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梁启超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梁启超

王印策

王印策（永城职业学院语言文化系河南永城476600）

中图分类号：G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41-1413（2012）02-0000-01

摘要：梁启超的一生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办书藏到流亡海外时期对海外近代图书馆的密切关注，再到完全息影政坛后一身兼数个图书馆的馆长，最后到临逝世之前口头遗嘱将一生所藏书籍及自己的著作全部捐献给北京图书馆，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贡献是无人可比的，他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

关键词：梁启超图书馆书藏中国近代

梁启超（1873-1929）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他的一生亦官亦学，但最后终因无法适应官场而完全结束政治生涯转入对学问的研究，梁启超对学问的研究是以其博大而著称的，他一生涉及的领域颇多。纵观其一生对文化事业方面的成就，图书馆事业显然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可以说他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综合其一生，可将其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分为重要的二个时期来论述，其间各有侧重方面。

一、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对图书馆事业的关注

维新变法运动期间，梁启超在积极寻求强国御侮的道路上逐渐认识到，中国要真正强大起来光靠变法是不行的，首先要开民智，了解和吸收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培养适合中国的新人才。对此，他进行了多种尝试，比如兴学会，创报刊，办书藏等，其中办书藏就是梁启超对图书馆领域的首次涉及。

（一）万木草堂书藏

1890年，梁启超始结识康有为并为之折服，与是拜康为师，就学于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就在此时，梁启超和其他改良派一起设立了万木草堂书藏。在《万木草堂书藏征捐图书启》中，梁启超论述了中外书藏所发挥的作用；“伦敦大书楼藏书至5千万余卷，入楼借阅之人岁以亿万计，其各地域邑都会莫不有书楼……此所以举国皆学，而富强甲于天下也。”梁启超大力征集中西学图书，并且用自己的著作答谢捐助图书者。这次征捐图书办书藏既说明梁启超已经认识到教育救国的重要性，而且也是梁启超涉足近代图书馆事业的首次尝试。

（二）强学会书藏

1895年，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创设了维新运动的总机关强学会。同年，康有为在他“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的变法图强部分中提出了求西学，变科举，立学校，办报馆，开“书藏”的主张。于是，梁启超等又身体力行创办了附属于强学会的图书馆书藏。此次书藏除了传统的经史子集外还收集了大量的西学书籍，并且吸取了西方近代图书馆的管理技术，对一般民众开放，“它的出现已经具有了中国近代图书馆的雏形。”

（三）京师大学堂藏书楼

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颁布的新政里面，文教方面规定要开办京师大学堂。梁启超在《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以乾隆皇帝设文渊阁藏书，泰西各国于都城省会皆设藏书楼和广雅书院，时务学堂亦皆有藏书为依据，在第一章第六节中写道：“学者应读之书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尽够……今拟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浏览而广天下风气。”明文拨给“建筑藏书楼费约两万两，购中国书费约五万两，购西文书费约四万两，购东文书费约一万两”作为藏书楼的经费，并要求“藏书楼设提调一员，供事十员，专司书务”这一条文不仅体现了梁启超的图书馆学思想，也是近代我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史上最早的一个建设规划。

二、退出政坛后对图书馆事业的巨大付出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梁启超结束了海外的流亡生活，重新返回祖国。回国的梁启超先是与昔日的敌人袁世凯合作，活跃于政坛，后又举起了反袁的大旗，最后终于因不适应官场而完全退出政坛。此后，梁启超便专心于学术文化事业，尤其对图书馆事业的关注更是他生活中的重中之重。他此时期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

（一）身兼馆长和理事长

1.梁启超与松坡图书馆。松坡图书馆是梁启超为纪念蔡锷而建立的。蔡锷逝世后梁启超用公款在上海购房屋一所，曰“松社”，用以纪念蔡锷。松社附近设松坡图书馆，规模尚未具备。随后北洋政府在北京建立更大规模的松坡图书馆，以10万元购买杨守毅的藏书为基本图书，延梁兼任馆长，梁便结束上海松社，把其中存书搬入北京，并入北京松坡图书馆。

梁启超只所以筹建松坡图书馆，除了要纪念蔡锷将军，也是为了宣传他的教育救国的爱国主张，“本馆永存，则蔡将军之精神随而永存；本馆光大，则将军之志事，随而光大。登斯室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爱国之心油然而生焉。”

2.梁启超与京师、北京图书馆。1925年，梁启超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6年，梁启超又兼任了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这里先将京师图书馆与北京图书馆的关系作一个简单的说明。1909年7月，学部奏请设立京师图书馆，1912年8月开始开放阅览，馆址就在方家胡同。1925年教育部与中华文化基金会订立了合办京师图书馆的契约，条件为：（1）教育部以原在方家胡同的书籍（包括文津阁四库全书、敦煌写经及宋元版善本书籍）移交行将组织之国立京师图书馆；（2）中基会拨款一百万元作馆舍建筑费（27年9月增加建筑费二十五万元，购书费三十万元）；（3）每月双方各支付经常费四千元。

3.梁启超对图书文献学的贡献。梁启超一身而兼任数个图书馆的馆长，这迫使他一方面要倾心竭力去实际发展中国的图书事业，一方面又要在理论和方法上去探讨未来的图书文献学。在此前后的六七年里，梁启超呼吁建立中国式的图书馆学，要求创设完整的分类法和目录学，并发表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还对中国的图书事业发展史进行了回顾。

梁启超的图书馆理论以全面、准确、实用为原则，核心是为研究者提供方便，最终目的是形成完整的中国图书馆学。他提出首要是创办带有研究性和综合性的图书馆，不办或少半群众性的图书馆，因为毕竟中国民众的文化水平还不高，很少有能利用图书馆的人，况且资金方面也极度缺乏。梁启超认为，作为一个图书馆，“读者”和“读物”是其基本要素，他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提出：（1）就读者方面，只能供给少数对于学术研究有兴趣的人去利用，即使有人骂他是“贵族式”的，在过渡时代也只能如此；（2）就读物方面，主要是收集外文和中文的名著和古籍。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去世前，先生口头嘱咐将藏书全部捐赠给国立北平图书馆。“梁任公先生遗书于十九年（1930）二月经梁氏家族会遵照梁先生遗嘱以全部遗书永久寄存本馆。计中文书二千八百三十一种，日文书四百三十三册，又有未刊稿本及私人信札若干件。”于此，梁启超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出了自己的最后一次贡献。

纵观梁启超的一生，他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是贯穿其一生的，但主要贡献则集中在他退出政坛后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不可或缺的历史人物。

参考文献：

[1]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2]翟艳芳.《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梁启超》（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07年第六期.

[3]董乃强.《中国高等师范图书馆史》[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郭英.《梁启超与松坡图书馆》[M]:《河南图书馆学刊》.2006年第2期.

[5]陈燮君、成巽昌.《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6]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M]: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