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与中国前途——兼评李登辉《台湾的主张》2

四、台湾问题所折射出的美国对华战略 　　

　　台湾问题的出现和升级，不只是与台湾相联系的孤立现象；台海军事冲突一旦发生，也不仅仅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单向冲突。它是苏联解体后，美国及其亚太盟国对华遏制战略走向最后收缩阶段的前兆，是中国东部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的前锋云系。

　　我们知道， 20 世纪美国外交策略是 19 世纪英国外交策略和马汉海权学说及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其要点是：用不断制造小国、特别是海上岛屿小国的方法，确保海上运输线和地缘及资源关键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就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对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现为对世界资源的控制。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打乱了美国及其盟国针对苏联建立的全球战略布署，世界暂时进入无序状态。但到 90 年代中期，美国及其盟国开始把中国作为遏制对象，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接触与遏制”政策（实际上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外交政策的延续）呈现雏型。 90 年代末，以波捷匈加入北约、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对南斯拉夫的胜利、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新修订及日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制设想开始启动为标志的对俄国、中国呈两翼合围势态的战略布局已大体成型。目前这种合围进程并没有因新世纪的到来而放松，相反它正趁俄国衰弱和中国羽毛未丰之际，日益加紧。而要达此目标，根椐美国对付前苏联及前南斯拉夫联邦的经验，一旦条件成熟，以某种形式有限地（一个过于分裂的中国对他们也不利）肢解中国将是美国及其盟国不会放弃的选择。从控制欧洲的经验中，美国清楚，在亚洲实现均势战略，即让日本、中国、俄国及印度等国在均势中相互制衡的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这种思想已在尼克松时期为美国政府提出并付诸实施，在下世纪还将继续坚持。美国从自己的建国经验中知道，国家强大的首要基础是拥有广大的版图，而阻止一国崛起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所操纵。二战后，西方用这种办法肢解了德国，英国用这种办法削弱了本可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印度； 20 世纪末，西方又用同样方法促成了强大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解体；到下世纪，在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就会把目标指向即将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的）分裂中彻底失去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机会。

　　目前摆在我们眼前的这场国际政治斗争，实质是经济已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南方国家，为维护自身应有的发展权，与北方国家限制和剥夺这些南方国家发展权之间的斗争。所谓“霸权”，其要害是发达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发展的垄断权。国家经济存在着生存性和发展性两种形态，前者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没有适当的将社会财富转化为资本的机制，因而生存权是与这类国家安全问题相联系的基本概念。每当生产力发展超出生存的界限时，社会就会产生无效消费即腐化现象，接踵而至的便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式的社会动乱。一部中国古代史，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历史。后一种是市场经济，这是一种可以把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的社会财富高度资本化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国家的发展权是与国家安全相联系的基本概念。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以及为保持发展速度所必需的海外市场和资源是其存在的“硬道理”。每当这种经济发展动力受到海内外市场及资源条件限制，并使其被迫减速或向生存形态的自然经济回归时，也会出现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市场经济是集权政治进入民主政治的第一站。但纵观当今民主政治发展程度高的大国，都是实现了对海外市场和资源强力（有时是暴力）垄断和控制、从而保证海外高额利润大量向本国回流的国家。近代史上，英国资本深入欧洲大陆造成法国农业过早解体和随之而来的法国大革命（资本全球化的最初结果），拿破仑深知这场革命产生的经济原因， [25] 他将英国资本用暴力挤出欧洲大陆的同时，也用暴力将欧洲的封建堡垒摧毁。他强力将欧洲的农奴转变为自由农民，为脆弱的法国资本创造了有利于自己的市场条件。拿破仑之后，法国经济从英国资本的外围地区进入中心地区，成为资本全球化最初进程中继英国之后新的一极。法国之后，德、美、日等国家都通过强力最终挤入世界霸权行列。

　　与历史上法国、美国、日本等国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之初面临的形势一样，今天的中国也面临着维护自身发展权的斗争。对刚进入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来说，发展权意味着对国际市场和资源储备与北方国家要有平等和自由的贸易权；而保障这一权利的关键是平等地享用国际海空航线。恰恰就在这一关键点上，西方霸权国家才露出了早年海盗的面目；也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与大多数南方国家一样，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国家产生了矛盾。

　　中国自 80 年代起，已开始了国家经济从自然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不管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但就其对海外市场和资源的需求上，都是一样的。今天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外经济，以及保护这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海上军事力量的存在水平。

