莫不以九为则”却已是史家公认的史实。存世的先秦著作中,记有九畿[1]、九野[2]、明堂九室[3]、以及“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4]等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一系列以九宫图式为基础的布局图案就是最鲜明的例证。先秦著作之一的《易纬乾凿度》则进而将这一图式加以神化,并赋予其一定的数理及哲学含义,于是这一图式又与古人心目中的宇宙运行规律(包括事物发展规律),亦即“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该书认为在《易经》中,天地阴阳之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相合等于十五的发展变化关系(郑玄注《易》,五为天数,十为地数,合为十五。又,老阳数九,老阴数六,少阳数七,少阴数八?老少阴阳相合亦各为十五,)是“道”亦即宇宙规律的体现。所以,太一神(又作太乙神,天地之别称,为天神中最尊者)“取其数以行九宫”,留下了以九一三七为四方,二四六八为四隅,五为中宫,经纬四隅,交络相值,均得十五的“太一九宫图”。此图中宫为太一神所居,余八宫为八卦神所居,于是九宫图式又以神话的方式被赋予了古代哲学观念中的“八卦”含义。地上的皇宫模式仿照天上的“太乙宫”而建,这就是追求“天人合一”观念的一种表现吧。
此外,后世儒家绘制的河图洛书也是以九宫图式为基础的图案。
河图洛书,见载于《尚书 顾命》、《论语》、《礼记 礼运》、《易 系辞》等先秦文献中,是古代传说中的天赐神物。汉朝时的儒家多用他们解释《周易》八卦和《洪范》九畴的起源。认为伏羲氏时有龙马出于黄河,背负河图,于是伏羲氏据图画成了八卦;大禹时有神龟出于洛水,背负洛书,禹因此第之以成九类,即《洪范》中的九畴。还有些儒家认为河图洛书同出自伏羲氏时。总之,说法不一,亦无图样传世。
到了宋朝,儒家们始考据出如下两种有关河图洛书的图案:一种,据《大戴礼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将从一至九的九个数字(奇数用白点表示,偶数用墨点表示)按“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位于中”的方式排列,式同太一九宫图;另一种据《易?系辞》天地五十有五之数将从一至十的十个数字(同样以黑白点表示)按照“六一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右,四九居左,五十居中”的方式排列,融入了哲学中的“五行”含义。
这两种图式,儒家们有的以九为洛书,十为河图,也有的以十为洛书,九为河图,说法不一。但就图案的构成而言,却均未能脱离九宫图案的模式,只不过从一到十的图案只是占据于九宫中四正及中央五个方向之宫罢了。
九宫图式的运用在我国古代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其图案所蕴含的内容又如此神秘,可见,力主尊儒复礼的明朝统治者将它奉若圭臬,以它作为皇城,皇室,乃至陵寝等重要形制亦为白石须弥座镶边,长17.4米,宽3.7米,高0.4米。宝座上部平铺方砖,中部亦各设一金井。室内无陈设。
“三隧”,是指该玄宫共设有三条隧道,与前室相通的是主隧道。据发掘资料记载,这条隧道分为砖石两段。从宝城右侧的隧道门至明楼后这一段,为砖隧道。砖隧道的尽端终止于一道略呈弧形,有四层城砖砌成的矮墙。由矮墙往里,对着玄宫不远的地方为石隧道的起始处。石隧道的走向通往玄宫前殿,其两侧墙壁,除接近金刚墙部分用城砖垒砌外,均以花斑石砌成,且随着隧道的逐步加深,由一层最后递增至十七层之多。石隧道总长为40米,宽8米。
左右配殿的隧道,即宝城墙内侧石条上刻写的“左道”和“右道”,其全程走向虽因未经全面发掘而不能详知,但从已发掘的局部情况看,其与左右两室相接的部分情况与主隧道和前室相接之处的做法却基本相同:都有保护石门的砖券顶的“隧道券”,且隧道券的外侧都有横截于隧道之前的“金刚墙”。
三、十三陵与“九重法宫”
明十三陵中,长陵至昭陵九陵的玄宫未经发掘,情况还不十分清楚,但根据文献资料所记,可能和定陵一样,同属“五室三隧”之制。理由如下:
首先,陵寝制度的演进和发展与其他各种政治制度一样,都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恪守祖制”、“法先王”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定陵为明朝中后期的陵墓建筑,其玄宫制度自然应源自其先前九陵的玄宫制度,也就是说,九陵的玄宫制度应与定陵的大体相同,至少相去不远。
最重要的是定陵玄宫五室的布局采用的是一种九宫式的,亦即井田式的格局,与皇帝生前所居的皇宫内廷建筑布局颇为妙合。其中定陵玄宫的前、中、后三室尊居中路,与内廷建筑中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三座建筑的布局相合。左右配殿对称的分布在中室左右,又与对称于交泰殿东西两侧的东西六宫布局相合。定陵玄宫制度的这一特点无疑是我国古代丧葬制度的核心——“事死如事生”礼制观念的体现。而根据《明实录》等文献的记载,明长陵及明永陵等的玄宫制度也是按照明朝皇帝所居的皇帝内廷建筑布局进行规划、设计和建造的。有史料以下为证:
《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七记,嘉靖十五(1536)年五月,明世宗朱厚熜在讨论永陵的营建时,曾对辅臣李时、夏言等说:“寿宫规制宜逊避族陵(指长陵)节省财力,地中宫殿器物等旧仿九重法宫为止,工力甚巨,此皆虚文,且空洞不实,宜一切厘去不用。”但大臣们对世宗皇帝一心要仿造长陵建造寿宫的真正用意是心领神会的。于是,诸臣议奏:“皇上亲为卜兆,惓惓以避尊节财为谕,执谦虑远,臣等所当将顺,但恐过于贬损,无以称臣子尊崇之礼。其享殿、明楼、宝城,拟请量依长陵规制,其它地中宫殿等项,仍请稍存其制。”大臣们的意见得到了世宗皇帝的同意,传旨“俱如拟其未尽事宜,俟朕亲往决之”。从上述文字中不难看出,长陵的地下宫殿是仿造九重法宫建造的。永陵的建造,大臣们的建议虽称“稍存其制”实则是一种文饰之词,真正的意图却是仍仿九重法宫建造。
那么什么是九重法宫呢?
