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人的月亮——《白鹿原》中“白鹿”意象的解析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2-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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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的月亮——《白鹿原》中“白鹿”意象的解析

薛平

薛平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艺术与人文系,广东广州510900)

摘要:陈忠实的《白鹿原》用宏大的叙事深刻描绘了现代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生巨大演化的“秘密”,其中最为令人惊叹的在于作者以一种若有若无的口吻讲述了一个关于“白鹿”的世界。在小说中,“白鹿”意象的出现总是伴随着种种有关白鹿原人或白、鹿两家族人生死的大事,使得这一意象更具神秘色彩。对“白鹿”的解析实际上就是对小说背后的灵魂的解析。

关键词:“白鹿”;白鹿精魂;符号意象

被誉为“民族秘史”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创作于20世纪末的当代中国,而小说里的世界却描绘了20世纪前半页的宏大场景,其宏大并不见于地理性或空间性,而在于小说的非凡意义。

在这部“富有新意的史诗”中,[1]作者用超凡的意象打开了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大门,从家族的兴衰与抗争出发,以人人口耳相传的白鹿传说为线索,赋予了作者对儒家治世思想传承与回归的寄望,使得中国文化的精髓衍生出无尽的价值层面的思索。“白鹿”作为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超凡形象,不时地出现在小说中,对读者来说仿若画龙之点睛一笔,而对于小说中的故事人物来说却更像是一种提醒。那么,“白鹿”这一独特的象征意象,究竟传达了什么样的内涵呢?这正是笔者试图从《白鹿原》文本及其文化背景中解析的问题。

1初神形象的诞生——白鹿原

作为这部小说的一个中心意象,“白鹿”始终贯穿其中,首先由“白鹿”带来的是一个非现实的想象的世界,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一只雪白的神鹿,柔若无骨,欢欢蹦蹦,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恣意嬉戏。所过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疫疠廓清,毒虫灭绝,万家乐康,那是怎样美妙的太平盛世!”[2]历代县志评价白鹿原:“民风淳朴,水深土厚”这是对白鹿原上世代居住的农人们真实性格的写照,而换一个角度,在这些最普通的农人看来,这“水深土厚”正是得益于那个关于白鹿的古老传说。这个传说对于世世代代的白鹿原人来说,是如同神坛上的神像一般稳稳盘踞内心的。在他们看来,有了白鹿才有了白鹿原,有了白鹿的庇佑才有了白鹿原的“水深土厚”,白鹿在农人心中是类似神的存在,是人类对世界最古老的认识--泛灵认识,使得白鹿这一初神形象作为农耕民族的心理一丝一缕地积淀了下来。白灵是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她说:“上帝就是奶奶的白鹿。”对于白鹿原上的大部分人来说,白鹿是和太平盛世、风调雨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只有神灵才具有如此强大的非自然力量。

而由白鹿的出现诞生的地名——白鹿原,本身就是对白鹿传说最好的祭祀。在这片土地上无处不显现着白鹿的神秘而强大的力量,从白嘉轩看见鹿家慢坡地上绿色的小植物,到白灵在滋水传道上看到的一闪而过的白鹿,这片土地上每一次重大事件发生前后总有白鹿的影子伴随左右。这就更加地使人坚信,白鹿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神灵凌驾于俗世之上,它确乎是时时与白鹿原融为一体的。而农耕民族对土地的信仰也催化着白鹿传说世代地流传下去。

2人格神的具象化——白鹿人

白嘉轩是“从历史文化背景中走出来的族长形象”,但他更是“中国历史社会大量存在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度下的土地所有者”,他谨守着祖辈“耕读传家”的家训,从最质朴的角度理解并践行着儒家思想的教训。这种深沉的独立人格正是白鹿原这片土地的真实写照。

白嘉轩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中亿万农民的典型,白鹿的初神形象从他这里衍生出了更深的含义:行事之准则。雷达在评论这一人物时称其“是作者的一个重大发现”。这一发现的意义正在于,将一个农民的形象从无数个农民的形象中抽象出来,成为一种符号,在他身上体现了作者从白鹿原到白鹿人的情感升华。

他的独立的品格,矢志不渝的身体力行,即使在儒学精神所推崇的伦理关系一步步沦丧中,他也丝毫未曾动摇,他慎独的精神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但于他自己却已是一种简单得早已融进骨子里的生活价值,他说:“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3]他是历史车轮下逆流勇进的西西佛斯似的悲剧英雄。人格魅力使他成为了神性光辉的具象个体。黑娃也惧怕他,正是由于他“腰杆子太硬太直”,“像庙里供着的神像”[4]。神是孤独的,当他从逆流中抬起头来,身边诸人早已消亡,他也就真如坛上的神像,只能一人牵着一头老黄牛走在傍晚的田垄上。

白鹿也不再仅仅属于想象世界中勾勒出来仅供人们膜拜的初神,更不仅仅是小说的线索和框架,而是成为了架通想象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桥。

3神格的人性化——白鹿精魂

白鹿书院坐落在白鹿原原坡上,因宋朝一名地方小吏看见一只雪白小鹿在坡上凌空一跃而定下院址,从此成为白鹿原上的精神圣地。坐馆执教的朱先生是白嘉轩的姐夫,更是他的精神导师。如果说白嘉轩是一种人格达到一定高度而神化了的人物的话,那么朱先生则天生就不属于俗世凡人,白嘉轩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更进一步体会到,“凡人和圣人是不一样的,凡人可以学圣人的行为,但终究成不了圣人”[4]。

当白嘉轩画下路上所见的植物时,朱先生一语道破玄机:“你画下的是一匹鹿啊。”[5]当百灵冤死托梦给父亲时,也是朱先生心里一惊,立刻明白“娃子没了”。当朱白氏在书院屋顶上瞧见一只白鹿一跃而没时,正是朱先生仙逝了。自始至终,关中大儒朱先生与白鹿的出现息息相关,而他的行为、品格也无一不显现出超人的特质。他不参政却“心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坚持有教无类,一心培养治国安邦的人才;著书立说、淡泊名利却不偏安一隅,以一人之力退万人之军;捣罂粟、济灾民,国难当头之时公开发表抗日宣言与其他八位先生毅然踏入战场——这一个个惊人的举动无一不深刻地反映着儒家强烈的治世精神。白鹿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伦理文化,而朱先生作为白鹿精魂恰恰体现了这种伦理文化的伟大力量。

同时,这位儒家圣人形象的代表,还被作者赋予了神秘性。他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各种推论、预言一一应验;临死之际断言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死后多年,人们在他尸骨所枕的砖头上发现的谶言再次印证了他超凡的洞察力,这洞察力的背后,正是他神性人格化后,作为一个超人对人类困苦生活的悲悯,这也同样显露出儒家文化在为新的价值观冲击下即若消解时发出的一声叹息。

著名编辑何启志曾这样评价:“《白鹿原》的巨大魅力来源于它所塑造的许多丰满而鲜活的,乃至堪称为典型的艺术形象……”[6]而这些艺术形象最终在白鹿原上围绕着“白鹿精魂”汇聚在一起。“白鹿”是儒家思想与现世价值观冲突下此消彼长的最有力抗衡,面对由它所勾勒出的这部“民族秘史”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追求普世价值的典范。

参考文献

[1]李建军.小说评论,1993(4).

[2]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3]杨迎平.在白嘉轩仁义招牌的背后[J].海南师院学报,1999,1.

[4]郑万鹏.白鹿原研究[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5]雷达.废墟上的精魂[J].文学评论,1993(6).

[6]何启志.从古船到白鹿原,艺海双桨——名作家与名编辑[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