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钺先生与“魏晋封建说”——为纪念尚钺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作(2)

　按照这样的理论和标准，尚钺先生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划分，确定在汉魏之际。为了　支持他的“魏晋封建说”，他对“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两汉封建说”进　行了辩驳。认为“西周主要的农具基本上仍然是使用木器、石器和蚌器……由于没有铁　器，农业技术上的重大进步如牛耕、深耕细作等在西周时代也不存在。”[7](P340)再　就土地所有制形态来看，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王有”，土地私有权没有　完全或最后形成，农业生产由农村公社和家庭公社组织进行，公社内的“私田”仅归私　人使用，但不可以自由买卖；再次，世袭贵族通过“授民授疆土”，占有大量土地和劳　动者。基于这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无法构成封建的剥削性质的。关于“战国封建　说”，他指出：“不论是资料或理论上，都不能使人构成一个象社会历史巨大变革的印　象……头脑中连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系统也未能建立起来，相反地，从整个历史发展线　索来看，从商周到春秋战国，不仅看不见如奴隶制经济形态的解体现象，反而构成了一　种生产方式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合理线索。”[7](P340)“两汉封建说”者的主要依据　是汉代已有租佃关系和小农经济的存在。尚钺先生说：“小农经济和租佃关系发生的时　代，是在原始公社解体时期。因此，仅凭这些现象是不能作为论证封建社会存在的决定　性证据的，因为这些小农和租佃关系是封建社会的或是奴隶社会的，还必须深入研究当　时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特别是当时整个经济基础，才能比较明确的认识到这种小农和　租佃关系属于什么性质的社会。”[7](P342)汉代生产工具落后，技术原始，生产率低　下，而贵族生活又“是那样的奢侈，兼并土地和掠夺奴隶是那样的厉害”，小农无法维　持再生产，不得不“把土地交给豪民而为他耕作”，通过“见税什五”苛刻的租佃关系　“寻得一种保护”，这“正是奴隶制度下的小农的生产与生活向奴隶命运沉沦变化的步　骤。”因此，“说汉代是封建社会，实在难以另人信服。”[7](P343)
　　对于古史分期讨论，尚钺先生指出：“不仅要从横的方面，即生产力、生产关系、阶　级斗争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研究；还要从纵的方面联系起来考察　，即要上溯夏商，下及两晋南北朝。”[7](P346)自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他列举了　四方面的变化：第一，由商品经济到自然经济的变化。他说：“从战国到汉代，虽然基　本上仍是自然经济的社会，但在其中，商品生产和流通却不断发展，且呈现某种程度的　活跃，甚至连贵金属也成为贷币；而到了两晋南北朝朝代，自然经济却占了绝对的统治　地位，前一阶段颇为活跃的商品货币关系却长时期地(不是短暂地)极度衰落了，物物交　换成为主要形态。”[7](P346)第二，农奴制劳役制的变化。曰：“主张西周是封建社　会的同志认为，西周时，农奴制和劳役经济占主要地位……而主张战国秦汉是初期封建　社会的同志们，往往把‘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解释为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租佃关　系，对于两晋南北朝大量存在的‘免奴为客’的现象，也将作如何解释呢?”[7](P346-　347)对于这一变化，何兹全先生归纳为“由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5]。第三，官　私手工业中奴隶制关系的变化。曰：“从战国到两汉，在官私手工业中，奴隶制关系都　不断发展，直到两晋以后，才没落下去。把不断发展的奴隶制手工业，解释为封建社会　中的奴隶制残余，也很难另人信服。”[7](P341)第四，学术思想的变化。曰：“战国　时代学术思想中产生了‘百家争鸣’，汉武帝时虽‘独崇儒术，罢黜百家’，但在西汉　后期至东汉，实际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天人感应’到阴阳五行的谶纬的宗教思想。佛教　也在这时起传入。东汉末作为宗教的道教又形成为一种社会势力；另方面，东汉初又产　生了以王充为代表反对迷信和谶纬说的朴素唯物论思想。此外，文艺、科学都有进一步　的高涨。对于这些现象又将怎样解释呢?适应什么社会要求产生这些上层建筑呢?这些上　层建筑的基础又是什么呢?”[7](P347)他所总结的这些历史变化与问题，均是其“魏晋　封建说”的重要论据。
　　此外，尚钺先生还提出通过经济现象揭示阶级对立关系；从人身隶属关系和剥削方式　的变化，观察封建社会产生、发展、停滞、倒退的线索，再由这个线索追寻社会发展的　规律性；土地制度的变化、商品生产与货币流通的发展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官营手工业　的变化对封建社会发展影响等方面，考察中国封建经济关系。(注：见尚钺：《＜中国封　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序言》，载于《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这些也是其“魏晋封建说”的内容。

