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视角在中学古代诗歌教学中的尝试性运用——以李商隐《马嵬》组诗为例

叙事视角在中学古代诗歌教学中的尝试性运用——以李商隐《马嵬》组诗为例

韩莹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一中

摘 要：叙事学的运用在中学课堂多体现在小说和戏剧教学，本文尝试以李商隐叙事性组诗《马嵬》为例，将叙事学中的叙事视角理论运用于中国古代诗歌教学，以此为古代诗歌教学寻求更多的解读思路。同时简要概述近些年古代诗歌叙事性方面取得的新近研究成果，为该解读方式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叙事学；叙事视角；古代诗歌；事境

一、叙事视角在中国古代诗歌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传统中学诗歌教学当中，除了叙事特征极其明显的几首，例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杜甫的《石壕吏》，以及“乐府双壁”《木兰诗》与《孔雀东南飞》等几首外，其他的诗歌多以“诗言志”为教学目标，采取传统教学手段，通过知人论世或者文本细读的方式，对诗歌的字眼、意象、句式等进行分析，来深入品读作者在诗歌中所要传达的情感。而这种教学方式本身，其源头或许来在于自古到今我们一直将诗歌作为诗人抒发内心情绪的重要手段。因此在研究诗歌时似乎存在一个默认的前提，即诗句中所有的元素都是为情感服务而存在的，哪怕叙事性极强的诗歌，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课堂实际学习，都立足于对情感本身的发现和探讨，对叙事艺术几乎完全忽略了。似乎诗词专注抒情，而叙事则成为了古典小说戏剧的专长。^[1]但是，文学文本的艺术性表达必然不是绝对的，传统诗歌确实在抒情领域力量强大，但这不是我们忽视其中包含的叙事技法的理由。

此前有学者对诗歌的叙事学传统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上海大学董乃斌教授于2010年在《古典诗词研究的叙事视角》中对古典诗歌的叙事传统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北京师范大学周剑之副教授于2015年在“中国古典诗歌叙事传统研究”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中提出了从“事境”研究唐宋诗歌的新角度。但这些研究成果在中学教学中尚未见到深入探讨，更遑论有效运用。而实际上，如果我们将一些具有叙事特质的诗歌置于叙事学的研究范围，会发现诸多诗歌会有全新的意味的生发。

但无论是叙事学或是古代诗歌鉴赏，都已存在相对完备且深远的理论研究成果，一篇文章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地分析整个叙事学体系在中学古代诗歌教学中可能存在的应用价值，因此本文主要选取叙事视角这一切入点，以李商隐的《马嵬》为例，对叙事在古典诗歌教学中的研究与运用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二、李商隐《马嵬》组诗的传统解读及其两重情感意蕴

李商隐的《马嵬》是组诗，其一是七绝，其二是七律，内容都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感情故事为核心。为论述方便，在此将两首诗内容附上：

马嵬·其一

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

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

马嵬·其二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马嵬·其一》前两句，说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安史之乱的逃难途中的故事，也即“冀马燕犀动地来”，不久李隆基被六军威逼胁迫下令缢死杨玉环，是诗中所述“自埋红粉”，随后不久李隆基抑郁而死，故而是“自成灰”。后两句是诗人自己，或者可以理解为诗人代世人抒发感慨，“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杨贵妃之美传扬天下，但所谓倾国倾城最终不过只使得君王自己一人倾倒而已。

《马嵬·其一》内容简单易懂，但依然能读出作者对这件事情的两层态度。

从叙事视角出发，这首诗显然是站在后人立场上对这样一场历史上著名的政治与爱情相博弈的故事进行评判。第二句连用两个“自”字，可以理解做是作者对这个故事中的爱情成分的极大肯定，这场悲剧起源于唐玄宗对杨玉环的偏爱，跌宕于他亲自下令杀死杨玉环，结束于走不出这样一场爱恋抑郁而终。延续这样的“爱情”角度接着赏读，如将语义重点放在“君王若道能倾国”中的“倾国”二字，读到的是爱情中的男子对女子的难以掩饰的偏爱，毕竟杨玉环所谓的倾国美貌并没有真正打动世人，反而引来了这样一场灾祸，使得“玉辇”仓皇“过马嵬”。被美貌与爱恋蒙蔽了的君王关注到了自己的“爱人”身份，却全然忽略了自己的“君王”之身，他本以为这两重身份可以在杨玉环的美貌中重合，但世人用冷眼给了他最后的答案。

