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农民工经济融入文献研究

少数民族农民工经济融入文献研究

何晨晓

（兰州大学，甘肃兰州730000）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目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地区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少数民族地区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的走向城市，少数民族农民工开始成为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农民工在给我国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城市融入问题（马戎，2009；高翔、宋相奎，2013）。其中，经济融入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与汉族农民工不同，少数民族农民工不仅面临生活、生产方式等城乡文化差异，更有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民族文化的跨越（李光明，邓杰，孙明霞2016；）。少数民族农民工进入城市，想要谋求生存最重要的就是就业。他们进入城市寻找工作的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上门直接与雇主沟通进而就业。另一种是通过亲戚、朋友和老乡的介绍找到工作（汪永臻，2012）。稳定就业和最低消费收入保障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首要问题，这是流动人口的立足资本。经济融入也是社会融合的起点，也是融合体系的物质基础和发展前提（朱荟2011）。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城市就业带有浓重的复制性，往往扎堆重复本民族已经开拓的行业，如从事具有民族风味的餐饮业，或销售民族工艺品和土特产等。大量同一民族从事高度同质性的行业造成城市少数民族的经济活动内容单一，就业类型简单重复，职业稳定性和发展性差，并且在其他领域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上明显不足，也由此可以反映出少数民族农民工相比汉族农民工，经济融入程度较低（刘纯彬，杨仁发；2017）。

二、研究现状

本文所涉及的参考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和百度学术，搜索方法主要是关键词搜索和“滚雪球”的方式。首先作全题目搜索，然后通过更换关键字的方式搜得相关文献共74篇。主要涉及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问题研究和少数民族农民工经济融入研究。少数民族农民工在为中国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城市融入问题（马戎，2009；高翔、宋相奎，2013）。其中，经济融合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对于少数民族农民工经济融入的研究，大致扎根在两个领域。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也被称为双重劳动力市场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多林格尔和皮奥里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指，由于社会和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形成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差异；不同人群获得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及进入劳动力市场渠道的差别，导致不同人群在就业部门、职位以及收入模式上的明显差异，比较突出的如在种族、性别与移民之间的分层等（Anthony，2011）。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社会性因素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属性阻碍了农民工在行业和职业上的自由流动，由阻碍经济融入（田丰，2010；Anthony，2011）具体到阻碍农民工经济融入的分割性制度，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二元制，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相对应。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二元户籍制度为国家的安定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保障，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日益凸显，城乡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民工和城市人职业流动机会不平等，形成了两个人力资本回报率不一样的劳动力市场（刘精明，2006）。尽管户籍管理正逐步放松，但是研究表明户籍仍旧是决定农民工经济融入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Thomas,2011）。近来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歧视能够解释企业中城市工和农民工一半左右收入差异（谢嗣胜、姚先国，2006）。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等因素,农村迁移劳动力仍然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他们在就业机会、收入待遇和获得公共服务等方面受到歧视,不能享受到与城市本地劳动力同等的待遇。国内一些研究者对外出务工农民的歧视问题做了很有意义的探讨。他们对歧视形成的主要原因较一致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制度型歧视”。例如,郭正模(1994)通过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实际情况的历史考察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30年“劳动歧视”主要是“政治型歧视”。周小亮(1994)认为,产生这一歧视的原因不是贝克尔所分析的歧视偏好,而主要是属于一种制度型歧视,是中国社会、经济、历史等综合原因所致。卢周来(1998)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歧视是需求导向型，但其主体是政府与供给导向型综合作用的结果,它表现为区域性歧视,但其实质仍是二元经济结构中的经典性歧视。蔡(1998)认为,由于地方政府特别是一些大城市的政府认为,外来劳动力构成了对城市职工的就业竞争,所以,目前的反失业手段大都是地方性的,其特点可以概括为“歧视性就业政策”。但以上研究多为描述性的,定量分析可谓凤毛麟角。王美艳(2003)运用工资差异分解模型对转轨时期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歧视做了计量分析,具有开创性意义。她将由农村迁移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的一系列个人特征造成的工资差异从工资决定中分离出来,测度了歧视对工资差异的影响程度,认为两类劳动力工资差异中有76%的部分可以用歧视来解释。姚先国、赖普清(2004)研究了城乡工人在工资收入方面的差异,认为这种差异基本上可以归结于两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和工人就业企业的差异;二是农民工受到的户籍歧视。前者解释了两类工人工资收入差异的70%。这说明,人力资本和企业状况是决定工人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同时,户籍歧视所造成的差距也是不容忽视的,其比例达到30%。这一领域的研究敏锐地注意到了阻碍少数民族农民工经济融入的制度性因素。

