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及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理性主义文化

论中国及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理性主义文化

苏秋丽

苏秋丽

摘要：美国哈佛大学奥连战略研究所所长亨廷顿教授就“转变中的防御环境及美国的国家利益”专题提交的研究报告《文明的冲突》，将冷战后的世界形态，概括为西方、儒家、日本、伊斯兰、印度教、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非洲等七、八种主要文明的互动，指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进程；新理性主义文化；东亚；西方文化

亨廷顿自诩研究清楚了诸种文明的本质，并直言不讳地将伊斯兰与儒家文明视为引起文明冲突的力量，而要求制定对之加以遏制的世界战略。细读《文明的冲突》，不难发现，亨廷顿教授对世界历史的了解，过于随心所欲，不仅对东方世界的历史与现状很隔膜，而且对西方世界的历史与现状的解释主观性也太强。本文拟就东亚现代化进程中新理性主义文化兴起及同世界文化的关系，谈一点浅见。

一、新理性主义文化正在东亚崛起

亨廷顿教授断言，文明间的冲突将会取代意识形态与其他形式的冲突而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冲突形式，冲突的焦点将发生在西方与几个伊斯兰——儒教国家之间。其立论的主要依据，就是回教、儒家、印度教和佛教社会“加入西方”遭受着较大阻力。

亨廷顿教授立论的前提其实就难以成立。其一，东方各社会缘何非要“加入西方”不可？这些社会缘何不能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向现代化？其二，西方，有古代的西方，有中世纪的西方，有近、现代的西方；在近、现代西方中，有欧洲式的，又有北美式的；在欧洲，有盎格鲁•撒克逊型的，又有莱茵型的。究竟何者代表真正原型的西方？其三，西方各国走向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与回教、儒教、佛教、印度教社会走向现代化，这不同的文明间是否除去东方社会“加入西方”外，便无文化上的共同追求？令人遗憾的是，亨廷顿教授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清楚地交代。以本文专论的东亚地区而论，亨廷顿教授的上述观点表明他对这一地区正在发生的变化及文化发展趋向是缺乏了解的。

我们不难发现，较之西方发达国家，较晚开始现代化进程的东亚地区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正积极利用世界文化的资源，创造一种新的文化，这一文化以现代人本身为主体，努力借助文化的多元发展、沟通、渗透及各种文化自身的转型、重构，推动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真正走向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新的文化的崛起，主要表现在一系列新的价值取向、新的社会精神正在形成，并为越来越多的个人、群体所认同。

1.新的价值取向，新的社会精神之一：

即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重视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增长，物质条件的改善。同时，人们也有了必要和条件高扬人文精神，使人能超越异化而实现人与人生所固有的意义。这就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砺相长。

2.新的价值取向、新的社会精神之二：

简言之，是个性化精神与整体化精神的相砺相长。近数十年来，东亚地区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的巨大增长，使个人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从传统的家族宗法及行政权力支配的关系中解脱出来，获得自主、自立的权利以及使之得到实在的外在环境。然而，在这里并未像西方某些国家那样个人主义泛滥，整体化精神在东亚有着异常强大的生命力。

3.新的价值取向、新的社会精神之三：

我们可称之为戡天役物的竞进精神与自然和谐的保守精神相砺相长。东亚地区唯一可选择的是发展模式只能是一种创造可持续发展能力，以保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模式。这就是以和自然环境保持和谐的保守主义制约戡天役物的竞进主义，保持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利用的能力，以工业化、城市化高质量的发展取代较为单纯的数量增长及规模扩大。马克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中说过，基督教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作理性的宰割，儒家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作理性的适应，东亚地区今天的现实，可以说正是在这两种理性主义的相砺相长中，形成一种向着人类持续发展前进的新理性主义。

