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视野下的元和诗歌及其研究进路(2)

　与韩、孟相比，元、白登上诗坛的时间要稍晚一些。大抵在贞元十九年(803)春天同登吏部第之后，31岁的白居易与24岁的元稹才相识，从此拉开了元白诗派的序幕。但在此之前，较元白年长的张籍、王建即创作了一定数量的乐府诗，不无影响，以致后来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称赞张籍曰：“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从表现特点上看，张、王的乐府诗如张戒《岁寒露堂诗话》卷上所言：“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又如《唐音癸签》卷7引高木秉评语：“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意，词旨通畅，悲欢穷泰，慨然有古歌谣之风。”后来的元、白创作乐府诗，显然受到张、王的影响。但较之张、王，元、白所作乐府诗题旨更为显豁，批判更具力度，整体结构更具系统性，在写实化、通俗化的程度上有了进一步的升进。因此，后人论元白诗派，多将张、王纳入其麾下，是有道理的。
　　不过，元白诗派的特点又不仅仅表现在乐府诗的创作上，除乐府讽谕诗外，元、白二人还花费大气力于“杯酒光景间”的“小碎篇章”和“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上，从而形成时人艳称的“元和体”诗。(注：关于“元和体”的界说，参见尚永亮、李丹《“元和体”原初内涵考论》，《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这些诗作，或于浅斟慢酌之际，面对风云月露、情爱悲欢，吟哦赋诗，宣泄情臆，在艺术上多具思深语近、风情摇曳的特点；或于愁离恨别之秋，思亲恋友，感怀人生，在艺术上则穷极声韵，别创新词，斗巧争能，以难相挑，透露出诗歌游戏的意味。然而，深一层看，在其争难斗胜、呈技献巧的笔墨中，也还包含着一种创前古所未有、示来世以轨辙的意图。清人赵翼《瓯北诗话》卷4有言：“大凡才人好名，必创前古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古来但有和诗，无和韵。唐人有和韵，尚无次韵，次韵实自元白始。依次押韵，前后不差，此古所未有也。而且长篇累幅，多至百韵，少亦数十韵，争能斗巧，层出不穷，此又古所未有也。他人和韵不过一二首，元白则多至十六卷，凡一千余篇，此又古所未有也。以此另成一格，推倒一世，自不能不传。盖元白觑此一体，为历代所无，可从此出奇；自量才力，又为之而有余。故一往一来，彼此角胜，遂以之擅场。”这话说得切中肯綮。元白二人自负才高，选择前贤忽视的领域，求新奇求变化，力图在开、天之后诗坛盛况不再的情况下，另辟蹊径，开拓诗歌新天地，实可视作潜藏于他们内心深处的一大情结，亦为长篇排律创作的深层动因。白居易在其“诗到元和体变新”句下自注曰：“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其中流露的自得、炫耀语气，已隐然透出个中信息。
　　考察元白诗派，还需特别关注元、白二人所具有的较为突出的传播接受意识。白居易自元和十年(815)至会昌五年(845)30年间7次自编诗文集，记他《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家藏之外，别录三本”，《白氏长庆集后序》有言：希望诗作“传于后……若集内无而假名流传者，皆谬为耳”，这些说法和做法，已表露出他对自己文集传播后世的高度重视。至于他早年在《新乐府序》中所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更是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而所有这些，都是站在读者的立场来考虑的，都是为使其作品能够传播得更为深入人心、更为广远而设计的。日本学者有言：“白居易把传诵和保存最大限度的诗歌，始终作为自己的一种执着信念。”[16]可谓具眼之论。与白氏相比，元稹正堪伯仲。他在《白氏长庆集序》中对自己与白居易诗在“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等情况的详尽描述，便不仅是站在接受、传播角度对其作品的一种自我评价和巧妙宣扬，而且在对元和体作规定的同时，已大致发掘出了传播过程中信源(创作个体)、信道(创作文本)和信宿(文本接受者)三个基本要素。