（二）族群歧视理论

族群歧视理论认为族群因素被构建为社会意识，使得不同族群在同等条件下，少数民族农民工的收入低于汉族农民工。有研究对此做出了一些基本的描述（AnthonyandFan，2011）。从中国经济转型与少数民族的地位来看，过去在国家社会主义下，政府实施各种促进少数民族受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平等主义政策。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国家逐渐从经济领域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竞争的力量(Zang,2012；吴晓刚、宋曦，2014)。因此原来受保护的少数民族被纳入到劳动力市场。比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有的是半文盲，有的是初中水平，因此，他们上岗前的技能培训成本就比其它农民工要多得多。再者，即使是一同出来的少数民族农民工，不同的支系或地方族群的宗教信仰也不全相同（(Hess,2009；唐玉青、张劲松，2011)）。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若要尊重少数民族的习惯必须在各个管理环节考虑不同民族的特点，这与现代化企业的统一化管理相冲突。以“群体”身份出现的少数民族农民工，给企业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如果处理不好，小则会影响公司的声誉；大则会影响民族之间的关系，影响社会的稳定。尽管政府政策和现代社会的意识对在族群平等做出了贡献，但是少数民族农民工在收入与就业机会上仍旧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就是市场转型对族群工资特别是城市族群工资收益差异的影响(Anthony，2011)。而中国的乡村移民进入城市劳动市场后的族群分工、职业隔离因素使得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汉族农民工相比在劳动市场上都处于劣势地位（Hess,2009；Anthony，2011）这一领域的研究很好的意识到了造成少数民族农民工经济融入的族群因素，市场竞争的力量重新塑造了当今族群结构上的不平等。西方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研究认为，基本社会服务的缺乏会对人们的幸福感与福利获得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导致贫困和排斥（Saunders等，2008）。现有研究已经充分反映出，少数民族农民工在户籍制度为前提的社会保障体系下难以获得城市融入的基本福利与需求满足，因此探索如何满足他们的生存与发展需求，是根除社会排斥，促进认同与融合的根本之道。但目前人们对国家福利惠及于青少年福祉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我国流动人口福利制度框与服务体系建设、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方面严重滞后（刘继同，2012；程福财，2012）。

三、研究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既得文献的梳理，我们将相关研究分为两个领域分别是劳动力市场理论和族群歧视理论。这两个领域很好的抓住了影响少数民族农民工经济融入过程的制度性社会性因素，而且针对少数民族农民工这一相对特殊的群体提出了“族群”的概念，使我们较为清晰的看到了少数民族农民工经济融入的现状和这种现状产生的原因。但是，以上研究没有进一步分析和比较不同的经济融入模式对其经济作用和社会融入产生的影响是怎样的？也没有相关研究表明是什么因素会对少数民族农民工选择经济融入模式产生影响。而且，以上提及的大部分研究都没有数据支撑，定量研究非常少。其中，唐玉青的研究反映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府会成批地组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外出务工，因语言、文化水平、信仰差异、饮食习惯等方面的局限，难以融入和适应现代企业管理，进而又引发企业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排斥（唐玉清，2011）全球化研究宣称,由于收入分配发生变化,第三世界移民涌向

世界城市。根据这个说法,因全球重构而生、愈来愈呈沙漏形状的世界城市收入结构产生了一种自我更新的需求：需要技术和非技术工人。已有评论者证明,这个说法忽略了移民网络居间中介的作用；如果把这些网络纳入考虑之列,就能够说明何以移民目的地的经济每况愈下,涌向这些世界城市的移民潮却有增无已的事实。本文意在探讨少数族群经济体在这一令人困惑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论证这些族群经济体如何充当缓冲垫,为移民缓解城市中经济恶化造成的冲击。一个个缓冲垫扩大着对移民工人的有效需求,为尚在家乡但即将进城打工的人们提前保证就业和住房。作为全球化的一个定数,移民如若持续,这个缓冲垫将会在一段时间之后趋于饱和。如若在移民愈加贫困化的同时又丧失地方上对贫困的宽容——这种丧失总是随着移民贫困化的增加而到来,则二者结合起来,便会促使移民网络转移,去到城市等级排名靠下的较小城市,在那里重复这一过程：“主流饱和—缓冲垫扩大—缓冲垫饱和—再次分散”。位于不同地点的缓冲垫经济体能否持续,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环境；无论任何城市,当地对缓冲垫经济体的宽容度都会发挥重大作用。就此言之,移民政策掌控者是城市而不是国家（伊凡.赖特、陈厮，2005）。

参考文献

[1]马戎.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变迁与跨地域流动——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初步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6):1-15.

[2]高翔,宋相奎.转型期兰州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定量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3,(01):75-80.

[3]李光明,邓杰,孙明霞.我国少数民族城市融入问题研究——以维吾尔族为例[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6,(11):78-84.

[4]刘精明.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与人力资本收益[J].社会学研究,2006,(06):89-119+244-245.

[5]刘精明.市场化与国家规制——转型期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分配[J].中国社会科学,2006,(05):110-124+207-208.

[6]谢嗣胜,姚先国.农民工工资歧视的计量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04):49-55.

[7]周小亮.劳动力市场城乡歧视及其社会经济效应[J].当代财经,1994,(09):11-15

作者简介：何晨晓（1993-）男，甘肃酒泉人，学历：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与贫困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