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重新恢复传统保甲连坐制度来维持基层社会稳定，但其连坐处罚的制度设计欠系统明确，内部对处罚的轻重存在明显意见分歧，地方往往无所适从，加上国民政府的保甲连坐根本无法改变乡村原有政治生态，保甲这一威胁震慑的传统控制手段落后于中共基于利益满足的基层制度创新，在心理上损害了基层一般民众、地方精英及保甲人员利益，非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影响了保甲制度其他职能的发挥。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