　　刘禹锡、柳宗元是与韩、孟、元、白并世而创作取向颇有差异的两位大家，人称“刘柳”。一般来说，当我们把两个作家习惯性地并提时，往往意味着二者之间有鲜明的共性存在，如上所述韩孟、元白、张王即无不如此。“自苏、李以来，古之诗人各有匹耦。”[17]《古欢堂杂著》卷1分别而论，柳宗元、刘禹锡就各有“韦柳”、“韩柳”、“刘柳”、“刘白”多种并称。“韦柳”用来指称韦应物和柳宗元五古和山水诗歌艺术风格的相近，“韩柳”多指代韩愈和柳氏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和功绩，“刘白”是就刘禹锡、白居易晚年在文学意气上的相投和酬唱而言，而“刘柳”则指柳宗元、刘禹锡两人在政治活动、人生遭遇、社会思想以及创作成就等多方面的相似。
　　“刘柳”这一并称最早起源于《旧唐书》对二人参加永贞革新的批评。承此余绪，历代接受者更从不同方面对刘柳进行并论。如在诗文创作上，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30云：“禹锡早与柳宗元为文章之友，称‘刘柳’。”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七律凡例》云：“子厚骨耸，梦得气雄，元和之二豪也。”在才华和成就上，乔亿指出：“八司马之才，无过刘、柳者。”[17]《剑溪说诗又编》欧阳修在表达了“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这一观点后说：“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18]《薛简肃公文集序》

　　刘、柳二人“二十年来万事同”，并在中唐诗坛占有独特的位置。他们虽与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有交往，但由于人生遭遇、精神气质等方面的因素，其诗歌创作不入流派，而表现出独树一帜的个性特色。就刘柳二人之相同处言，由于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穷僻荒远的贬所度过的，所以抒写内心的苦闷、哀怨，表现身处逆境而不肯降心辱志的执著精神和悲剧情怀，便成了他们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就二人之相异处言，在诗歌风貌上，“刘诗昂扬，柳诗沉重；刘诗外扩，柳诗内敛；刘诗气雄，柳诗骨峭；刘诗风情朗丽，柳诗淡泊简古。”[19]在这里，异是局部的，同是整体的，后人提起刘、柳，最多想到的是其贬谪经历和悲剧情调；而提起唐诗中的贬谪之作，最先想到的也正是刘、柳其人。正是由于具有这样一种整体的相似和本质的关联，所以，刘柳二人虽不属于任何流派，也不具备明确的派别意识，但事实上却发挥了流派的作用，既对元和诗歌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对后人产生了并不亚于韩孟、元白两大诗派的影响。
　　
　　四、接受美学视野下元和诗歌的研究思路
　　
　　作为元和诗坛的代表性作家，韩愈、孟郊、李贺、贾岛、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及其诗作，历来为人重视，进入现当代以来更是涌现出大量的研究论著。这些论著，是我们考察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不可舍之绕行的重要基础，因而，下面就我们的主要关注点所在和优劣得失稍作辨析，并就我们的考察思路、研究重点、基本方法等略作说明。
　　韩孟诗派是古典诗学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但因其在诗歌表现题材、美学风貌、艺术手法等方面突出的创变特征，与盛唐诗歌所确立的传统诗美范畴产生了较多的偏离，故而在后世的接受评价中往往出现冷热不均、两极分化的现象。在20世纪的百年时间中，关于韩、孟、李、贾诸人的研究专著达数10部，论文计1 400余篇。其中韩愈研究论文约900篇，单论韩诗者178篇，孟郊80余篇，李贺400余篇，贾岛60余篇。而仅自新时期以来，孟、李、贾三人即分别占有60篇、388篇和48篇。可见近20年中，研究态势极为昌盛。与此同时，韩孟诗派的整体研究也得到了较大发展，研究成果的质和量都有了一定提高。专著有萧占鹏《韩孟诗派研究》、毕宝魁《韩孟诗派研究》、姜剑云《论唐代怪奇诗派》等。但在这些研究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选题重复过多、创新不足，大家过热、小家过冷，研究力度很不均衡，尤其是诗派整体研究还嫌薄弱，一些基本问题如韩孟诗派的成员归属、风格界定、承传流变等，都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韩孟诗派的诗歌渊源影响研究、诗派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等话题历来为研究者关注。从接受美学角度进行的传播接受史研究，主要集中于韩愈、李贺，但多为断代、零散的研究成果，缺少系统性、完整性。如陈新璋《从接受美学看苏轼对韩愈诗歌的评价》是较早的一篇自觉以接受美学意识来研究韩诗接受的论文，但以苏轼为个案，仅是韩诗接受史中的一小片段；谷曙光的硕士论文《韩愈诗歌在北宋的接受历程及其诗学意义发微》将视野放宽至北宋，惜乎未再延伸。高洪奎、刘加夫的李贺接受史研究已经发表的只是中唐至元代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而以韩孟诗派为接受对象的群体接受史研究，目前尚为空白。
