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供给经济学角度解读供给侧改革

从新供给经济学角度解读供给侧改革

王力铭

四川大学，610000

【摘要】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30多年之后，目前迎来增速放缓，发展瓶颈制约严重的新阶段。本文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认知出发，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实践，分析供给侧改革的必然性，急迫性；并强调以改革为核心，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刘易斯拐点

一、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渊源

20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促进了凯恩斯主义的诞生，二战结束后，凯恩斯主义被西方国家奉为圭臬，大为流行，其效果也相当显著，带动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一段黄金复兴期之后，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纷纷陷入滞涨局面，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更无法解决这一发展瓶颈，在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时期，美国的滞涨现象尤为典型，1980年，即里根总统上台前，美国通胀率达13.5%，而GDP实际增速却为-0.3%。供给学派在如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并在里根执政期得以付诸政策实践。

国外的供给经济学理论当然不能完全照搬到我国的具体国情之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左右，我国一些学者就开始在扩展的意义上讨论“供给管理”，强调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优化供给结构，增加制度创新，释放制度红利来实现我国的中长期经济增长，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之路。历史证明，中国式的供给管理研究，更多是围绕经济体制转轨和制度改革。我们这里所说的新供给经济学，就是指更多洞悉和适合中国现代化客观需求的供给理论。

二、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一）国际竞争加剧，国际环境新变化

当今世界经济仍处于危机之后的缓慢恢复期，08年一场金融海啸严重破坏了各国经济的正常秩序，随后的欧债危机更是使许多国家雪上加霜。低迷的国际需求也严重影响了以出口导向创造经济增长的我国经济，外向型企业一度步履维艰。而且伴随着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我国本土的企业产品优势并不明显，国际竞争力不足，高精尖产品生产和发达国家差距依旧很大。

（二）经济结构不合理，产量过剩和供给不足并存

多年来一味追求高投入高增长的粗放型经济模式，已经使我国积弊深重。钢铁，煤炭和一些传统制造业已经严重生产过剩，生产的产品毫无销路。同时，大量的“僵尸”企业占据着社会资源，社会要素流动受阻，严重制约经济的健康发展。但另一方面，却是在一些高端产品领域，我国供给严重不足。在信息技术，生物科技，航天技术，以及新材料新能源等主导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高精尖领域，我国产品供给仍落后于发达国家，缺少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企业。

（三）刘易斯拐点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长久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驱动和出口拉动，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人口红利”。现今，人口优势已不再明显，我国已经接近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市场逐步从过剩转向不足，而且，老龄化和独生子女供养老人负担过重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随着劳动力供给逐步趋紧，劳动力成本上升，又出现“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即要素跨部门流动导致的要素价格均等化效应，将导致非贸易品价格即“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价格加快上涨，推动成本的上升和整体物价水平的上涨，我们应当对这种成本推动下的通货膨胀保持高度警惕。

（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局限性

货币政策作为总量调控工具，很难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如果对我国的通货膨胀进行一刀切的银根紧缩，势必对本应大力发展的其他部门产生不利影响。财政政策的局限性在于我国税收制度结构的不合理性以及迅速增加的财政支出负担，另外，大规模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也成为隐形的财政负担。

三、供给管理要以改革为核心，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

改革发放这一伟大的政策带来了我国持续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奇迹”举世瞩目。但是发展到如今，我国的GDP增速遇到瓶颈，经济结构失衡矛盾十分突出。过去的粗放型增长，主要是依靠全面开放，利用人口红利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依靠经济转轨释放资源的积极潜力。过去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正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不断提高市场开放程度的实践结果，虽然市场经济在逐步替代计划经济的过程中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但我们应当看到，我国的制度优化过程仍不完善，改革开放到如今留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体制改革进入攻坚区，如何进一步创造制度红利释放经济资源，必须从供给端出发，以供给改革为核心。

作为平衡的两端，以供给侧改革为核心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需求的重要性，结合未来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仍应在需求端采取稳健审慎的微调，避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配合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稳定经济波动，但为了促进中长期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我们需从供给端进行结构性改革。目前国内外形势复杂，需要我们区别地对待“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发展不平衡，产能过剩，节能减排，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只有从供给端加大要素投入，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制度创新，才能从根本上缓解这些社会矛盾，在中长期内，一味的高速增长状况难以持续，而且目前我国一般产品市场已经基本全部开放，只是要素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能源资源市场等存在扭曲，这些深层次的改革将是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

从供给端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进一步释放经济潜力，需要我国顶层设计的全面配套，需要社会各方面同时努力，如中小企业融资改革，资源产品垄断机制改革，新一轮税制改革，户籍改革，减少行政审批，国企改革等。这些改革的逐步完善，都将增加经济活力，既有利于稳定物价，解决当今诸多的社会矛盾，又能为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创造条件。新供给经济学者贾康预测，“制度红利”是中国未来10年、20年最需要着力争取的因素，也是超越西方的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两端的偏颇而正确发挥出“供给管理”优化结构、促进转轨的合理政府作用而成功地使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条件。

供给侧改革应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长久以来，在资源，能源和一些传统制造业领域，人为扭曲价格现象极为严重，粗放地促进经济增长的不利后果就是在这些市场的要素凝滞，效率低下，生产过剩，国家反过来又大力补贴，使得这些“僵尸”企业占据更多资源，生产更多毫无销路的产品，缺乏“破坏性创新”，从而进入恶性循环。供给侧改革就是从源头入手，解决过剩产品的根源，引导企业合理生产，以市场为导向，真正创造有价值，有需求的产品，使积累的资源要素流动起来，增加经济活力，从而促进经济健康长期发展。同时，政府应更多地引导社会资源流向新兴的高科技产业，高瞻远瞩，大力扶持朝阳产业，因此，经济产业结构性调整将是中国新一轮供给侧改革的侧重点。

参考文献

[1]贾康，苏京春等.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建言[M].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

[2]贾康，徐林，李万寿，姚余栋，黄剑辉，刘培林，李宏瑾.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J]财政研究.2013年第1期.

[2]张银平.“供给侧改革”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J].上海企业讲坛.2015年12月

[4]林远，梁倩.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需激活生产要素.经济参考报.2015年11月30日第008版

作者简介：

王力铭（1992-9），男，汉族，山东济南人，硕士学历，四川大学，研究方向：国民经济学。四川大学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