但如果我们将诗作第二句的两个“自”字读作“自作自受”之“自”，则诗歌的主题是另外一重境界，即政治讽喻诗。因为忽略了自己的“君王”身份，所以结果必然是“自埋红粉自成灰”，如果一言九鼎的君王所说的“倾国”美貌真的存在，那么最后的下场也不至于如此凄凉。因此，在第一重李商隐对李隆基的恻隐之心之外，本诗还能读到对这样一个昏聩的统治者的痛恨和讽刺——一切不过是统治者自己的种下的因果罢了。

以上两种，或惋惜或讽刺，都是从后世人的全知视角出发，对这样一场爱情故事进行评价。旁观者冷眼看历史，看到的是这样一场毋庸置疑的悲剧发生的前因后果以及对后世人的警告——当玉辇被阻在马嵬坡上的那刻，“美色误国”就不再是耸人听闻，于后世统治者而言，静心清心，专注国政是无二选择。这样的结论，是谓“旁观者清”。

而对《马嵬·其二》的解读，在诸多鉴赏文章中见到的结论也不外乎以上两种，或是对爱情的悲叹，或是对君王在政治方面昏庸不作为的讽刺。“徒闻”、“他生”、“牵牛”和“莫愁”等等字眼，能读出这个故事中浓重的爱情意味，而“虎旅”、“六军”、“天子”等等，又能读出和《马嵬·其一》似乎别无二致的政治讽刺意味，堂堂天子既失了爱人的本分又丢了君王身份，成为讽刺诗的主角理所应当。

三、以转换叙事视角为切入点品读《马嵬》组诗

但如果两首诗的解读方式完全相同，似乎这首组诗也就失去了作为组诗存在的意义。因此，或许可以尝试从叙事视角出发，在《马嵬·其一》的“后世人”立场之外找到新的角度来解读《马嵬·其二》。

于是发现，如果将《马嵬·其二》视作是杨玉环的视角，这首诗完全读得通。尽管是受命，但也算是为大局自缢而死的杨玉环感叹自己的未来，纵然能存在于另外一个九州，但也依然无法弥补自己的遗憾，毕竟那里只有自己而无爱人。回望过去，只听见虎旅夜间打更之声，此刻，于战场千钧一发之势中如履薄冰，再也无法享受宫廷中的奢华生活。爱情是曾经确乎存在过的美好，七夕之日还曾调笑牛郎织女难逢一面，但今日在六军中，似乎自己与爱人还比不上他们那样一年一会的情状。在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里，贵为天子的爱人囿于身份，或许自己能从他身上得到的幸福，还不及平民女子在平淡生活里享有的幸福。

这似乎是一个不同的杨玉环，是一个远离“倾国倾城”野心的，只愿得心爱的人与自己共度平淡日子的杨玉环，是无政治诉求的，温柔怯弱的，在面临爱情悬崖时手足无措的女子。

同时，如果将这首诗置于唐玄宗的视角之下进行解读，也另有一番滋味。贵为天子之尊的自己无法保护自己的爱人，此生已然结束，寻求来生的希望却依然渺茫。从前护卫自己的军队的打更之声现今听来毫无心安，却是惶惶难安。奢华的生活不再，安稳的日子难回，这样的情境中，自己尚且无法保全，更何况还想要保全爱人！六军整齐划一，对准的不是敌军却是自己，身份尊贵，但正是这样的尊贵身份令爱人身处生死一线。倒不如平民人家，能和自己心爱的女子一起，虽无富贵可求，但却安稳幸福。如果再有来生，或者能在海外九州寻得往日的爱人，或许宁愿放下江山，与美人安于淡然的生活。

从这个视角看来，这里的唐玄宗或许依然是传统视角下因无能而被讽刺的君王，自古放弃江山爱美人的君主除了艺术作品外少有人赞颂。但此刻，面对如此庞大纷争而无能为力的一国之君，或许需要有人去理解他肉体凡胎下的欲望，如果他有选择和爱人一起逃离的可能，也许他真的会选择离开。

将这首诗歌置于新的叙事视角的解读下——不是站高望远的后世人视角，而是那场动乱的当事人本身，将读者从全知全能的状态拉入到情境中，成为有限视角，体味当时主人公的心境，结果是诗歌和政治讽刺的距离似乎远了一层，却可以读作一首单纯的对爱情进行审视的诗歌。杨玉环是爱人，但也是贵妃，有“母仪天下”之责，李隆基是爱人，更是君王，有“天下己任”之责。而这两人在情势危急之中，纵然迫不得已，万分难舍难离，最终为了解救一场政治灾难，选择了将自己的情感以一场灾难进行终结。爱情之外的普通人经历了安史之乱，无数人颠沛流离饱受战火纷扰，是整个时代的悲剧，而当事两人，家国责任无力承担，对彼此的承诺也无法实现，是他们人生的悲剧。如此看来，当我们再次审视安史之乱，对于两位主人公，除了祸国殃民的愤恨评价，也需要对他们多一重理解。李商隐用他这样一首可以多种视角切入的诗歌为这一历史事件增添了更多的血肉。

