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孤儿》中的创伤书写与空间叙事

《上海孤儿》中的创伤书写与空间叙事

张北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01620

摘要：《上海孤儿》是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的小说，隐含着强烈的空间意识。本文运用叙事理论家加布里尔·佐伦的叙事空间理论，将小说《上海孤儿》的空间呈现划分为三个层次 : 地形空间、时空空间和文本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对小说中对个体创伤及民族创伤的描写进行分析。

关键词：《上海孤儿》；创伤；佐伦；叙事空间理论

一、引言

石黑一雄是一名日裔英籍小说家，于201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与鲁西迪、奈保尔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石黑一雄从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其主要作品有《远山淡影》《浮世画家》和《长日将近》等。《上海孤儿》是其创作的第四部小说，曾获布克奖提名，《上海孤儿》的背景为鸦片战争及日本侵华战争，它不仅刻画了主人公班克斯的苦难经历，同时刻画了20世纪初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及中国社会面临的时代困境，是一部创伤小说。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班克斯·克里斯托弗于20世纪初在上海出生，他的父母是英国人，父亲是一家英国跨国贸易公司的员工，从事鸦片贩卖活动。班克斯在公共租界中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却遭遇父母接连神秘失踪。班克斯因此成为孤儿，于是搬去英国同姑妈一起生活，并成为伦敦有名的侦探。1937年，班克斯重访上海，立志要破解父母失踪之谜，他天真地认为这一谜题的破解有助于阻止世界大战。然而，由于当时正值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上海处于战火之中，班克斯的查找工作变得困难重重。最终，在菲利普叔叔的坦白下，班克斯知道了父母失踪的真相，也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是多么天真。

在《上海孤儿》中，主人公往返于伦敦与上海，使得整部作品具有空间特征。空间研究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本文运用叙事理论家加布里尔·佐伦的叙事空间理论，将小说《上海孤儿》的空间呈现划分为三个层次 : 地形空间、时空空间和文本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对小说中对个体创伤及民族创伤的描写进行分析。

二、地形空间与个体创伤

在《上海孤儿》中，班克斯经历的创伤体现在地形空间的对立中。主要包括两对对立的地形空间。

首先，班克斯移动的地形空间为伦敦和上海。他从小生活在上海租界，对公共租界拥有美好回忆。但是上海租界排斥中国人，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只能通过他人之口获得，例如：“据大人们说，那里瘟疫肆虐，遍地污秽，坏人横行。”（石黑一雄，2002：56）此外，班克斯的好友哲告诉他：“华人居住区的真实情况比传言的更糟。没有一座像样的楼房，全是破旧的棚屋，密密麻麻紧挨在一起。他说，看起来很像文监师路上的市场，只是每个‘摊位’里都住着满满一大家子人。而且，那里到处是死人，苍蝇在他们身上嗡嗡直飞，也没人去管一管。”（石黑一雄，2002:56）对中国的误解使他从小就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归属感到焦虑，因此他总是询问刚到上海的新公司职员关于英国的社会风尚问题，从而构建起自己的文化身份，找到文化归属感。当班克斯的父母失踪，他突然成为孤儿，不得已返回英国和姑姑一起生活。父母的失踪给班克斯留下的心理阴影与创伤，而此时的班克斯已经在上海生活了九年，对他而言上海是故乡，而英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空间的变迁引起班克斯的焦虑，他变得孤僻，不愿与人交流，不能融入英国的生活，神经长期处于紧绷状态。他的同学嘲笑他的孤儿身份，让他变得更加自卑敏感。无论是童年时期在上海的经历还是返回英国后的生活中，班克斯都经历了文化身份的迷失。