　　台湾和南沙地区是中国领土，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中国实现其制海权的关键领土。台湾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最直接的门户，是日本南下必经之途。控制一个与中国分离的台湾，美国就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慑东盟，西可堵截中国；而动摇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地位，就可使中国失去最接近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基地，从而进一步失去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一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战略要地的天然控制力。从美国的亚太地缘政治需求看，使台湾、南沙群岛继而西藏地区与中国事实分裂，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称霸世界的长远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与西方国家的斗争，不仅仅是中国为维护自身主权的斗争，同时它还是中国为维护自身发展权的斗争。发展，对当代中国来说，已具有生死存亡的意义。亦正因如此，美国才在中国东部拉起从日本到南中国海的意在封锁中国最低限度制海权的岛屿链条。值得注意的是，位于这条链锁各主要环节上的国家和地区与美国的关系，从去年起正迅速向准军事同盟方向全面推进。

　　 1999 年 4 月 27 日，日本众议院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三个相关法案：《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 5 月 24 日，日本国会正式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强调只要日本认为周边“事态”对“日本的和平安全构成重要影响”，就全力与美国合作； 7 月 27 日，日本防卫厅年度报告强调日本的自卫权，甚至包括先发制人的“自卫权”。 8 月 3 日，日本众院安全保障委员会一致通过将到钓鱼岛考察，预定在岛上升起太阳旗。这一行动不仅得到自民、自由两党的赞同，而且得到日本共产党等各在野党的原则同意。 8 月 9 日，参院正式通过国旗国歌法，把象征日本侵略亚洲历史的“日之丸”和“君之代”作为国旗和国歌。小渊首相就制定国旗国歌法的动机再三强调说 , 这是对 20 世纪的“总决算”。 8 月 15 日，小渊内阁九名成员参拜靖国神社。目前日本正在竭力创造条件以实现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1999 年 2 月，菲美两国政府签署《来访部队协议》 , 协议规定：一方遭到侵略，另一方有义务帮助抵抗侵略。 11 月 5 日，菲政府指责中国在美济礁“扩建军事设施”； 29 日，菲军方在南沙海域扣留中国 20 名渔民和六条渔船。今年 5 月 3 日，菲参院就是否批准《来访部队协议》进行辨论； 17 日，菲总统接受美联社专访时，敦促菲参院批准《来访部队协议》，并称美在菲驻军“对于遏制咄咄逼人的中国非常必要”； 22 日，菲海军巡逻艇追击并撞沉中国渔船。 27 日，菲律宾参议院批准了菲美两国签署的《来访部队协议》。曾担任过菲国防部长的参议员恩里莱妄称中国“明确无误”地制定了一个针对菲律宾的“侵略步骤”，菲美军事联盟是菲在“需要时”能靠得住的“唯一现实的”选择。 7 月 27 日，也就在台湾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出台不久，菲海军再次撞沉中国渔船。 8 月 21 日，菲律宾政府扩大了拟议中的修宪计划，准备将菲律宾对中国南沙群岛的要求纳入宪法。

　　台湾当局的分裂活动及日本、菲律宾针对中国主权的挑衅行动，得到了美国某些反华政客的默认和支持。

　　今年 3 月，美国国防部提出《台湾安全形势》报告，称大陆威胁台湾安全。 3 月 24 日，美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和参议员托里切利提出《强化台湾安全法》。 4 月 12 日，美参议院通过两项支持台湾的决议案：主张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应有适当而有意义的参与”；在《台湾关系法》立法届满 20 周年之际重申美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5 月 8 日，美国为首的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使馆； 18 日，美众院共和党督导迪莱继参院之后也提出《强化台湾安全法》法案，该法案授权总统出售台湾希望采购的如战区导弹防御设备和相关器材、早期预警资讯和 AIM － 120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先进战机、空中预警机以及防空设备及柴油动力潜艇、空中反潜系统、宙斯盾驱逐舰等海上反导弹系统及海防联系的通讯系统。在李登辉发表《台湾的主张》后不久，美国众院特委会公布“考克斯报告”，掀起“妖魔化”中国的浪潮。 7 月，李登辉抛出“特殊的两国论”，向国际社会亮出“台独”底牌，美国总统克林顿 7 月 18 日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通话再次表示坚持“一个国”的立场，但克林顿始终没有说明他所坚持的“一个中国”是基于中国政府的解释还是台湾当局的解释。 8 月 10 日，以美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尔曼为首的美众院两党议员在结束访台前发表书面声明：强烈支持李登辉表达台湾对于两岸关系看法；认为“两岸应以平等的地位进行对话”；美国“对中国大陆在‘两国论’之后的种种挑衅行为及这些行为对在本地区建立安全的信心产生的影响表示关切。” 8 月 18 日，美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利维就台湾要求加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问题表示，美国将根椐《台湾关系法》履行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如果中国大陆武力进攻台湾，美国将予以“严重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宾在谈及台湾加入美 TMD 系统时表示：“我们不排除将来售卖战区导弹系统给台湾的可能性。我们将继续协助台湾，在遵守《台湾关系法》与 1982 年中美联合公报的前提下，满足台湾合法的防卫需要。”

