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和《叶隐闻书》中体现的日本武士道的生死观

《武士道》和《叶隐闻书》中体现的日本武士道的生死观

杜禹潼

延边大学 133000

【摘要】 儒家学派代表人孔子关于仁义礼智信等思想的论述一定程度上推动、促进、助力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诞生与发展，并且在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对日本武士阶层的行为模式和角色认知发生重要作用。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经过研究发现，虽然武士道精神涉及许多中国元素，但其内核与外延仍然和日本民族心理与文化风貌关系密切。研究发现，武士道高度强调的“忠孝仁爱、大义徇死”和日本本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具备一定的可取之处，同时也存在些许纰漏，而那些存在问题的地方则被一些图谋不轨者加工转换成政治斗争的利器。近代以来，纵观日本的对外政策和战争表现，不难发现武士道精神对日本军人、日本军队乃至日本人民的深远影响。明治维新后，武士道精神得到了迅速地蔓延，成为了有巨大影响的精神支持以及文化力量。

【关键词】儒学，武士道，忠，勇士，生死观

一、儒学的日本化

汉字作为日本文字的起源，使得儒学经典也传入日本，经过不断地发展演变，发展融入了日本延续多年未曾更改的正统文化体系。五经博士在继体天皇时期积极参加了百济渡日活动，并且亲力亲为把《论语》、《千字文》等儒学相关的著作不远千里带回日本。公元600年前后，日本精心挑选了许多学术人才与文化人才，接连六次派遣他们进去中国学习知识；公元630到公元896年间，日本更是累计派出专业人员二十余次，专门命令他们前往中国钻研儒学，顺利为日本推崇儒学提供了强大的学术支持与文化支持^[1]。

《武士道》曾提出过以下论断：佛教帮助武士道淡然接受命运的意思，佛教无法实现的，将由神道完成。神道教义把爱国心与忠心作为日本民族生活生产的关键核心点，如果追根溯源，不难发现其内在涉及的道德教义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儒家学派的思想观念完成。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以及朋友之间的五伦之道，是日本掌握并延续多年的固有认知，只是来自中国的经书对此类认知进行了二次确认。此类思想强调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需要掌握得政治道德和冷静与仁慈有关，还需要保持处世智慧。儒家代表者孔子的思想则完美契合武士政治家的诉求。”^[2]山鹿素行认为，天地开辟明明可以使用各种已经存在的灵物，却仍然选择借助天琼矛来完成，归根结底就是国家强调武德，推崇雄义的映射。在此背景下，不断发展变化的儒教顺利成为武士政权维持身份行为合理的道德工具。

二、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体现的生死观

（一）新渡户稻造的生死观

在《武士道》中，新渡户稻造阐述的生死观大概分为两点。

首先，坚忍——勇敢活，因为活着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比死亡更困难的事情。“真正的武士从来不会做出一心赴死、以死求媚等懦弱卑微的行为……蔑视死才能彰显一个人的强大内心，努力活下去才能被称为有力量的勇敢^[2]27”。新渡户稻造认为，真正的武士必须提高自己的精神力量，用强大的内心战胜灾祸困难，真正发扬武士道精神，“哪怕是最弱小卑劣的农夫都能够毫不费力地死在战场，勇敢者必须无谓生死，真正履行当活必活，当死必死的责任。”^[2]11

其次，忠义——根据主君的需要选择生死。新渡户稻造指出，“忠”是武士道精神的核心要素，也是武士能够根据主君需要勇敢赴死的关键。对于日本武士而言，效忠主君是他们一切行为的根本动因，也是他们的灵魂所在，“武士道精神与亚里士多德乃至许多社会学家的思想类似，都觉得国家大于个人，个人属于国家，任何个体都需要在国家或国家掌管者有需要的时候去生去死。”^[2]35武士的生死观归根结底源自于武士的忠诚心。“自己的身体与精神无非是服务主君的工具……每一位日本武士的教育都从这一观念展开。”^[2]37

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新渡户稻分析了日本伟人菅原道真的事迹。菅原道真作为一名学者，因奸人所害被放逐之蛮荒之地，连其家人都被敌人盯上。很快敌人通过调查发现其膝下有子，并被旧臣源藏安排躲在某个寺院私塾，便要求源藏交出幼子头颅，面对胁迫，源藏选择牺牲自己的亲生骨肉为主尽忠。这样父母舍亲生骨肉救他人孩子的行为，无疑是一个现代社会难以理解的荒诞故事，但这也恰恰是武士心甘情愿接受的义务与宿命。“武士的第一责任是保护主人……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生命意义视为保护‘主家’。”^[3]在武士的思维认知中，为主君牺牲是高于亲情爱情友情等其他任何感情的头号“义务”，日本社会上“父子一世、夫妇二世、主从三世”的观念也由此诞生。