同时，租界内外两个地形空间的对立也体现了班克斯经历的创伤。班克斯童年时期在租界内度过了无忧无虑的时光，认为租界内是乐土，租界外是地狱。而当他成年后再次返回上海租界时，日本侵华战争背景下，租界已经不再是乐土。首先，租界里的人对战争的冷漠令班克斯感到反感：“表演开始了，舞厅内所有人似乎都对发生在河对岸的战事失去了兴趣，虽然在欢快的音乐后面，炮火声依然清晰可辨。对他们来说，仿佛是一出好戏唱罢，另一出又开了场。我禁不住再次对他们产生了强烈反感。”（石黑一雄，2002:166）其次，他在上海居住过的宅子已几经转手变得面目全非，宅子的现所有人林先生向班克斯叹气说道：“城里一些我过去天天走，了如指掌的地方，现在再去，连东西南北在哪里都分不清了。变变变，一直在变。如今来了日本人，又想照他们的方式变。或许还有更可怕的变化在前面等着我们。但我们决不能悲观。”（石黑一雄，2002:195）林先生的话让班克斯意识到上海的变迁。上海租界内人们的冷漠和上海的变迁让班克斯对期待已久的重返上海之旅蒙上了创伤阴影，他再一次迷失，不确定自己能否做好侦探工作，实现拯救世界、创造美好人间的承诺。

三、时空空间与创伤愈合

叙事空间理论下的时空空间是指“作品中的事件和运动形成的空间结构，包括共时关系和历时关系……共时关系指客体在任一叙述点上或运动或静止状态时在文本中的相互联系，历时关系则是故事情节的运动具有确定的方向和性质”（Zoran，1984:318)。共时关系和历时关系是解读《上海孤儿》中个体创伤的两个很好的角度。

首先，从共时关系来看，班克斯及其失踪的父母在任一叙述点上都处于“动”和“静”的对比状态。在班克斯看来，他的父母在多年前被绑匪绑架从而一直下落不明，因此他们在班克斯治愈创伤过程中一直处于静止状态，而班克斯一直致力于寻找父母下落，他往返于伦敦与上海这两座城市之间，希望破解父母失踪之谜，处于运动状态。班克斯在经过多年的线索查证后，决定重回上海寻找父母下落。作者在将描写主人公在上海的经历同描写主人公童年时的记忆交织在一起，将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班克斯在战地偶遇童年伙伴哲，与哲的偶遇也治疗了班克斯内心的创伤，因为哲是班克斯儿时最好的知音与伙伴。最后，菲利普叔叔告诉班克斯父母失踪的真相，原来班克斯的父母并没有失踪，所谓失踪只是他母亲编造的一个善意谎言。而一直处于静止状态的母亲其实一直都在关注班克斯的一举一动，他却毫不知情。最终，班克斯在修道院见到了母亲，此时她已经认不出班克斯，可班克斯提到自己儿时乳名“小海鹦”的时候，母亲开心地笑了。于是班克斯明白了母亲对自己的爱，心理创伤得到治愈。他最终接受了自己的孤儿身份，接受了自己的创伤经历，并选择原谅。

其次，从历时关系来看，时空中的历时关系可以视为“一系列轴”，情节中的点可视为轴线上的“起点”“终点”“中途站”或“交叉点”（Zoran，1984:320）。班克斯和哲有着相同的童年经历，但他们治疗创伤的路线却是两条反方向轴。童年时期，两人有共同理想，也都是“异国身份”。当班克斯和哲失散后，哲踏上了死亡之路，而班克斯一直坚持侦探道路，虽然未能组织战争，却成为了一名国际主义战士。正如班克斯对养女詹妮所说的那样：“你正在出色地将那些碎片重新拼缀在一起。确实如此。我知道它和原来的世界永远不可能完全相同，但你拥有的这个世界可以带领你继续前行，为你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石黑一雄，2002:152）。从时空空间来看，读者能够更好理解人物治愈创伤的关键：积极向上的态度、崇高的信仰及对不同文化的包容。

四、文本空间与集体创伤

文本空间即“文本所表现的空间，或称作符号文本的空间结构。文本空间受三方面因素影响：语言的选择性、文本的线性顺序和视角结构”（Zoran，1984:320）。《上海孤儿》不仅展现了主人公的个体创伤，还展现了日本侵华战争背景下人们经历的集体创伤。