　　元白诗派一直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据不完全统计，元白诗派中张、王、元、白四人的相关论文共计1 600余篇，这些研究成果明显表现出了三个冷热不均的特点：第一，关注个体的多，而将元白诗派作为一个群体研究的少，仅有50余篇论文，尚不足全部的4%；第二，对个体的关注也颇不平衡，白居易的研究最为热闹，相关论文达1 300余篇；其次是元稹，有200篇，张籍54篇，王建34篇；第三，对作家作品的关注存在着较多的盲区。或许是学术的惰性，学者的关注目光常常趋热避冷，对《长恨歌》、新乐府等老热点问题的研究论文不计其数，但真正有突破性见解的并不多，而一些历来不受关注的领域仍是一片冷清。如王建除了宫词和新乐府以外，其他诗作几乎从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元稹除了悼亡诗、唱和诗以及少数名篇被研究外，其他作品也少人问津。1980年代以后，从传播接受角度研究元白诗派的论著逐渐增加，其中不少文章都有新见。如学界传统观点认为宋初“白体”诗上接唐代元白，贺中复《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一文将五代十国分为前后两期，细致分析了前后不同时段对白氏诗风接受的变迁，指出五代十国是从中唐到宋初之间不可忽视的时段，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20]。安易的《晚唐体与张籍》认为张籍是中唐诗风向晚唐诗风过渡的主要代表人物。以苦吟著称的、世俗化的、具有轻浅纤微风格的“晚唐体”诗风虽以姚、贾为代表，但其源头却可追溯到张籍。他的格律诗，开启了“晚唐体”之先声[21]。姜峰的《“元白”传统与现代新诗的歌谣化趋向》[22]更将视线延展到现代，沟通古今；陈文忠的《<长恨歌>接受史研究——兼论古代叙事诗批评的形成发展》[23]，以小见大，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研究中交流沟通。然而，从总体看，这些文章多集中于一位诗人或某篇作品在某一时段的影响，将元白诗派作为一个群体研究其接受状况的，可谓凤毛麟角。

　　柳宗元、刘禹锡的研究也存在相似的情形。据统计，20世纪关于二人的研究成果，柳宗元约为1 080项，其中专著43部、论文1 037篇；刘禹锡约为286项，其中专著19部、论文267篇。而关于柳宗元的研究已经建设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即“柳学”。然而，即使取得了这样可喜的成绩，刘、柳的研究中仍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如柳诗研究甚为冷清，成果总数大约只有50项，与柳宗元思想研究、柳文研究的过热形成了很大的落差；刘禹锡研究中，虽然诗歌占主要分量，但相对于刘氏在诗歌史上的贡献和地位来说，其创作仍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可供开掘和发现的余地还很大。与韩孟、元白诗派相比较而言，近百年来学界对刘、柳诗歌的研究广度和深度明显滞后。要弥补这一不足，除了需在基础性的文本研究上深化和拓展之外，还要立足于动态的文学史观，参照早先人们对该作品的经验史，探讨他们的诗歌在后世传播并被历代读者接受阐释的脉络和过程。
　　当然，近年来已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柳、刘诗歌在后世的传播和接受，并作了相应的探讨。柳诗方面，陈文忠《柳宗元<江雪>接受史研究》一文开风气之先，细密爬梳了《江雪》在宋明清三代的传播接受过程，并确立了苏轼“第一读者”的接受地位[24]。王锡九《宋人对柳宗元的评价》着重对宋人接受柳宗元的态度进行了梳理，从中勾勒出从北宋至南宋诗评家们接受内容和态度的变化[25]。关于刘禹锡诗，研究成果有卞孝萱《刘禹锡与晚唐诗人》、《刘禹锡在两宋诗人中的影响》、《<竹枝词>的贡献及刘禹锡在宋以后的影响》三文(注：此三文收录于专著《刘禹锡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吴汝煜《论刘禹锡诗歌的影响》[26]一文，内容都侧重于探讨刘禹锡诗歌在后世产生的影响。