三、山本常朝的《叶隐闻书》体现的生死观

（一）山本常朝的生死观

“生死观”作为《叶隐闻书》全书始终都在强调的核心内容之一，显然成为山本常朝认识武士道精神的关键。山本在自己撰写的书籍中强调“武士道是看透死亡。”^[4]通过研究不难发现其生死观主要涉及死狂、死的觉悟、死的意义三部分。

第一，“死狂”——“死就是死，勿为目标所制”。通过对书籍阅览，不难发现“死狂”是一种针对死的狂气与狂热。山本常朝在书中认为当一个武士“生死两难时必须毫不犹豫选择死。根本不需要讲过多道理，全凭借勇气和觉悟前进即可”

^{[4]卷一，条2}。毋庸置疑，作者认为武士道本身就是“死狂”，是一种无论目的，不谈归宿的模式。“死不应该被目标限制，哪怕脱离目标，毫无价值的死去，也是死狂的一种，不可耻。”^{[4]卷一，条2}山本常朝认为死的意义是死本身，是武士道的核心，他还用“长期喧哗事件¹”、“赤穗浪人事件²”作为例证展开分析。

以“长期喧哗事件”为例，山本常朝认为长崎浪人的行为非常值得推荐和鼓励，他指出：“武士道是一种毫不犹豫的行动，一旦犹豫就会败北^{[4]卷一，条10}。”对他而言，武士复仇只需要一个动作，不需要目标或道理；无论复仇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复仇作为一个动作就具有强大意义。针对赤穗武士长期准备的复仇计划，山本则极为不屑，他认为赤穗武士“错在不能立断。”^[4]15假如武士的计划准备过久以至于仇人老死病死，复仇计划必然成空，他用“浅野殿夜讨，未于泉岳寺切腹，过分也。又，使其讨主，而讨敌之事拖延也。于内若吉良殿病死，那时将遗憾万千。”^[5]进行了评价，并觉得复仇是一种随时可以快速进行的动作，哪怕敌众我寡，只要勇敢无畏都有可能顺利复仇。

第二，“死的觉悟”——“以向死而生的状态追求存在的意义”。山本常朝觉得武士每分每秒都在体验生与死，而生死的内涵和意义在武士心中并无区别，“死之彻悟即日日处于死中^{[4]卷一，条56}。”“日日夜夜思考死亡，坚持死亡常伴吾身，能让武士道与身体合一。”^{[4]卷一，条2}武士只有每天思考死亡，才能让自己坦然接受死亡，并且不会害怕和担忧死亡的出现，最终实现一种身心自在无惧死亡的状态。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山本常朝看似在强调和追求死亡，但是其同样也是为了武士能够更好的生。一个害怕死亡的武士在战场上紧张的闷头乱跑，非常容易死于敌人的刀剑下，反而一些无惧死亡的武士在开战前就已经看破了生死，最终才能向死而生顺利存活。事实上，死确实极为特殊，当一个武士一心畏死时，不管他能力多么强大，过去多么优秀，都会瞬间成为一个胆小鬼，反而“对死毫不在意之后，死倒是可以变成生；当你发现死无处不在时，死倒是远远离去，你也获得了再生。”^[4]18

第三，“死的意义”——忠君奉公。山本常朝认为武士需要无视功名利禄，舍弃一切坚守义勇，全心全意保护主公。《叶隐闻书》如实描述道：奉武士道者绝不迟疑；应为主君所用；孝亲；大慈大悲，方可为人。山本觉得武士必须面对生死和一切事物都不能有半分犹豫，同时要一心为主君服务，并且保持对亲人的孝顺与大慈悲。“武士者，不离生死则无用，万能一心非无心，离开生死，一心任事^{[4]卷十一，条26}。”武士必须忠诚对待主君，把主君的要求看得比自己生命更加重要，无论出现任何情况，都必须坚持死狂忠君奉己，还应该感谢主君让自己拥有牺牲自己的机会，因为只有敢于且可以为主君舍命的家臣才是最优秀，最能够托付的，正所谓“为主君舍命，最直接的道理便是舍命本身^{[4]卷一，条9}。”

