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成都, 610039
摘要:家宅构成了一个女性一生中最重要的空间。女性的生活就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移动。四周高高的围墙隔绝了外人的视线,也阻碍了女性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传统女性正是在这个空间中渡过了一生。父权制下的家庭结构和婚姻制度、财产制度全方位的围困了女性。白先勇笔下展现了旧式女性受制于家宅、依赖于家宅的痛苦。金大奶奶、福生嫂、耿素棠就是被家庭空间所围困的女性。
关键词:家庭空间 女性主义
正如空间一直被时间所压制,女性在过去的历史中也一直作为“第二性”被父权所压制。先是时间,再是空间。先是男性,再是女性。所以“女性总是被当作空间来对待——反过来男性却总是被当作时间来考虑[1]”。尽管这是一种偏见,但女性和空间还是被人为建构了一种微妙的联系。无论是“房中的天使”还是“阁楼上的疯女人”,都特别强调了女性与空间的关系。家庭空间既是压迫的场所,也是抵抗的场所。
一、空间权力的运用
《金大奶奶》所有的故事都是在金宅这座大宅院中发生的。这座富丽大气的两头进的四合院象征着金家的财力与地位。这座宅院也是金大奶奶悲惨人生的原因之一。可以说金宅不仅是一个故事层面的生活空间,也是金家作恶的动机、场所和手段。正是为了金大奶奶手中的大宅和遗产,金大先生才会追求她。这座宅院是金大先生作恶的动机,以婚姻为手段从金大奶奶手中骗走了田契和首饰,将其据为己有。这类觊觎女方家产和嫁妆,用婚姻夺取钱财的男性在社会中不在少数。传统社会中的家庭结构是男主外、女主内。男性是一家之主和顶梁柱。一个家庭不能没有男主人。丧夫后的金大奶奶既无丈夫又无子嗣,只能再次寻找男性依靠。这才让金大先生有了可乘之机。其次所谓作恶的场所,是指这里成为金家人折磨金大奶奶的地点。文中出现过几次金二奶奶虐打金大奶奶的情节,都是发生在金宅中。
空间成为作恶的手段。空间本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是空间也是权力的载体,权力运行在空间中。对金大奶奶的拘禁就是权力在空间上的体现。金家人选择将金大奶奶尽量隔绝在她们的视野范围之外。首先,金大奶奶不被允许走出她的房间。客厅、房屋中央的天井等地点都拒绝金大奶奶进入。其次是将金大奶奶的房间安排在远离大门和客厅的地方。必须绕一大截路才能找到。这意味着房间处在一个一般视野的盲区。一方面,金家人的日常活动不会经过这个空间,外来的客人也完全不会经过金大奶奶的住处,更不会接触到金大奶奶。金大奶奶的存在一直提醒着金家人的财富是如何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是金家的污点。作为污点自然要藏在隐蔽的地方。另一方面,金大奶奶也无法看到他们的活动。金大奶奶的房间里面只有一个窗户,人为制造视觉上的阻碍,隔绝了双方交往的可能。
女性本就是被束缚在家庭中,而被家庭中男主人厌弃的女性更是连为数不多的在家庭中的自由都被剥夺,像金大奶奶一样流放到住宅的角落。
庭院空间的女性隐喻
《闷雷》中的福生嫂爱慕丈夫的拜把兄弟刘英。数次走到越轨的边缘,最终还是未能迈出脚步。福生嫂、马福生和刘英这三人的设置明显是模仿了潘金莲、武大郎和武松。不同在于福生嫂不是心狠手辣的潘金莲,没有勇气真的走出最后一步。
福生嫂的生活是不幸的,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满足。但是刘英的到来让福生嫂的生活重新焕发了生机。文中数次提到房屋中央的天井和窗口外边的芭蕉树。在这个家中,只有这块天井让她感到快慰。天井是中国传统住宅中房子和房子或围墙所围成的露天空地。因为面积较小,光线为高屋遮挡显得较暗。这种设计便于采光,使空气流通。传统民居大多高墙深院、重门、窄窗。整个宅子都是封闭的保守的。四面都被高墙围住,只有上下可以联通世界。在这个像死水一样的家中。福生嫂躺在藤椅上,可以忘记忧愁、享受到少有的闲适。“呆在里头倒反闷得发慌,不如一个人躺在天井里轻松一会儿,这时她爱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2]”围墙和房屋共同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围城。在这个围城中只有一个猥琐温吞的丈夫,一个混账的儿子。只有突然闯入的刘英带来鲜活的气息。以往她不曾如此享受生活。生活早就以及麻木,心如死灰。