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愈加体现。主旋律纪录片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一种，既承担着文化传递、沟通、共享的宣传作用，又有其独具的意识形态导向功能。以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为契机，主旋律艺术已经迎来了新的春天。建党百年之际，深入研究主旋律纪录片的时代任务和意识形态功能建构路径，切实提升主旋律纪录片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导向作用，使其在市场化的潮流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主旋律纪录片；意识形态；新时代；建构策略
“中国当代文艺的语境中，主旋律文艺是指以倡导主流价值观、发挥文艺的意识形态功能为目的的作品。”1顾名思义，主旋律纪录片是指以宣传主流价值观，构建主流意识形态为目的的纪实性影像，它兼具政治性与艺术性，是政治美学的表意外化。主旋律纪录片紧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传达不同的时代精神、具有不同的审美价值。
真正的社会革命都是意识形态的革命，真正的大国较量离不开意识形态的斗争。新时代的中国，正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破浪前行，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中华民族在变局中笃定前行的重要保障。主旋律纪录片以视听艺术形式呈现在受众面前，用艺术讲时政。直观生动的声画元素、简洁易懂的叙事语言，是提升意识形态凝聚力的优质手段。
2019年前后，以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为契机，献礼伟大祖国、颂咏崭新时代的主旋律纪录片层出不穷，例如《辉煌中国》《大国外交》《港珠澳大桥》等。新涌现的主旋律纪录片逐渐摆脱过去的政治说教和理论灌输模式，开始聚焦现实题材、描摹风土人情、挖掘身边故事，加之集数较少、时长较短、适合填充碎片时间，得到了一大批年轻受众的追捧和关注。主旋律纪录片越来越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道路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亟待更多优秀的主旋律纪录片问世。无论是叙事结构的多元组合、拍摄手法的切换设计，抑或是主题立意的重新审视，都会对主旋律纪录片意识形态功能的建构效果产生相关影响。因此，瞄准主旋律纪录片的时代定位、探索主旋律纪录片意识形态功能的提升路径、为主旋律文艺持续繁荣创造内生动力就变得尤为重要。
传播主流意识形态，要用为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说群众听得懂的话、讲群众想得到的事才能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主旋律纪录片就是一种容易“接地气”的表现形式，它通过视听语言的有机组合，把主流意识形态的种子播种在受众心间，起着“润物细无声”的宣传效果。最好的宣传是潜移默化，而不是刻板的理论说教和灌输。比如2020年初央视网系列人文纪录片《人生第一次》，以“洞察人间凡事，体味人生百态”作为节目定位，选取出生、上学、长大、结婚、退休、告别等每个普通人都会经历的的人生节点，每个受众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生活剪影，获得共通的心灵感受。真正的流行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共鸣，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不需要声势浩大，也许就是在对平凡生活最简单地刻画中流露着浸染全社会的温情。
发挥主旋律纪录片的宣传作用是新时代强化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的大众化手段，是全社会积极学习和领悟党中央政策方针路线的敲门砖。主旋律纪录片能够体现时代热点、彰显时代精神，既是时代风貌的投影仪，又是国家成就的宣传栏。2020年末，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圆满收官，一批歌颂脱贫事业的纪录片竞相涌现：新华社推出纪录片《第一书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系列纪录片《告别贫困》等，把一份份脱贫攻坚的答卷与有血有肉的人物相联结，用故事讲政治，让时政为跟多人所了解，才能从四面八方汇集起支持的呼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2思政课堂是青少年意识形态形成的重要载体。总书记对思政课教师提出了“坚持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统一、坚持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等要求，充分发挥主旋律纪录片的作用是通过隐性教育实现多样性与启发性的途径，适时适度的主旋律纪录片引入能够为思政课堂增添新的生机活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主旋律纪录片肩负着爱国主义教育的时代责任，为学生在新的时代发展视野中涵养爱国情感、厚植爱国情怀提供了动力源泉。
