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滞后性与非系统性。滞后性与非系统性的结果最终只能指向“中国化”向度。在这一制度中国化的过程中，东晋的道安、庐山慧远及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宣、禅宗的百丈怀海、天台宗知礼和遵式等等，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在佛教仍然能够保持其主流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之时，佛教制度的中国化革新仍然能够遵循在“契理契机”前提下的“与时俱进”。而在元代之后，随着中国佛教逐渐“边缘化”与“民间化”，中国佛教制度便同时背离了“契理契机”与“与时俱进”的原则，佛教无论在教义方面，还是在各种制度方面，都停滞不前了。
广东佛教
2004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