　　　　　　三、“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与尚钺先生的学术贡献

　　“魏晋封建说”的首倡者应该说是陶希圣。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陶希圣在经过　一段摇摆不定之后，终于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断在魏晋，他的这一学术观点影响了何　兹全先生。何先生曾回忆他于1932年至1936年在北大读书时，说：“北大四年，予我影　响最大之人莫过于陶希圣，他开的两门课：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我都选修过　；我治中国经济史，主要受他的影响。”[5](P14-15)何先生的“汉魏之际封建说”“　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一文中已见端倪。”[8]而此文　的撰写又是受了陶希圣的“启发”。对于陶希圣的学术思想，何先生也有比较公允的评　价。他说：“当时北大史学系的教授依学术思想渊源，大体可分为三个流派：一个是可　由钱穆教授代表的，以乾嘉为主导的学派，孟森教授、蒙文通教授可划在这一派里；一　个是乾嘉加西方新史学的学派，以胡适、傅斯年教授为代表；一个是乾嘉加点辨证唯物　论，这派的代表人物可以举出陶希圣。要说明的是，我是从学术观点的角度说陶希圣有　点辨证唯物论，在政治组织上他是国民党的改组派。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　人的著作，受他们的影响而标榜唯物史观、辩证法，这使他成名，在学术上有高人之处　。陶希圣的史观是不纯的，他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5]

　　正因为陶希圣等人的史观不纯，所以有学者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所涉　及的古史分期讨论，排除在学术之外。田居俭说：“当年那场讨论，严格地说，还算不　上真正的学术讨论，因为它是和关系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的政治论战紧密　交织在一起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豢养的御用文人和各种伪马克思派的掣肘，使得马克　思主义史学家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批驳形形色色的反革命舆论上，因而不能全力以赴　从学术上进行科学的研讨。所以说，对这个问题真正从学术角度开展广泛的讨论，还是　全国解放以后三十多年的事情。”[9]按照这样的看法，陶希圣对于“魏晋封建论”仅　仅是提出而已，而对此说予以正确论证，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4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向　学术界表明了其“魏晋封建说”。《中国历史纲要》的撰著始于1951年，这说明起码在　此时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已有了成熟的考虑。而且本书在出版前，还征求了尹达、侯　外庐、张政ｌǎｎｇ@②、唐长孺等先生的意见，张政ｌǎｎｇ@②先生亲为本书选择插　图，这都表明了本书的学术地位。
　　尚钺先生的“封建说”是以他的古史分期理论为基础的，而其古史分期理论又是建立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基础上的。他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分析中国古　代社会的变革，起码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相当成熟了。1944年，他在《中山文化季刊　》(第2卷第2期)上发表了《释@③——从中国古代农具发展探讨古代社会》认为社会制　度的演变，起主导作用的是生产工具，社会关系则是第二等的因素。“主要的变革，还　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决定的，同时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才　能找到正确的线索和说明。”[7](P294)这可以说是其“封建说”的端倪。至50年代初　，其“封建说”形成。
　　1955年以后，是尚钺先生“封建说”的发展时期，他先后撰写了《先秦生产形态之探　讨》、《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的片断探讨·序言》、《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　序言》、《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等论文，对其“封建说”作了系统的论证。他的　论证基本上是循着“奴隶社会怎样崩溃，封建社会又是如何产生”这样一个思路进行的　。因此，他先从先秦生产形态着手，探讨早期奴隶制下氏族公社与农村公社的变化。他　将奴隶社会分为两个时期：“大约在舜、禹之时，古代社会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　，在父系氏族时期奴隶制已经产生，到殷商形成了最早的奴隶制国家——从西周到春秋　，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公社的脐带。当时的基本生产关系是‘以家长制公社为　基本的早期奴隶制的关系’。从战国到西汉，是中国奴隶制从发展到没落的阶级。”[1　0]封建的生产关系孕育于奴隶制的发展与没落阶段。“西汉初期就已产生了封建关系的　萌芽，直到魏晋，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10]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昌盛时代，乃至说是中　国封建社会的分水岭。”[7](P352)宋、元是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明至鸦片战　争为封建社会末期。20世纪50年代，尚钺撰著《中国通史讲义》(即《尚氏中国古代通　史》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将奴隶制、封建制的发展演变过程具体划　分为四个阶段：早期奴隶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西周到春秋战国，中国奴隶制的崩解与　封建制度的形成——秦两汉到南北朝，封建制度的发展——隋唐五代，封建主义最高阶　段与资本主义的萌芽——宋、元、明、清。按照“魏晋封建说”，构建了他的古史系统　。从尚钺先生关于古史分期研究的总体情况看，他对奴隶制的兴衰，研究得较为充分，　而对封建制度形成的探讨，略显薄弱。
　　奴隶制如何瓦解?封建关系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对此问题给予较为充分说明的是王仲荦　先生。他于1956年在《文史哲》(第3、4、5期)发表名篇《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　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以生产关系的变化为线索，以依附民(即农奴)阶层的形成为标　志，描述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衰与兴的过程。认为夏至战国为原始奴隶制；战国初至东　汉，较发展的奴隶制占统治地位；自汉武帝时，大量“流民”出现，至东汉末，黄巾起　义，埋葬了奴隶制，引起了封建关系的急剧发展，旧的奴隶与奴隶主的生产关系，不得　不让位于新的依附民与封建主的生产关系，至魏晋，形成了封建制；封建土地所有者与　依附民“部曲”、“佃客”构成了封建社会初期的基本阶级；魏晋时，封建制的优越性　并未立即显露出来，到了南北朝，封建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有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为唐　代的昌盛作了准备。王仲荦先生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尚钺先生有关研究的薄弱之处，而且　沿着尚先生的学术思路，将“魏晋封建说”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稍后，何兹全先生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　，1979年何先生又发表了《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具体阐述了　战国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社会变化的四个方面：即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由自　由民、奴隶到部曲、客；由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由民流到地著。十分清晰地描绘了中　国历史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发展线索。1991年何先生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　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不仅构建了“魏晋封建说”的理论体系，还将“魏晋封建说”的　研究作了一系统的总结。