“法宫”一词见于《前汉书 晁错传》:“臣闻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处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魏人如淳谓:“法宫,路寝正殿也。”又,清经学家惠栋在《明堂大道录》中则又称:“明堂天法,故曰法宫。”可见古代法宫最初所指是帝王日常所居的宫室建筑路寝,或天子朝诸侯,享上帝,临朔布政的礼制性建筑明堂。
明朝时的法宫,根据明代文献记载,可指皇帝日常所居的乾清宫,
也可指皇帝内廷或整个皇宫建筑。如,《明臣奏议》卷十三辑正德九年(1514年)张原《时政疏》由这样的话:“伏望陛下念祖宗付托之重,思天下仰赖之广,体圣贤善治之言,尊皇祖垂世之训,身居法宫,尊严简出……。”这里的法宫是概指整个皇宫建筑。又,《明神宗实录》卷二九五记万历二十四年(1596)乾清、坤宁二宫悉被火灾……而法宫严寝一时灰烬。“则这里的法宫有泛指皇宫内廷建筑或乾清宫。而前所述定陵玄宫五室的布局与皇宫内廷建筑布局的妙合关系,正是定陵玄宫遵从长、永等陵祖制仿明代九重法宫建造的有利诠释。
四、九宫图与玄宫设计
明代的九重法宫乃至地下玄宫之所以会采用具备前、中、后、左、右五个方位的殿室格局进行规划和设计,是有着十分渊源的历史文化源流的。
因为如果我们把具备这五个方位的建筑群绘制成平面图,将他们放在网格之中,就会发现他们所构成的图案原来正是在我国起源甚古,并曾被赋予了各种神秘观念的“九宫”图案。
“九宫”图案,即今人所称的“九宫格”,由纵横各为“三”数的方形网格组成。早在奴隶社会的殷周时代,就已是人们心目中一种极为神圣的图式。尽管那时“九宫”这种名称还没有出现,但“大而分周,小而井田,莫不以九为则”却已是史家公认的史实。存世的先秦著作中,记有九畿[1]、九野[2]、明堂九室[3]、以及“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4]等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一系列以九宫图式为基础的布局图案就是最鲜明的例证。先秦著作之一的《易纬乾凿度》则进而将这一图式加以神化,并赋予其一定的数理及哲学含义,于是这一图式又与古人心目中的宇宙运行规律(包括事物发展规律),亦即“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该书认为在《易经》中,天地阴阳之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相合等于十五的发展变化关系(郑玄注《易》,五为天数,十为地数,合为十五。又,老阳数九,老阴数六,少阳数七,少阴数八?老少阴阳相合亦各为十五,)是“道”亦即宇宙规律的体现。所以,太一神(又作太乙神,天地之别称,为天神中最尊者)“取其数以行九宫”,留下了以九一三七为四方,二四六八为四隅,五为中宫,经纬四隅,交络相值,均得十五的“太一九宫图”。此图中宫为太一神所居,余八宫为八卦神所居,于是九宫图式又以神话的方式被赋予了古代哲学观念中的“八卦”含义。地上的皇宫模式仿照天上的“太乙宫”而建,这就是追求“天人合一”观念的一种表现吧。
此外,后世儒家绘制的河图洛书也是以九宫图式为基础的图案。
河图洛书,见载于《尚书 顾命》、《论语》、《礼记 礼运》、《易 系辞》等先秦文献中,是古代传说中的天赐神物。汉朝时的儒家多用他们解释《周易》八卦和《洪范》九畴的起源。认为伏羲氏时有龙马出于黄河,背负河图,于是伏羲氏据图画成了八卦;大禹时有神龟出于洛水,背负洛书,禹因此第之以成九类,即《洪范》中的九畴。还有些儒家认为河图洛书同出自伏羲氏时。总之,说法不一,亦无图样传世。
到了宋朝,儒家们始考据出如下两种有关河图洛书的图案:一种,据《大戴礼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将从一至九的九个数字(奇数用白点表示,偶数用墨点表示)按“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位于中”的方式排列,式同太一九宫图;另一种据《易?系辞》天地五十有五之数将从一至十的十个数字(同样以黑白点表示)按照“六一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右,四九居左,五十居中”的方式排列,融入了哲学中的“五行”含义。
这两种图式,儒家们有的以九为洛书,十为河图,也有的以十为洛书,九为河图,说法不一。但就图案的构成而言,却均未能脱离九宫图案的模式,只不过从一到十的图案只是占据于九宫中四正及中央五个方向之宫罢了。
九宫图式的运用在我国古代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其图案所蕴含的内容又如此神秘,可见,力主尊儒复礼的明朝统治者将它奉若圭臬,以它作为皇城,皇室,乃至陵寝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