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非现役文职神经质人格对焦虑的影响—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1-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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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非现役文职神经质人格对焦虑的影响—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马瑞 1 张志群 2

1. 武警后勤学院应用心理学研究生 2.通讯作者 ,武警后勤学院军事心理学教研室副教授 ,研究生导师

(武警后勤学院 天津 300309)

摘要 目的:了解武警部队非现役文职人员神经质人格维度及其应对方式与焦虑的关系,为心理教育提供依据。方法:应用艾森克个性问卷(EPQ) 、焦虑自评量表(SAS)及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对372名文职人员进行心理测评。结果:纳入分析的358份有效问卷中,SAS得分为(34.26±6.11)分,积极应对(positive coping,PC)、消极应对(negative coping,NC )得分分别为(2.18±0.43)分、(0.99±0.49)分。文职人员应对方式(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方式)、神经质和焦虑呈显著相关,神经质与积极应对呈负相关(r=-0.269,P<0.01),与焦虑和消极应对均呈正相关(r=0.45,0.33,均P<0.01);积极应对与焦虑呈负相关(r=0.22,P<0.05),神经质、应对方式对焦虑有预测作用。结论:神经质和应对方式是影响焦虑产生的重要因素,应对方式在神经质和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应对方式;焦虑;神经质;中介效应

1引言

研究表明焦虑倾向与神经质型人格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1]焦虑是个体对将要面对的与可能存在的危险事物所产生的忧虑和紧张不安等综合性负面情绪[2],它对个体的行为和精神状态有明显的影响[3]。应对方式是个体在面对应激源时所采取的有目的、有认知的行为方式。研究表明[4],积极的应对方式对焦虑有负向预测作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对焦虑有正向预测作用。所以我们推测应对方式很有可能在神经质与焦虑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近些年来,随着军队编制体制改革,越来越多的非现役文职人员加入到武警部队的医护人员队伍中。作为部队卫生岗位的一支新力量,非现役文职人员将在部队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病人对部队医院的医疗水平以及医护服务要求的日益提高,非现役文职医护人员所承受的压力也将越来越大[5];2018年全军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其岗位目前主要是以专业技术岗位为主,相比于国家公务员成熟的制度、晋级渠道的完善,文职队伍目前还普遍存在岗位发展受限和上升空间狭窄等诸多潜在忧患。因为职业压力的增大、对前途的担忧,其出现焦虑的可能性也会增加。然而目前国内对此类人员可能出现的焦虑问题鲜有研究。

因此,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讨文职人员神经质、应对方式与焦虑之间的关系,研究假设为应对方式起着中介作用。

2对象和方法

以2019年某学院岗前培训的非现役文职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372份,回收有效问卷358份,有效回收率96.23%,其中女性228人,男性130人,其年龄范围在21到45岁(27.51±4.571)。

2.1研究工具

艾森克人格问卷(EPQ)本研究采用龚耀先修订的艾森克人格问卷[6],选用该问卷N维度的题目,共有21个项目,回答“是”记1分,回答“否”记0分,26、37 两题为反向计分。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 本研究采用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是由解亚宁等人编制的[7],由20个项目组成,其形式为李克特量表 ,该量表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积极应对维度由条目1-12组成,消极应对维度由条目13-20组成,其中0表示从不使用,1表示偶尔使用,2表示有时使用,3表示经常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本研究采用的焦虑自评量表是1971年由Zung编制[8]。该量表总共有20个条目,各条目采用Likert 1-4级评分。具体评分方法为:各条目得分之和为总粗分,乘以1.25后,取整数部分即为最终焦虑得分的标准分。SAS的国内判断标准为:标准分小于50分为无焦虑;标准分在50-59分为轻度焦虑;标准分在60-69分为中度焦虑;标准分大于或者等于70分为重度焦虑。

2.2研究方法

采用自评式问卷法,将以上量表排版装订,由经过培训的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主持测试。以队为单位,集体组织,讲解调查目的,使用统一指导语,现场不记名填答后,组织回收,筛除无效问卷并对问卷进行编号。

2.3统计学分析

将有效问卷利用SPSS23.0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描述统计分析,因子分析,相关分析,线性回归分析和采用回归分析中的process插件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3结果

3.1神经质与应对方式及焦虑水平相关分析

表1 文职人员神经质与应对方式及焦虑水平相关分析(N=358)

项目

神经质

焦虑

消积应对

积极应对

神经质

1




焦虑

0.41**

1



消极应对

0.33**

0.25**

1


积极应对

-0.27**

-0.25**

-0.03**

1

注: **p 0. 01,*p 0. 05。下同

由表1可知,神经质、焦虑和两种应对方式三者之间分别呈两两相关,神经质、焦虑与积极应对都呈负相关,且与消极应对都成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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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介效应路径图