但传统的影响研究，主要还是作为对作家作品进行价值评估的参照系，依附于作家作品论而存在的，其出发点和侧重点都在作家作品方面，旨在说明他们在哪些方面给人哪些影响，而较少考虑接受者之所以受影响的理由和原因、以及如何接受影响、接受影响的意义何在等问题，从而也就未能真正体现出读者的文学史意义和地位，所以严格说来，这还算不上真正的接受史研究(注：对于影响和接受的关系，蒋寅《中国诗史上的接受和影响——以大历诗人对谢月兆的接受为例》一文曾有简要论述，此文收录于其专著《中国诗学的思路与实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刘、柳诗歌在问世以后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实际传播过程，不同时代的接受者是如何认识和解读刘、柳诗歌创作的，接受者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背景和原因，其间的发展变化有无阶段性特征，等等问题，还都有待于系统地清理和总结。
　　综上所述可知，20世纪关于元和诗歌的百年研究史，特别是近30年来的研究史，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处。如果说，作为元和诗坛的杰出代表，韩孟李贾、元白张王和刘柳10大诗人及其诗作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并给予此后千余年的中国诗史以巨大影响；而对这样一个庞大的诗人群体进行综合的接受学的研究，此前尚未有人做过，那么，在前人局部研究的基础上，借鉴接受美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考察此一诗人群体在中唐以后各历史时段读者视野中的升沉起伏，发展嬗变，深一层了解其文化内涵、文学特征及其给此后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带来的新变，便是很有必要的了。
　　对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历程的研究，大体可遵循以下思路：以整个元和诗人群为对象，按中晚唐、两宋、金元、明清、近现代诸大时段，描述其在传播接受过程中的不同变化和情形，揭示传播接受史的某些特点和规律。当然，如此庞大的一个诗人群体，在中唐以来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其传播接受的历程纷繁复杂、起伏多变，内容极为丰富。要想面面俱到，巨细无遗，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可以以韩孟诗派、元白诗派和刘柳两大诗人为主要线索，按三大版块安排布局，抓住紧要方面，突出重要时代和重点接受者，力求在可能的范围内，有所发明和创新。
　　就时代而言，宋代在元和诗歌接受史中意义重大，所以应是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研究中花笔墨最多的一个时代。对于唐诗接受史来说，宋代有其特殊意义。在唐诗高峰之后，宋人必须在诗歌领域中开疆拓土，在题材、手法、意境各方面力辟新路；而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因此宋人在唐诗的文本整理、评点诠释、理论阐发、创作继承等方面，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引领和奠基作用。如韩愈的以文为诗、笔补造化、雄奇险怪等鲜明的创新特征，都备受宋人关注。从欧阳修、梅尧臣开始，王安石、王令、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都是韩诗的重要接受者。李贺在宋代大部分时间里虽受冷遇，但南宋后期渐被发现，开元代崇贺风潮的先声。贾岛在宋代初期、末期先后为晚唐体、四灵、江湖诗派等诗人群体趋摹，也是对宋代诗坛具有重要影响的诗人。白居易的平易诗风为宋初王禹等人效法，形成白体；苏轼则全面继承了白居易的生活理念而又有新的发展和超越，形成独特的人生范式。至于刘禹锡、柳宗元，更在宋代形成道德与文学的双重接受，大致规范了后人的接受方向。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花力气探查和发掘。