忠于主君的重要表现是为主君死亡，而死亡的形式除了战死还包括殉死。殉死又被称为“追腹”，是山本常朝非常认可的一种死法，具体指主公死亡之后主动通过切腹的方式杀死自己，以此表达绝对忠诚。对于日本人而言，如果武士未能在战场表达忠诚，“殉死”就是效果相同的替代方法。山本常朝指出“贴心家臣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勇敢追随主君，无论其是否在位，都要敢于奉献。”^[4]5在锅岛藩藩主锅岛光茂去世时，山本常朝原本打算选择殉死，没想到彼时幕府强调“追腹”禁制令，迫于各种压力他只好剃发出家，并且指出“主君虽逝，荣誉永存，我一定为了主君荣耀舍命”。^[4]7武士的一切行为都和主君有关，对其忠心，随其生死便是武士的生死观念与生命意义。

三、新渡户稻造与山本常朝生死观的异同

（一）相同点——死的美学

日本古语有“花中樱花，人中武士”，旨在强调死亡的“瞬间美”。对于武士而言，他们十分关注自己死亡瞬间的模样和表现，期待死亡如樱花一般在凋落时获得静谧与壮美。《武士道》就把切腹形容为一种程序严谨、历史悠久、坚韧不拔的礼仪艺术，是武士品质与美德的最佳展现。新渡户稻造认为，切腹的美感涉及三部分：

（1）腹部寓意美。日本往往认为腹部是灵魂的栖息地。“在日本，切腹是一种最崇高、最伟大、最悲怆的行为……美德、伟大、安详的转化力让人叹为观止，它能够让死亡更加高尚，让其具备关于新生的象征……选择腹部是一种关乎于灵魂与爱情归宿的古代解剖学意念。”^[2]45

（2）宗教仪式美。想要切腹的武士会提前把头发打理整齐并剃须沐浴更衣，衣服往往穿象征纯洁光明的白色和服。仪式往往在严肃的寺庙开展，新渡户稻造借助《旧日本的故事》描述到：“正殿屋顶极高，由几根黑色木柱支撑。屋子的上方到处都是体积极大的黄色灯笼与宗教饰物，高高的佛坛前有一个三四寸高的座席，铺着美丽的新榻榻米，摊放着红色的毛毯。”

（3）视觉效果美。在切腹仪式上，各式各样的颜色往往具备强烈的艺术效果和审美特征，例如白色和服、金色灯笼、红色毛毯等道具能够共同加强人们的视觉感官，继而让人们进一步感受武士对死亡的至高追求。这种视觉效果和樱花凋零、武士陨落的内容相得益彰，真正让切腹行动和樱花凋落有了相同色彩。

山本常朝指出，武士作为一种随时可能赴死的人，必须时刻关注形象外表，以此展示自己的修养。他强调“人随时有死的可能性…… 最好能够注重外在，带着美去死。”^[4]20他认为武士需要像樱花那样美妙浪漫，决不能卑微丑陋的死去。他提出，武士应该频繁照镜子、怀里装有胭脂，确保自己时时刻刻都有能力打扮自己，万一濒死也不至于过于丑陋。他强调“无论何时死，都要有良好心态，如果死的丑陋，证明生前素质觉悟过差，难免让人看不起。”^{[4]卷一，条59}“五六十年代的武士每天都要早起沐浴、剃净月代、打理头发、喷洒香水、修剪指甲，甚至用“金色草”涂抹指甲，尽可能在衣着打扮和梳妆细节方面做到完美。除此之外，武士的武器作为展示力量和勇气的中药道具，更是会被武士们整理的非常干净，一点锈迹都不存在，武士们每天都会认真清理武器浮尘，打磨武器。总之，武士们对于自己的外在装扮非常用心，一方面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外在形象，另一方面也是贯彻了武士道精神对于生死观的理解^{[4]卷一，条59}。”

（二）不同点

（1）“死狂”与勇敢活。山本常朝在研究武士道的精神与品质时，特别推崇不假思索，直截了当的“死狂”精神。他认为武士作为一种强调忠诚、无畏生死的人物，在死亡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能考虑其他一些事情，专心致志的为了主君奔赴死亡就是最好的结局。相比之下，新渡户稻造则认为武士应该在面对生存与死亡的时候深思熟虑，武士决不能逞一时之快放弃自己的生命，而是应该深谋远虑，坚强忍耐，不可以随便赴死。“不考虑实际情况动辄拔刀的人绝对不是英雄，而是懦夫或者心虚之辈。”^[2]55值得一提的是，新渡户还专门研究了死的目的性，他认为死亡是应该赋予强烈意义的，例如家国大义、忠孝之情等，这种观点和“死，有轻于鸿毛，有重如泰山”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死的重要性。总之，新渡户选择把儒学内容视为衡量标准，用儒学观点区分一名武士死亡的意义性和善恶度。而山本常朝则认为毫不犹豫地选择死是武士道精神的核心，死亡的价值则无需判断。