　　这样，在“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三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即尚钺　、王仲荦、何兹全。尚钺对“魏晋封建说”具有开创之功，王仲荦则有开拓之力，何兹　全有集大成之劳。对于尚钺的开创之功，王仲荦在尚先生逝世之后，曾赋《挽尚钺同志　》诗，概括了尚先生的学术贡献，曰：

三千桃李列门墙，老树婆娑扑鼻香。
若问门人谁最健，中国粲粲扶余王。
古史自今开草昧，萌芽何必讳清初。
从来学术难定论，且继前贤要著书。

　　“古史自今开草昧”注曰：“尚钺同志主张魏晋封建论。”[11]充分肯定了尚先生在　古史分期方面的学术贡献和地位。
　　1959年，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受到批判，翦伯赞先生将尚钺的学术观点与“食货派　”联系起来。何兹全先生说：“史学界开始批判尚钺教授和他的魏晋封建说，而我也执　这一说，认为汉魏之际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我俩虽无深交，但学术思想是有共鸣的。　翦伯赞教授曾著文说：尚钺同志是共产党员，但和共产党的同志走得不近，而和《食货　》余孽倒似一伙。”[5](P90)从材料反映的情况看，没有迹象表明尚钺先生与陶希圣在　学术上有任何渊源关系。虽然何兹全先生早年曾受陶希圣的影响，但其以后的学术思想　与陶氏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与尚钺先生较为接近，同属马克思主义史学。因此，翦伯赞　先生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
　　对于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及由此所遭受的磨难，戴逸先生曾作了这样的评价，曰：
　　他具有许多哲人常常具有的那种创造精神和执着性格。他提出了魏晋封建论和资本主　义萌芽说，体系最完备，论述最详尽，旗帜最鲜明，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与范文　澜的西周封建论、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并称为古代史分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他对自　己的学术主张，极为坚持，虽然碰到万钧压力而毫不动摇。回想那时，学术研究的环境　太严酷了，有的情况简直到了可悲又可笑的地步。由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　中提到过一句：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因此持魏晋封　建论的同志碰到了越来越多的麻烦，开始尚是一般的诘辩非难，逐渐地上纲上线，成了　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异端邪说，甚至扣上托派的帽子。领导命令不准在课堂上讲授魏晋　封建论，其帽子之大，压力之重，令人惶惶然……从50年代中期，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长长的二十多年内每一次政治运动，他都首当其冲，无数篇的批判文章，排山倒海，　汹涌而来。服劳役、蹲牛棚，直到家破人亡。尚钺同志遭受的坎坷经历，一言难尽，非　一般人所能承受。但他一直镇静自若，处之泰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争取保留自由　研究的权利。他对自己认定的真理，执着追求，表现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大无　畏气慨。阅读他的遗著，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可以挑拣他在论证和运用史料中的疏　失，但你不能不佩服他那种在逆境中坚持真理的勇气，那种“威武不能移”的铮铮铁骨　，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不渝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12]
　　每读尚钺先生的书及戴逸先生的评论，不禁对尚钺先生的学术精神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