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人口红利与人口政策关系的探究

对我国人口红利与人口政策关系的探究

刘津宁

刘津宁/南京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社会101班学号：22110105

【摘要】在人口结构的转变过程中存在着“人口红利期”这样一个阶段，从理论上讲中国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人口红利期的产生和对我国人口结构起直接作用的人口政策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从我国人口政策对人口红利的影响的角度入手，来探究中国目前获得人口红利的人口结构优势和劣势，并讨论了实行多年的人口政策是否应该在这样一个人口结构已经变化了的特殊时期得到调整，放宽传统的政策要求。

【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政策；人口年龄结构

一、人口红利问题的提出

人口红利的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高劳动参与率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人口红利期是指当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目前，中国人口正值年龄结构较合理、适龄劳动人口比重较大，且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并有进一步转移的潜力的阶段，大量廉价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可为经济增长提供大量劳动力要素投入。这种人口转型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实证研究表明人口红利对中国改革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

二、我国人口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塑造

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被写入宪法，上升到了基本国策的地位；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依靠法律和政府行政力量，投入巨额资源，推行计划生育国策的国家。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要求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目的在于控制庞大的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国家通过法律和行政两方面强有力的手段推行人口控制，加之经济社会巨大变革的双重影响让中国走过了一条有本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在人口转型过程中，一方面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长量在减少，另一方面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在快速改变，15-59岁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青少年）收缩，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使得“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

三、人口政策对实现我国人口红利的影响

单纯的人口政策是不可能对我国的人口红利产生影响的，它势必会通过促进人口转型、调节人口的年龄结构等方式，来作用于我国人口红利的收获。

（一）人口年龄结构对收获人口红利的促进作用

在计划生育政策强制推行的30年间，我国已经由高生育率国家成功转型成为低生育率国家。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1.07%下降0.5个百分点。数据表明，十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这样的政策使我国0-14岁年龄段的人口萎缩，相应的抚养比较低，而大量人口集中在15-59岁的劳动年龄段中，这就可以通过提高储蓄率来提高经济稳态水平及其增长率，或者通过社会财富快速积累，使更多资本用于生产，资本劳动比处于一个不断提高的路径，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进入人口红利期，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的影响占28%，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占24%，劳动力质量的影响占24%，人口流动或要素配置的影响占21%，其他因素（如管理水平等）只占3%。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人口转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4强：如果把未来15年左右的人口红利也计算在内．则人口转变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在1/3左右。可见，人口结构和劳动力因素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二）根据人口红利实现情况改进现行人口政策

虽然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主导下的人口转变让我国从中得到大发展的机会，但计划生育带来的弊端也必须得到重视。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刘易斯拐点”，即把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因而导致工资水平的上涨，作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转折点，是通向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只出现一次的事情。为了利用好人口红利期的后20年，对人口政策进行调整应该而且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了。

北大人口问题专家李建新提出，有必要把现行追求更低生育率，只盯在控制人口数量上的生育政策平稳过渡为“低生育水平与调控人口年龄结构并举”的政策。就是说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问题并列。具体而言，使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将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8或1．9—2．1的水平上来达到既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年龄结构的目标。

除此之外，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集纳了20多位人口学者的政策建议。他们提出，我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其中涉及的改革包括调整生育政策、投资健康和教育、注重农村地区儿童发展、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人口流动、激发老龄社会的发展活力、促进性别社会平等和加强家庭发展7个方面。该报告特别提出，近期生育政策的调整方案应该是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孩”。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即有的地区第一胎为女孩的夫妇可以生二胎)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这种分区域分步分开二孩，可以避免同时全部放开二孩带来的人口大起大落式的剧烈变动，也可避免放开“单独”(即夫妻双方一方是独生子的可生二胎)带来的花费时间较长、贻误时机等问题。

目前国内很多学者都在呼吁调整人口政策，过去的“一孩”政策在特定的时期的确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口结构的转变，我国的人口政策也应该与时俱进，在我国尚处于人口红利期内的时候，适时适度调整人口政策，抓住人口机会窗口，最大可能得实现人口红利，并通过调整政策继续转变人口结构来期许第二次人口红利期的到来。

【参考文献】

[1][8][9]汪小勤,汪红梅.“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2007(1):104-110.

[2][7]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2-9.

[3]马瀛通.人口红利效应与日俱增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J].中国人口科学，2007(1)：2-9.

[4]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8(3):5-13.

[5]巩勋洲，尹振涛.人口红利、财富积累与经济增长[J].中国人口科学，2008(6)：33-39.

[6]证券之星.蔡昉访谈录:人口红利续推中国经济增长[Z/OL].证券之星，2005-07-16，http://www.stockstar.com.

[10]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8——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1]李建新．论生育政策与中国人口老龄化[J]．人口研究，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