　　针对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在相当程度上也得到美国的军事庇护。 1993 年，美国国防部在其《防务全面审查报告》中正式提出研制 TMD 计划，目的是防止某一地区遭受各类射程导弹的攻击。 1998 年，美日双方宣布联合研制和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美国防部已要求 1999 年财政年度为 TMD 拨款 40 亿美元。日本 1999 年度财政预算中为 TMD 拨款 9.6 亿日元，并表示在今后五、六年内日本防卫厅还将投资 200 ～ 300 亿日元作为研究费用。 8 月 16 日，美日两国就有关研究 TMD 计划签署谅解备忘录。日本外务省声明说：“该联合研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将涉及进行所需的设计原型机试验，以为海军战区提供全面的导弹防御。”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和菲律宾合作日益加紧。 1999 年 1 月，菲开始挑起所谓“美济礁”问题。继菲国防部长对中国导弹护卫舰在美济礁附近活动进行指责之后，菲总统发言人说：外国军舰、包括中国海军护卫舰，有权通过美济礁附近海域。 2 月 11 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米斯奇夫礁（即我南沙群岛美济礁）修建设施是“单方面挑衅行为”，并希望中国就此事与有关各方面继续直接谈判。根据《来访部队协议》，菲美可以恢复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军舰可以在菲港口停泊，军队可以上岸访问等。 6 月 7 日，菲总统秘书扎拉姆说：菲将不考虑中国警告，继续派海军在南中国海巡逻。菲总统府当日表示，由于菲美《来访部队协议》已获通过，菲美可望在 2000 年 2 月恢复联合军事演习。

　　如果将上述几乎是连锁出现的现象联系起来并作历史考察，就会发现，自冷战后，特别是科索沃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对华遏制战略在中国东部地区已进入收缩阶段，中国东部地区的安全形势已近战争的底线 [26] 。
五、台湾问题与中国前途 　　

　　目前的形势已把中国的和平主义者逼到死角。现实迫使中国目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本世纪初的美国一样，走马汉提出的制海权道路，冲出霸权的封锁，用强力保卫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为实现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到下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 [27] 的伟大目标，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要么，中国就可能被迫面临因经济发展受阻而经历上世纪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同样经历过的乱局。如果这种局面真的出现，接踵而至的将是中国的内战和分裂。届时，李登辉所希望的让“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中国分裂成“七个区域”的前景，不是不可能发生。

　　在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经验方面，美国人是我们的先生。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今天的中国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美国的历史相似。 [28] 美国南北战争后，国内建立了统一的市场，给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西部土地的开发、自由劳动力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先进科技的应用和欧洲资本的输入，使美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并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新的一极。从美国内战结束时的 1865 年到美西战争爆发时的 1898 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了 256 ％，谷物增加 222 ％，精糖增加 460 ％，煤炭增加 800 ％，钢轨增加 523 ％，投入铁路运行的长度增加 567 ％以上，原油从 300 万桶增加到 5500 万桶，钢锭铸件由不足 2 万吨增到 900 万吨。 1890 ～ 1938 年间，美国钢铁产量、能源消耗均占世界第一 [29] 。

　　国内市场、国内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所有形态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同时也是市场经济、特别是刚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国家的社会内部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 1874 年、 1877 年、 1886 年，美国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工人罢工。国内市场不足和由此激化的社会矛盾，要求当时的美国经济必须向海外发展 [30] 。

　　美国早期扩展海外市场的重要经验之一并不是经济优先，而是海军先行。

　　在当时寻找海外市场，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美国必须获得更多的海上基地作为贸易和海军的中转站，以保护和扩大美国的海外利益；其二，美国必须解除当时横行于东太平洋的霸权国家即英国、德国及西班牙的海权压力。这两大现实问题使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当时美国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认识到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停留在美国沿岸港口，而应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正如 1887 年美国一位国会议员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支海军，“它能使我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迎击来犯之敌。” [31]