（2）复仇。山本常朝和新渡户稻造对死的态度决定了他们对复仇的理解。山本常朝强调一种狂者复仇，哪怕敌人有特别无法抵挡的力量，武士也必须毫不犹豫的奋勇搏杀，“武士道要求武士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敢为天下先”^[4]16。山本常朝特别认可“长崎喧哗事件”中毫不犹豫的复仇，认为这是一种特别值得模仿的复仇状态“故为人褒赏为上手，不可若长崎喧哗样不假思索”^{[4]卷二，条51}。在这种观点里，一旦有人被打未曾迅速报仇就构成了一种耻辱，而解决方法很简单，不假思索冲过去杀死对方即可雪耻。然而，如果处处犹豫，认为复仇无法打败对手，往往会用对方人多作为理由，拖延复仇行为最终不了了之。在他的思想里，“即便对手成千上万，只要保持见一个杀一个的态度，也可以成功复仇。”^{[4]卷二，条51}

新渡户稻造对赤穗浪人的复仇特别认同，毕竟他们认真思考准备一年才展开之后行动，这种复仇在其严重是一种非常有道理、有计划、有依据的行动。新渡户特别重视计划和忍耐，认为这是能够让武士顺利实现复仇的关键。此外，新渡户还别出心裁的指出武士道的最高境界是“和平”，“真正的胜利往往需要不抵抗狂暴的敌人……不流血的胜利才是最好的胜利”^[2]56。

总之，山本常朝和新渡户稻造作为日本的重要学者，他们都认可武士的生死具有极为重要且特别的意义，生死往往成为了武士赢得功名名誉的关键，同时还是武士必须掌握的修养。相比之下，《叶隐》的“死狂”，表现出山本常朝对死的追逐，而新渡户稻造则更关注生的意义，认为生比死更可怕。这种“非理性的‘求死’和理性的‘求生’构成了武士道生死观的矛盾体。”^[6]究其原因，新渡户的生死观主要来源于儒教思想，而 《叶隐》则“代表了典型的日本土著思想”^[7]300。

参考文献：

[1]于师懿.儒家文化与日本武士道精神[J].2020.123-125.

[2]新渡户稻造.武士道[M].张俊彦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3.

[3] 戴季陶.日本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4] 山本常朝.叶隐闻书[M].李冬君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 源了圆.德川思想小史[M].郭连友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2009.

[6] 国宇,张晓刚.浅谈日本武士道文化中的理性与非理性[M]/大连近代史研究:第9卷.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9).

[7] 叶渭渠.日本文化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 又称“深崛讨敌”、“深崛骚动”，元禄十三年（1700）春，锅岛茂久的家臣深崛右卫门和志波原武右卫门，在长崎与町年寄高木彦右卫门的同僚总内发生口角，总内被二人暴打。当夜，总内带着高木的家臣十人左右，来到深崛屋敷报仇，群殴深崛和志波二人，夺了他们的刀。闻此，深崛十六岁的儿子嘉右卫门和志波的下人立即从家乡跑到长崎，加入两人讨敌阵势，袭击高木屋敷，杀了以总内为首的多人，了其复仇的本愿。深崛和志波当场切腹，其他人撤回五岛町。事后江户幕府参与复仇的10人切腹，其他事后跑来的人流放远岛。这是一场为维护武士尊严的仇杀。

2 是指发生在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元禄年间赤穗藩家臣47人为主君复仇的事件。日本封建时代有一种仪式“敕使下向”，作为每年年初的惯例，先由将军派使臣上京，之后天皇派御使下京答谢。在天皇御使下京答谢之际，幕府会从大名中选派人员担任“御驰走役”（接待人员）接待御使。元禄14年3月14日，赤穗藩藩主浅野长矩在奉命接待朝廷御使一事上深觉受到负责仪式、典礼总指导的高家旗本吉良义央的刁难与侮辱，愤而在江户城大廊上拔刀杀伤吉良义央。此事件让将军德川纲吉在御使前蒙羞，将军怒不可遏，在尚未深究事件缘由的情况下，当即便命浅野长矩在田村右京大夫府邸即日切腹，而且断绝家名，没收领地。而另一方被浅野轻度砍伤的吉良义央却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以首席家老大石内藏助为首的赤穗家臣们在无血开城后虽试图向幕府请愿，以图重振赤穗藩，但一年过后随着浅野长矩之弟浅野大学的处分裁决而确定复藩无望。于是大石内藏助于元禄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深夜率领赤穗家臣共47人发动袭击，跃入吉良宅邸取其首级，祭奠于泉岳寺主君墓前，终为主君复仇雪耻。元禄十六年二月四日，幕府命令赤穗家臣46人切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