3.2采用回归分析中的process插件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应对方式的并行多重中介作用分析,构建出中介效应路径图 ,如图1所示。对消极应对为中介模型的路径进行检验,以焦虑为因变量,神经质为自变量,消极应对和积极应对分别作为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表3、表4、表5所示。

表2 消极应对的中介模型检验

回归方程(N=358



拟合指数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df)


B

t

焦虑

消极应对


0.47

0.22

49.35**


0.15**

2.48


神经质






0.32**

7.33**

神经质

消极应对


0.33

0.11

43.51**


0.33**

6.60**

焦虑

神经质


0.45

0.21

92.64**


0.25**

8.57**


表3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Effect

Boot 标准误

Boot CI下限

Boot CI上限

效应占比

消极应对

0.08

0.02

0.01

0.09

10.13%

直接效应

0.71

0.04

0.29

0.46

89.87%

总效应

0.79

0.04

0.32

0.49

1.00

注: Boot标准误、Boot CI上下限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

如表2、表3所示神经质和消极应对对焦虑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t=2.48,t=7.33,均P<0.05),神经质对焦虑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t=8.57,P<0.01),神经质对消极应对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t=6.60,P<0.01),消极应对的部分中介效应效应占总效应的10.13%。

表4 积极应对的中介模型检验

回归方程(N=358



拟合指数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df)


B

t

焦虑

积极应对


0.47

0.19

41.67**


-0.14**

-2.90


神经质






0.38**

7.55**

神经质

积极应对


0.27

0.07

27.86**


0.33**

-5.28**

焦虑

神经质


0.45

0.17

73.38**


-0.27**

8.67**


表5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Effect

Boot 标准误

Boot CI下限

Boot CI上限

效应占比

积极应对

0.07

0.01

0.01

0.06

8.86%

直接效应

0.72

0.04

0.29

0.47

91.14%

总效应

0.79

0.04

0.32

0.49

1.00


如表4、表5所示神经质对焦虑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t=7.55,t=8.67,均P<0.01),神经质对积极应对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t=-5.28,P<0.01),积极应对对焦虑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t=-2.90,P<0.05)积极应对的部分中介效应效应占总效应的8.86%。

4讨论

4.1神经质对焦虑的直接作用

本研究调查并研究了372名岗前培训待入职的非现役文职人员的焦虑状况、应对方式和神经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三者存在相关关系,与以往研究一致[9],在神经质维度得分越高,焦虑水平就越高。神经质维度得分高的个体表现为敏感和情绪相对不稳定,常常表现出焦虑、忧郁和担忧。在遇到外界环境刺激时会有强烈的情绪反应,并且很难快速平复下来。然而,在神经质维度的得分越低,就越有可能采取成熟的应对方式,其焦虑水平也就越低。其原因可能是,神经质维度得分低的人在遇到刺激时情绪反应轻微且缓慢,相对容易控制。只有在个体情绪的稳定的状态之下,其才能对自己的应对能力以及当时的压力情景做出较为客观、积极的判断。这就使得神经质维度得分低的人更倾向于采取成熟的应对方式去解决问题,或者求助,而采取成熟的应对方式则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和面对外界的刺激,从而可以减轻其紧张和不安,降低其焦虑水平[10]。与本研究相同的是,神经质得分高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压力易感性,更容易受到焦虑情绪的困扰,其心理承受能力也更差[11]

4.2应对方式在神经质与焦虑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

消极应对方式在神经质人格和焦虑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高神经质的个体通常会高估压力和面临问题的难度,认为自己无法解决问题,并且悲观地看待此时的情境[12],因此往往会采取消极被动的方式去应对,比如逃避问题。使问题得不到解决,这又会导致问题的恶化。本研究发现,应对方式在神经质和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神经质不仅直接影响个体的焦虑水平,还通过积极与消极两种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影响焦虑水平。神经质对积极应对有负向预测作用,积极应对对焦虑有负向预测作用。神经质和消极应对对焦虑有正向预测作用,神经质对焦虑有正向预测作用,神经质对消极应对有正向预测作用。这一结论表明可以通过神经质得分和应对方式在文职人员中筛选出焦虑易感人群,并提前进行心理干预。筛选出神经质水平高的文职人员,在其遭遇突发性变故、应激性事件时,给予必要的关注,及时对其实施心理干预及心理支持,将有利于预防其焦虑的出现和症状恶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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