“一个超越了历史和现实的全知叙述，是靠文本的逻辑来推动叙述向前发展，而影像自身的逻辑并不能构成片子主题发展的叙事逻辑。”
3主旋律纪录片以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为目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立场和主题趋向，容易成为为服务政治而做的理论宣讲，与观众审美需求渐行渐远。怎样使故事脱胎于政治而又独立于政治，为镜头语言留下发挥影视魅力的空间，真正地“讲好中国故事”，营造内容为王的媒介环境，还有待影视行业在实践中的进一步创新。
2021年1月，战疫纪录片《武汉日夜》上映，影片以不同主体为切入点记录了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后举国战疫的真实故事。据CBO中国票房榜1月数据（见附录图1）显示，《武汉日夜》票房远低于同期院线上映的《大红包》《许愿神龙》《缉魂》等影片，可见相比于剧情片的跌宕起伏，主旋律电影所蕴含的主流价值取向与商业文化的合流依旧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现如今，影视制作的形式更加丰富、传播平台更加多元、制作主体更加广泛、创新机制更加健全，给受众带来了多样的选择性，这也必定会成为主旋律纪录片发展过程中不能规避的挑战。
紧随着信息化而来的是分众时代，它与大众时代相对立，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变得更加重要。纪录片题材有时会对受众自身的认知能力有所要求，而受众群体生活的环境不同、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受教育水平不同等多种因素都会对其心理诉求产生相关影响。主旋律纪录片承载着激民族发认同感和自豪感的任务，作为软实力的体现，承担着阐释和彰显国家发展硬实力的责任，怎样才能让不同理解能力、不同审美能力的受众在阅片之后激发起与自身实际相符合的的建设意识和爱国情怀，是主旋律纪录片创作过程中应该思索的问题。此外，主旋律纪录片选题严肃、形式单一，不容易形成稳定的收视群体，也是阻碍其发展前景的一个因素。
当代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和挑战是源源不断的。中国这个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经历着意识形态层面的严峻考验。但就影视行业而言，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起步较早、技术较先进，意识形态与影视行业的融合更成熟。“西方国家除 了惯用的方式，即通过输出影视、广告、传 媒、 书籍等文化产品来进行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大众文化渗透。”例如迪士尼乐园通过动画影像完成对英雄主义的视觉传达，利用冲击力极强的影像技术把美国梦悄然种植在中国文化的培养皿上。随着愈进愈前的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国外影视作品在中国市场上长期占有者一席之地。在丰富我国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容易在潜移默化间侵蚀人们的思想，与中华文明的主旋律构成意识形态的长期对抗。
1、纪实+制作——影视优势的充分发挥
主旋律纪录片，既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感器，也是影视艺术表达的形式之一。作为影视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提升自身的艺术表达能力和表达水平是十分重要的。只有首先获得观众的认可与喜爱，才能充分发挥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制作体现在前期选材、中期拍摄、后期剪辑等许多层面。
从题材和内容的选择上来说，目前的主旋律纪录片多选择中国共产党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事迹作为切入点，局限于在某个特定的政策下展开叙事，容易造成题材单一、内容枯燥的视觉观感。因此，有血有肉的“身边人”形象也许更能打动受众，选题里的主人公形象能够投射在多数观众的生活实践里，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是有效拉近距离的方法。真正的主旋律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从来都具有最平凡的人民性。此外，还要敢于创新，能够实现讴歌党和人民、展现时代风貌目的的纪录片都可以称作是主旋律纪录片，因此，它并不局限于以人为中心的表达路径。举例而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纪录片《假如国宝会说话》记录的是国家文物的故事；《我在故宫修文物》是故宫文化中凝聚工匠精神的体现；《美丽中国》涉及的是祖国各处的风景和生灵。受众从这样的纪录片中找到了自己的血脉传承，培育了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也自然而然地增强了意识形态凝聚力。
从后期制作的技术水平上来说，纪录片在确保真实性的基础上也要能够利用影视语言把故事讲好。不是只有平铺直叙可以为真实性代言，剪辑时对蒙太奇手法的运用能够帮助表达对象构造更加丰满的形象，这也是纪录片作为影视艺术讲好中国故事的思路。此外，努力提高我国影视行业制作技术，学习和借鉴国外优秀影视行业的先进经验，从整体上拔高主旋律纪录片的制作水平也十分重要。有了视觉美感才能吸引受众，广泛受众群是宣传工作的基础。