除去在爱情中的身份之外，每个人的社会角色都不是单一的，而当这些角色与爱情中的身份有所冲撞，就会成为一场小至个人，大至家国层面的悲剧。至此，这首诗可以跳脱出政治讽刺的传统解读，视作是一首对爱情进行哲理性思考的诗歌。

四、古典诗歌能够进行叙事性解读的理论基础及其他诗歌文本引入叙事视角教学的尝试

这首诗能进行这样的解读，是基于这首诗原本就是一首叙事意味浓重的诗歌。《马嵬》组诗是典型的咏史怀古诗，咏史则必然涉及讲述客观存在的历史，然而借何人之口，用何种语气讲述，想要传达何种想法，则是由作家进行的选择。因此我们不妨去猜想，本诗存在多种视角解读的可能是诗人的刻意为之。毕竟李商隐向来是歌颂爱情的行家，“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本是丁香树，春条结始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等，都常被后人解读为李商隐对爱情的感叹。因此，面对这一场惊天动地的情感故事，倒真的可以尝试将《马嵬·其二》读作是作者想要在后世的口诛笔伐中以自己的力量为这二人寻求一点理解。

李商隐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加以干预以含蓄地表明态度，不对历史事实进行大动干戈的评判^[2]，而是用诗歌的含蓄意蕴包裹自己的判断，并且大胆地将这个包裹交给读者去拆解。在平铺直叙描述历史的同时，也将丰富的意蕴置于其中，不至于太过直白彰显而失去诗歌的美感。

中国文学史存在一条抒情传统

^[3]是不需要怀疑的，但我们需要正视的是，诗歌的抒情功能与叙事功能不是平行存在于文学史中，而是相互交叠密不可分的状态，李商隐的《马嵬》组诗明确地彰显着，诗歌的丰富意蕴还可以从叙事技法中切入。故而在进行诗歌赏读时，除了传统的意象意境等分析，叙事诗中的事件本身的呈现技法也需要为人所留意。而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已然有学者注意到，传统的诗歌“意象”、“意境”等理论对解读古代诗歌是不够的，于是在古典文献中寻求新的理论支持。北京师范大学的周剑之教授在《从“意象”到“事象”：叙事视野中的唐宋诗转型》一文中，提出“事象”的概念，顾名思义，“事象”所区别于“意象”即在于诗歌是围绕物象展开还是事件展开，而围绕事件展开的诗歌则完全有理由引入叙事传统对其进行解读。围绕“事象”展开，并对视角进行精心选择，借助虚词等手法，在诗歌中营造出的具体可感的情境则被称为“事境”， 无论是“事象”还是“事境”，都区别于普通的叙事本身，^[4]他们在诗歌中的呈现是诗人艺术选择和艺术加工的结果，阅读者需要从诗人的呈现中感受诗人的情感态度。而实际上，“事境”这一概念在清代早已出现。

故而，中国古典诗歌的叙事传统不是薄弱，而是被忽略了太久。在积极引入西方叙事理论解读小说戏剧等文本的同时，对待诗歌的叙事性特征也不应再缄默，叙事性技法的发掘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传统诗歌的新的活力，成为“意象”“意境”学说之外的新的解读工具。

这一角度有足够理由进入中学课堂，为诗歌教学添砖加瓦。在日常教学中，可以将叙事视角引入古代诗歌教学中让学生进行思考，例如《孔雀东南飞》一诗中，多为外视角叙事，而在心理描写方面则不见丰富，如果想要检测学生对叙事诗中人物形象的掌握程度，则可以让学生尝试补充府吏视角下的婆媳关系，或许是我们让课堂丰富起来的一个可行之选。

然而叙事视角也只是能引入诗歌教学的叙事学相关理论的很小一个方面，关于叙事语言、叙事节奏、叙事时间等在中学诗歌教学中的运用仍然有非常大的研究空间。于是期待在未来的语文课堂教学实践中，能够进行更多的尝试，将丰富的理论化为切实可用的教学方法。

[1]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53.

[2]2]董乃斌.李商隐诗的叙事分析[J].文学遗产，2010(10)：42.

[3]3]董乃斌.李商隐诗的叙事分析[J].文学遗产，2010(10)：45.

[4]4]周剑之.从“意象”到“事象”：叙事视野中的唐宋诗转型[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