　　就接受者而言，我们以为应当突出每个时代重点读者的地位和意义，尤其重视在接受史中有重要意义的“第一读者”。如韩诗接受史中的欧阳修，李贺接受史中的杜牧，白居易接受史中的王禹、苏轼，张籍接受史中的王安石，柳宗元接受史中的范仲淹、苏轼等，都在前人基础上有独到的发明和创新，他们的阅读经验和诠释观点则被后代读者继承并进一步充实、发展，影响极为深远。此外，在“第一读者”之后出现的能够摆脱陈言、自出新见的“第二读者”(注：“第二读者”系从“第一读者”的概念引申而来，是指那些能突破“第一读者”诠释见解的影响和约束、转换接受角度，并同样可以引导接受方向的读者。)，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如元好问对柳宗元与谢灵运诗歌特点相似性关联的发明，便在苏轼指出的柳与陶的关联点之外，另辟新境；叶燮对韩诗之诗史意义的系统阐发，便摆脱了自司空图、欧阳修以来仅就以文为诗、雄奇恣肆等表现手法、艺术风貌评骘韩诗的路线，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第二读者”增加了接受的广度、深度，开拓了视角，也是我们应努力探究的对象。
　　作品创作出来，要进入到接受者的视野中，传播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传播方式和手段的多样化会扩大作品的影响范围，使接受者增多，作品影响变大。因此，元和诗歌的传播方式、媒介特别是作家别集的整理校注，诗歌选本入选量的多寡及其影响力的大小，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关注的另一个重点。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古籍文献已经大批量数字化，网络文史资源也不断丰富，这使得我们有可能借助计算机的功能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计量方法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来。所谓计量分析，重在通过对数据之数量特征，数量关系与数量变化的分析，考察研究对象之内部构成、所占比重、时空分布、发展变化，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明晰的论断，揭示和描述文学现象之性质、特点及其相互作用、演进趋势、整体规律等。通过这种分析，能够克服文学研究的主观性与武断性，使一些笼统的、印象式的东西准确化、清晰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历史文化研究的不足。因此，我们也将根据研究对象的差异，适当地引入计量分析，将元和诗歌在各历史时期被评论界关注的程度、在选本中选录作品的状况以及选本、版本流传等方面的情况数字化，制成表格，进行分析，对元和重要诗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合变化、被接受的情况作出较系统的勾勒和描述。
　　接受美学的理论虽然为接受史研究提供了不小的帮助，但在实际操作中，要搞清元和诗歌在后代的传播接受何以褒贬不一、起伏不定，同一接受者何以重此轻彼，不同接受者何以所见略同，同一时期的接受者何以观点迥异，不同时期的接受者何以后先接武，除了要考察被接受对象的思想内涵、艺术特点，考察接受者自身的心性特质、身世遭际、诗美追求外，还需要对不同时代相类或相异的文化精神进行考察，揭示蕴涵于传播接受过程中的深层次原因。只有这样，才能使接受史研究从一维到多维，从平面到立体，才能在使用传统的实证分析等方法的同时，发挥文本分析、心理分析、比较分析、文化分析、计量分析等方法的优长，对元和诗歌与当时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做出多方位的观照，对不同时段接受状况的总体倾向和线索做出尽可能准确的描述，由此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接受重点与特点，进而动态地把握这一群体在创作上的特质与其在诗史流程乃至文化史流程中的地位、价值和意义。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有言：“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在研究思路上，我们虽然作了如上所述的一些设想和勾画，但由于研究对象的庞大复杂，涉及时段的漫长久远，可资利用资料的多寡不一，加上我们自身水平的限制，其研究结果恐怕也只能是“半折心始”了。如果在具体的研究中，还能多少有一些新的发现，并能得到读者高明的理解和认可，我们也就略感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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