爱情让女人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天井里有一丛茂密的芭蕉。古代女性尤其是未出嫁的女性是和外部社会严格地隔离的。女性被紧紧束缚在被称为“闺阁”的空间中。女性与家庭内部空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许多闺怨诗和仕女画中,表现女性在内部空间中的生活。而芭蕉是古典园林中的经典景物。既可观叶,又可遮荫,还可以听雨打芭蕉。更为重要的是,有“绿天”之称的芭蕉可以在庭院中营造一个相对幽蔽的私人场所。[3]福生嫂躺在芭蕉树下喝酒的描写营造了一个闲适的日常生活场景。遮天蔽日的宽大叶面挡住夏日的阳光。中国古代文化中,芭蕉与女子互喻。正文中,芭蕉不仅为福生嫂创造了一个惬意的空间,更是其内心的影射。福生嫂紧张的心情时“窗外的芭蕉叶连动都不动一下”
[4]。和刘英喝酒时心烦意乱,思想剧烈得争斗,“房里漆黑,窗外开始起风了,芭蕉叶子乱响起来”[5]。而当福生嫂将压抑自己想法,逃回卧室,刘英离开之后,“窗外的芭蕉叶全部静静地垂着头,一动也不动”[6]。
福生嫂被围困在家庭中,唯有天井中的芭蕉下能给她一丝喘息。而随着刘英的离去,又将坠入无边黑暗和逼仄中。
三、无望的逃离
《黑虹》是白先勇早期的作品。与前两位处于传统文化之下的旧式女性不同。耿素棠是接受过教育的现代女性。耿是小公务员的妻子,全职主妇。结婚后一连生下3个孩子。每天的生活就是照顾三个孩子和家务,还要面对丈夫的指责。压抑的气氛之下,爆发的耿素棠离家出走。一个人游荡在台北的街区。漫无目的的游荡在街头,没有尿布,没有家务,脑子里胡思乱想,回忆自己如何走到这一步。往日的恋人、丈夫的冷漠。家庭的狭窄、吵闹的孩子,永无宁日。街头的众生百态。对母职的厌恶。在描写中没有往日对女性对孩子的爱,家庭只是纯粹的负担。在放纵的醉酒后,她与陌生人发生关系,绝望之下选择走入潭水中,自尽而亡。
耿素棠的出走是积累下的爆发。就像很多女性也会有的难以忍受的一瞬间想抛下所以,一走了之。耿素棠就是中国版“娜拉”,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娜拉最终选择离家出走,而耿素棠就是出走后的娜拉。“娜拉或者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7]大多数的女性选择了回家,但是醉酒后丧失理性的耿素棠则选择了堕落,不愿再回到那个鸡窝之家。一旦选择了方向就不回头的走下去。永远不要在回到那个家。斗大的房间晾满了尿布,房间里飘散着小孩的奶馊、尿骚和屎臭。“——那种地方再也住不得了!”“——不 ,不能回去,走,随便到哪儿,愈远愈好。”[8]对那个小小房间的厌恶已经根植她的内心,促使她一想起就要远离。这里的家,不是她的家。她无家可归,逃离那里之后,竟无处可去。选择逃离男性空间的女性是否只能游荡在大街。在传统的规训下,女性在家庭空间中备受煎熬。在家庭中她是老妈子、发泄性欲的对象和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唯独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没人在乎她的情感和需求。从傍晚到第二天清晨,耿素棠与陌生人发生关系。但是这样的肉体关系并没有拯救她,而是彻底摧毁了她。再次返回那个家已经是不可能的。既是她不愿回,也是她无法解释这一晚上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她只能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参考文献】
[1][法]露丝·伊利格瑞:《性别差异》,朱安译,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2][4][5][6][8]白先勇著.寂寞的十七岁[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3]李溪.身如芭蕉——一个画 史中女性空间的建构与解构[J].美苑,2013,{4}(05):48-55.
[7]逃离·追寻·死亡:女性成长模式探析 —以白先勇小说《黑虹》和《孽子》为例
1 钟丛敏(1997.08— ),女,汉族,四川自贡人,现为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艺学专业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空间理论,电子信箱:51259817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