首先，在语言的选择方面，佐伦认为“语言无法将空间内蕴含的全部信息一一呈现。因此，文本对空间的叙述就有了具体、含糊和省略之分，语言选择会决定叙事中空间重现的效果”（Zoran，1984:320）。在《上海孤儿》中，作者让主人公追溯过去，通过其自身的回忆让不同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作者对每一位人物的创伤都作了细节描述，比如孔督察，他曾经是一名出色的侦探，但最终由于鸦片的侵蚀变得大不如从前，终日浑浑噩噩。再如萨拉，她曾经梦想同塞西尔爵士一起到上海，维护世界和平，但最终塞西尔爵士沉迷赌博，她的梦想未能实现，于是决定离开上海。作者正是通过描写不同人物的回忆，侧面展现出了战争对一个国家的腐蚀与伤害，展示出了一个民族的集体创伤。但是，在展示战争场面时，作者做了模糊性处理。主人公班克斯重返上海时，正值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作者并没有直接描写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战争场面，而是着重描写了当时在上海生活的人民的苦难生活。班克斯看到满大街的流浪者，失去家园的他们蜷缩着睡在地上，身边堆满了诸如破旧的衣、被、包等随身物件。班克斯虽然习以为常，却还是不免内心受到触动，“我恍然悟到，那是每个人走向死亡之途时都要经历的——这些可怕的死前号啕正如新生儿的啼哭一样人人相同，没有国别民族的差异”（石黑一雄，2002：264）。这从侧面展现了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创伤。而对于这种创伤，当时的百姓也已习以为常，在班克斯参加社交聚会的那个晚上，日本战舰发射炮弹，炮弹落在苏州河对岸，班克斯拿起望远镜望向运河，发现“虽然战火近在咫尺，河上船只仍然一如平常，往来繁忙。”（石黑一雄，2002：164）同时，他注意到一名船夫完全不管战事，仍然撑船运输货物。这体现出当时人民的无奈，他们无法躲避战事，无法阻止战争，但是为了继续生活，他们不顾危险，继续进行着高风险的日常工作。

其次，“文本语言的先后顺序也会对空间建构产生影响，文本可以按照事物在实际空间中存在的顺序，也可以按照事物的分类、关系和层次等顺序叙述”（Zoran，1984：321）。在现代小说中，桔瓣式结构较为常见。戴维·米切尔森阐释了桔瓣式结构类型的特征：“空间形式的小说不是萝卜，日积月累，长得绿意流泻；确切地说，它们是由许多相似的瓣组织的桔子，它们并不四处发散，而是集中在唯一的主题（核）上”（David Mickelsen，1981:64）。《上海孤儿》中，作者对主人公的描写都向同一个主题聚拢。无论是班克斯坚持侦探理想希望维护世界和平，还是萨拉想和塞西尔爵士一起实现维护世界和平的心愿，都展示了边缘人物治疗创伤、谴责战争及呼吁世界和平的主题。因此，《上海孤儿》的文本呈现出桔瓣式的空间结构特征。

最后，从叙事视角出发，“文本的空间视角由一系列‘此在’和‘彼在’构成，且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某个叙述点的空间和其背后整个世界构成的对立关系”（Zoran，1984: 322）。《上海孤儿》特定叙述点背后有更深层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时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而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通过展示20世纪30年代上海租界的情况，体现出作者对国际历史的关注和对侵略战争的谴责。而石黑一雄本身就是“彼在”世界的一部分，他的日裔英籍身份使他成为一名国际主义作家。第二种是“某一叙述点特有的前景、背景事物间形成的‘此在’和‘彼在’的空间关系”（Zoran，1984:328）。在《上海孤儿》中，前景为班克斯的创伤经历和治疗创伤的过程，背景则是其对真相的追寻和整个城市、国家甚至全世界面临的灾难性问题。前景和背景的对比使小说呈现出空间特征，也更突出了“创伤”主题。

五、结语

《上海孤儿》是一部明显具有空间特征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创伤题材的作品。石黑一雄从空间角度、以国际作家的视野展现了不同主人公的创伤，进而表达自己对战争的谴责及对和平的呼唤。这部小说对当今文学的创作和批判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何柳.英国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结构[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11):102-104.

[2]胡碧蓉. 石黑一雄《上海孤儿》的创伤主题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6.

[3]刘琼.石黑一雄《上海孤儿》的创伤书写[J].大众文艺,2019(12):36-37.

[4]石黑一雄.上海孤儿[M].陈小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5] Zoran, G. Towards a Theory of Space in Narrative [J]. Poetics Today, 1984(5):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