2、纪实+演绎——多片种的交流对话
相比剧情片而言，纪录片叙事无法兼具跌宕起伏的艺术特色。但剧情片的情节能够帮助受众激发起对相关背景的探索兴趣。如2021年年初上映的剧情片《山海情》为2020年年底播出的纪录片《西海固之变》带来了全新的关注度。这两部作品登上银幕的时间相近，《山海情》以其生动起伏的叙事把西海固这样一个偏僻无名的地方带入了普通人的视野，人们开始顺着剧情的发展追寻历史的渊源，《西海固之变》随之走进了观众的眼帘。与纪录片相比较，剧情片拥有更多的发挥空间，它允许不触犯原则的虚构，可以利用明星效应获得受众，通过同时间段上映相同或相关题材的剧情片为主旋律纪录片开发知名度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1、全知视角向限知视角转变
所谓全知视角，是指以第三人称的视角看故事，此时受众的角色是客观的信息接收者。限知视角与之相反，以第一人称的视角代入，容易激发出受众作为接受主体的主人翁意识。将两种视角的理念放在主旋律纪录片的意识形态阵地而言，限知视角容易让受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意识形态成因和发展脉络，而全知视角更侧重于教学式的理论输出。
视角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纪录片解说词的人称转变，解说词是纪录片的重要组成部分，多用第一人称是站在受众立场的体现，从受众的角度出发去认识故事的全貌；其二是现场记者的介入，纪录片允许融合现场报道的形式，由记者设身处地地介绍实际情况，引导受众逐步形成客观认知。
众筹化的创作模式
所谓众筹划创作纪录片，就是指由大众筹资制作的纪录片，这种方式近年来在电影制作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众筹对于制作方而言，降低了影片的前期制作成本，资金可以移位给中后期的技术创新。与此同时，受众不再是局外人，他们成为了制作团队中的一员，有了更多的参与感。
纪录片众筹的另一个层面是内容众筹，比如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推出的《厉害了，我国》，邀请全国观众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身边的小事，讲述百姓眼中的中国发展。较之资金众筹，内容众筹是更容易为受众所接受的模式。
近年来，文化纪录片因为带有着历史的厚重感和传承感而受到欢迎。比如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早餐中国》，以中华饮食文化为切入点，展现街头巷尾的人间烟火，观众在欣赏影片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汲取着文化的力量。“文化自信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进行优秀传统文化宣传的纪录片本身就是主旋律纪录片，文化纪录片从不同文化视角里提取文化自信以影响受众，用历史的积淀自然而然地汇聚起意识形态的感召力。
比如央视新闻在媒体客户端推出了百级微记录《红色档案》，走进国家档案馆寻找切入点制作成10分钟之内的历史题材微型纪录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联合制作的《故宫100》，每集时长6分钟，讲述100个故宫里的空间，展现看得见的空间里100个看不见的美。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不容易再趋向于拿出整段的时间接受文化熏陶，微纪录片可以满足受众碎片化的审美需求。加之微记录的体量小，制作成本低，时间紧凑，容易真正做到“内容为王”。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大数据时代应运而生，媒体融合成为大势所趋，纪录片的“网生时代”也随之来临。一段时间以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和腾讯视频、哔哩哔哩等网络平台纷纷加大了纪实题材的摄制、投入和传播力度。不同媒体平台面向着各自相对固定的受众群体，而受众可选择接收信息的渠道也打破了传统的局限性，变得更加多元。因此，打通多层次传播渠道意味着拓宽了受众面、增加了浏览量，在全程化、全息化、全员化、全效化的媒体融合发展进程中，真正搭建了网上网下同心圆，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开拓更广阔的空间。
当然，新时代主旋律纪录片意识形态功能的提升需要政府、制片方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这种意识形态凝聚力的形成不在朝夕之间，而在潜移默化的熏陶和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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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1 王庆卫：主旋律文艺的意识形态策略与后意识形态境遇,《中山大学学报》.2013(3):54
2 习近平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2019年3月18日
3 丁丽洁.新人文纪录片启蒙之路.《文学报》,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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