4.新的价值取向、新的社会精神之四：

我们可以称之为世界化精神与本土化精神相砺相长。东亚地区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大力开发和利用本国资源，而且积极利用国际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财富来充实自己；他们同世界的联系从来没有像现代如此紧密，他们的命运从来没有像现代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息息相关。世界化的精神已深深扎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与此同时，对本土的关怀和认同也日益强烈。世界化精神的高扬，并未泯灭东亚各国自身的特征。对本土语言、历史、文物、风俗的眷恋，对乡音、田野、传统艺术、民族文化的特别钟情，汇合为文化上的本土主义。它成为制约被西方文化所同化的最有效的力量，也成为接纳和消受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世界其他文化的基础。

上述四种新的价值取向、新的社会精神，一是规范人自身；二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三是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四是综合以上三者而总其成。四者相楔合而构成一个整体。

二、新理性主义文化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

亨廷顿教授对儒家、对中国文化、对东亚各国文化抱有成见，对东亚地区正在崛起的新理性主义文化完全不予理会，与之互为表里的另一方，便是视西方文明为切合所有人的普世文明，坚持西方文明既是西方的亦是现代化的，非西方文明要现代化就非西方化不可。正是这双重的错误，使亨廷顿教授在构建世界新秩序方面作出了文化上的误导。

而东亚地区的新理性主义文化的崛起，就是世界新秩序构建的一大成果。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这种新的关系、新的走向，有助于克服冷战遗留下来的大量问题，也有助于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构建在一个新的文化或人文的基础上。亨廷顿教授对世界文化多元及多样化的发展在价值的评判上却作出了完全否定性的结论，继续坚持以西方文化压倒和取代世界上所有其他文化，不仅仅是无视文化发展自身的人文意义，无视各国历史文化资源在其本土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而且是又一次重复冷战时代的做法，将文化纯粹视作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工具。

亨廷顿指责众多的批评者对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没有能提出一个新的总架构，足以取代他的“文明的冲突”这一模式。当今世界，文化上的民族主义狂热确实是存在的。亨廷顿教授所代表的思潮，应当说也是其表现之一。但是，隐藏在文化民族主义狂热背后的，仍然是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的冲突。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新的发展不平衡，谋求建立国际经济与政治新秩序同保持国际经济的冲突在深层次上继续展开。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发达国家相互之间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靠引导非西方国家在文化上“进入西方”解决不了。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正在成为整个人类所面临的中心任务。为了推动发展中国家更迅速地向前发展，为了使南北东西各国之间在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建立起不是互耗而是互利的关系，必须进一步改变以前以欧美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国际产业体系，以不平等交换为基础实际上是在不断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及国际金融体系，在穷国与富国之间，在富国与富国之间，在穷国与穷国之间，建立能够促进各方面形成优势互补关系的经济、政治规范。

亨廷顿教授在《文明的冲突》结束语中，在强调西方国家保持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又说：“西方国家也需要深入了解其他文明的基本宗教和哲学主张，以及洞悉他们是如何理解自身利益的，这需要西方致力去识别和其他文明间的共通性。”最后，亨廷顿教授还说：“不会有普世的文明，有的只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世界，而其中的每一个文明都得学习与其他文明并存。”应当说，这些见解都非常出色，但是，亨廷顿教授全文的基调以及他所提出的西方文明压制儒家——伊斯兰文明的全球战略，与这一结论却完全不协调。西方文明仍在继续发展中，非西方文明也正在发展过程中，东亚正在崛起中的新理性主义文化表明，无论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还是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都可以对人类提升自己的人文化水准，实现真、善、美全面发展的目标，作出自己的贡献。

总之，人类只有更加自觉地重视自身所特有的文化性与人文性，利用原有的各种文明作基础，在多元文明的对话、切磋、沟通、相砺相长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文明程度，才能在面对全球范围内的大转型所带来的诸多失序、无序状态而不慌乱；才能在逐步实现物质生活的现代化的同时，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不致于产生价值迷失。

作者单位：河南省郑州市第四十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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