　　美国振兴海军的工作于 1882 年开始。当时的切斯特·阿瑟总统表示：“国家的安全、经济和荣誉需要我们全面振兴海军。” [32]1882 年国会决定建造军舰两艘，至此开始了美国扩建海军的计划。几乎就在中国清政府用建北洋水师的钱，建造颐和园的同时，美国哈利逊政府（ 1889 ～ 1893 年）已将海军军费从 1886 年的 1700 万美元增至 1893 年的 3000 万美元，军舰从 3 艘增加到 12 艘。美国海军由世界第十二位跃居第五位 [33] 。从 1890 年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海军军费从所占整个联邦支出的 6.9 ％猛增至 19 ％，至 1894 年美国海军已居世界第三 [34] 。

　　与此同时，美国果断地开启与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在东太平洋上争夺霸权的战争。 1867 ～ 1889 年间，美国买下了阿拉斯加，占领了中途岛，迫使英国和德国接受美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和萨摩亚群岛的帕果－帕果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 1895 年，英国试图扩大英属圭亚那的领土，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在“门罗主义”的旗号下强行干涉并迫使英国接受美国的仲裁。 1898 年，美国向西班牙宣战，利用其海上优势迅速击败西班牙舰队。后又将西班牙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殖民遗产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和古巴攫为己有。美国在打败西班牙、迫使英国和德国在萨摩亚群岛、英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向美国作出让步的同时，也就真正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

　　今天的中国，经济已转入市场经济轨道。一方面，近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及经济发展速度要靠外贸维持；另一方面，近 20 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已使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能源越来越多地依赖进口。就在中国国企改革将就业包袱以几何速度甩向保障体系尚不完备的社会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在缺乏军事保护的情况下也持续向海外延伸。如果海外市场不保或国家经济受到美国的强力制裁，那么中国很可能因国内社会矛盾骤增而再次产生动乱，随之而来的则可能是国家分裂的乱局。

　　对当今中国而言，不发展就无以生存。但发展权与生存权一样，是需要武力保卫的。如果说，昨天中国共产党人从蒋介石先生那里学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那今天中国人应该从一百年前的美国人那里学会“枪杆子里面出主权”的道理。

　　主权，不应仅只是一个涉及领土的静态概念。从动态的角度看，它同时还是一个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概念。当代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得以生存下去的“硬道理”，而今后中国的命运则取决于中国是否具有自主发展的实力。这种实力，在昨天的美国人那里主要表现为保卫自身发展权的军事能力，特别是海军的战斗力。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目前东部地区出现的台海危机，是美国及其太平洋盟国对中国制海权及需由其捍卫的发展权的全面封压的开始。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在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批评置之不理的情况下，中国人也应尽快提出自己的“周边事态”概念及其相关法案。在主权安全方面，妥协是没有出路的。美国要求中国退让的底线是让中国交出西藏、台湾与南沙地区的（实质上的）主权，台湾李登辉和日本对我要求的底线是让大陆肢解，让中华民族在肢解中毁灭。现实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应当以台湾问题为突破口，强力打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冲出霸权；与当年美国迫使英国、日本迫使美国坐下来与之认真谈判的情形一样，中国人也应当以实力迫使美国认真思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互让中合作的意义。

　　中国是否能作到这一点呢？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第一、尽管中国目前存在许多问题，但中国 50 年建设的成就，已使其拥有了相当的军事和国防实力。尽管这种力量总体上不如美国，但对美也有一定的威慑力。由于中美双方都是有远程核打击能力的国家，因此，目前看来中美直接宣战的可能性不大。与一百年前的英国一样，在实力面前，美国外交政策历来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本世纪初，日本用武力将俄国赶出东北亚后，美国就与日本签定《兰辛－石井协定》，在东北亚地区向日本作出让步，表示“合众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它的领土之接近的部分，有特殊的利益” [35] 。 50 年代初，美国不顾中国再三警告，出兵朝鲜，中国作出军事反应后，美国被迫在板门店向中国作出让步； 70 年代，苏联在全球范围发起咄咄攻势，美为避免两线作战，尼克松访华，向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毛泽东主席再次作出让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每次让步的直接受害者，并不是昨天的反美战士，而是那些昔日的追随者例如南越的吴庭艳、台湾的蒋介石及西藏的达赖等。世纪之交，中美关系再次陷入底谷，若中美矛盾进一步激化，极有可能引起美国支持的代理人与美联合或在前台单独地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这对中国来说，既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又是历史赋予中国冲出霸权封锁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从挑战的角度讲，未来中国与美国代理人的战争，是一场只能胜不能败的战争。与上世纪末的中日战争一样，中国一旦战败，就会由此引发国内政治混乱、继而国家分裂和西方“文明国家”进入中国进行所谓的“国际调停”；届时，中国政府还得像今日南斯拉夫一样，被迫以吸引“投资”的“文明”形式，向打击和肢解中国的强盗们进行变相“赔偿”。

　　从机遇的角度看，我们应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浮在中国东部及东南海面上的美国伙伴，都是离中国很近的国家或地区。这使中国得以避免远洋作战 ( 目前这还不是中国海军的强项 ) ，近海作战对目前中国而言已是可为之事；同时，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缺乏最基本的本土纵深作战的地缘条件，因此，其致命的弱点，同时也是他们军事作战必须绝对避免的，是使战场伸入到本国（地区）境内（本世纪初日本政治家对此认识得最清楚，正因此他们才先发制人，把战场直接引向中国境内），而这在海空运输力及导弹打击力已高度发展的今天，如果没有特殊的抵抗力量，横在中国东部及东南一带与中国作对的国家和地区，是很难避免战火在其本国（地区）境内燃烧的后果的。

　　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动战争前的心理压力要比中国大得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参加，如果中国不向美国全面挑战，美国是不会单方面向中国宣战的，但如果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也不管在战时为与我作战的国家提供后勤还是前线“服务”，中国就应视其为对华宣战。届时，这场战争，在中国方面看来，就应当是一场无边界的战争。如果日本依据所谓“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相关法案在战时为与中国作战的国家提供物资劳务，中国就应视其为对华宣战行为，那么，届时的战场就不应再是中国的南京，而是日本的东京。只要将战场引入这些敢与中国宣战的小国境内，它们支撑战争的能力就会大为下降，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进行持久战的地理条件。

　　 1999 年，中国已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在这一年中，美国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日本在法律上正在打开通向军事强国的道路；台湾国民党已将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载入十五全政策文件；菲律宾政府已扩大了拟议中的修宪计划，准备将菲律宾对中国南沙群岛主权的无理要求纳入宪法。现实告诉我们：历史留给中国和平发展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我们还不能从现实已不存在的“和平与发展”的海市蜃楼中惊醒，还想以东郭先生的善良期盼李登辉及其盟友回心转意，那等待我们的前景将是非常危险的。相反，如果我们对现实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学习早期美国，强行冲出霸权，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下世纪的国家发展目标就有可能实现。
注释：

　　 [1] 台中央社 1999 年 8 月 10 日报道。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44 页，第 241 页，第 241 页，第 120 页，第 207 页，第 78 页，第 99 页，第 242 页，第 246 页，第 246 页，第 239 ～ 240 页，第 174 页，第 176 页，第 179 ～ 180 页，第 40 页，第 190 页，第 200 页，第 203 页，第 222 页，第 240 页，第 241 页，第 153 ～ 155 页，第 155 页。

　　 [24] 台中央社 1999 年 8 月 10 日报道。

　　 [25] 拿破仑曾经锋芒毕露说，任何国家要想单纯地照搬和轻信英国的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就法国商业政策来，他在这句话里所表现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在他们著作中所表现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69 页。

　　 [26]1999 年 8 月 1 日《解放军报》社论“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科索沃战火再一次警示，世界并不太平，战争并不遥远。”

　　 [2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83 页。

　　 [28] 事实上，对中国而言，此阶段在上世纪末就应发生，只是中国自唐以来所处的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使中国固步自封，从而让日本抓住了那次扩展海外市场、夺取制海权的历史机遇。相反，由于中国失去这次历史机遇，使国内矛盾大量聚集，进而出现了近半个世纪的内乱。日本利用这次内乱，曾将中国东部肢解成数个傀儡“国”。

　　 [29] 、 [34]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译本），求实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94 、 243 ～ 244 页，第 300 页。

　　 [30] 、 [31] 、 [32] 边疆的消失、工业生产过剩和劳工运动都预示着将要发生一场危机。他们坚信，美国历史就是扩张主义的历史，（在理论上）边疆为国内的不满情绪、原材料和制成品市场提供了一个“安全阀”。 [ 美 ] 阿伦·米利特、彼得·马斯洛斯金：《美国军事史》，（中译本），军事科学出版社，第 253 页，第 254 页，第 255 页。

　　 [33] 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人民出版社，第 87 页。

　　 [35] 阎广耀、方生：《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第 50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