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戏剧“悲剧乐尾”原因分析

中国古典戏剧“悲剧乐尾”原因分析

麦腾艳

海南大学 海南省海口市 570228

【摘要】：中国式的悲剧总会在结局处拖着一条“乐尾”，修补了缺憾之事，迎来“大团圆”结局。即使被“中国无悲剧论”学者所诟病，但是也因为“悲剧乐尾”这种独特的形式戏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有不少学者分析，有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民族审美趣味、元代剧作家的创作方式等，本文立足于“悲剧乐尾”这个独特现象，将此现象置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汇这样一个大环境下，进行更加深入和具有概括性的“悲剧乐尾”原因分析。

关键词：农耕文明 游牧文明 悲剧乐尾

1、元代戏剧从边缘走向中心

文学的中心与边缘即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的作用下形成的, 蕴含着情感态度和权力利益,中国古代文学最显眼的事例，莫过于历史上人们长期对待汉文学和周边少数民族文学的态度。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以儒道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长期占据着中心地位, 这样就导致了少数民族文学长期备受歧视和挤压。这种影响延至今日,少数民族文学在许多影响广泛的文学史著述中还是处于分量极为轻微甚至缺失的状态。

宗教仪式中所包含的祝辞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叙述性，慢慢演变成了戏剧的情节，宗教音乐则成为构成戏曲重要部分的“曲”。原始宗教仪式被视为孔子所说的“怪力乱神”，原始戏剧因而被传统诗文挤压到文学的边缘，直到元蒙时期才至繁荣。分析其原名，蒙古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居无定所，缺少原生文字，但这样的民族则会传承古老的非文字艺术，在原始的舞、乐和口耳相传的诗的基础上发展直观的视觉、听觉艺术，例如，音乐、舞蹈、雕塑。在加上元灭宋后进入中原，对精湛的文字艺术一时间消化不了，并且一直被视为野蛮的少数民族，也不排除“翻身成为主人”之后的排它心理，对汉文化进行打压。因而，作为直观艺术的戏剧在元代改变了处于边缘的命运，由文人创作，受众群也是从书堂扩展到了市井。

2、农耕文明下的“乐感文化”

张宏杰《简读中国史》中说到“中国地理有两个特点，第一，半封闭性，由青藏高原、草原、沙漠、长城围起来。第二部，被围起来的这一大块腹地，土地很肥沃，非常适合发展农业，也很适合定居。”^①在古中国，交通和信息不发达，生活安定，人们重复着上一代的生活模式和生产方式，所以就异常相信老人的经验和智慧，发展成为一种“尚老社会”。老年人对家族的支配是权威的，于是有了尊卑和宗法，儒家思想也应运而生。农耕生存方式保守求稳，依赖气候，逆来顺受，人们有了服从意识，就会产生专制，专制也会导致服从，所以国家统治形式自然成为人治。人们处在一个压抑紧绷的大环境下，能排解这种苦闷的窗口有宗教、儒家思想和文学艺术等等，拿文学艺术来讲，自然是用美好结局来弥补生活中的缺憾。

农业的生产模式由播种到生长再到收获，重复如此，使中国古人产生了循环的思维模式，加之佛教的因果报应更是加强了这种思维模式，掌握了气象技巧，也不用像希腊需要面对大海的挑战，也不像游牧民族居无定所，自然而然就呈现出一种“乐感文化”。

王国维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提出了如下观点:“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②。当代美学家李泽厚也支持这一观点，“中国文化用乐感文化形容更恰当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或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性格。中国人很少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希望眺望未来”^③。中国的乐感文化并非形成于一朝一代，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凝聚而成，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就以显现出这种精神。四极废九州裂，女娲炼石补天；夸父逐日，死后化作邓林，女娃被淹死化为精卫填海......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乐观主义精神已逐渐深化为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

3.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

中国古典戏剧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至今仍是具有争议的话题，各家众说纷纭。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式的“悲剧乐尾”，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④这条尾巴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各种原因中溯其缘由，其实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交汇催生出来的。在分析“悲剧乐尾”时，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中原与草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我们能感受到的很明显的二元对立。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带来了的戏剧的繁荣，也促成了乐感文化下悲剧拖带着“乐尾”的“大团圆”形式。

元蒙进入中原，就是游牧文明进入到中原文明，也就是农耕文明，这两种大背景的交汇必定会产生碰撞，而在背景层面下的文学肯定也会发生异化。我们在看到元朝带来戏剧艺术繁荣的同时，也应该知道这样的繁荣是建立在中原被异族侵略的现实问题之上的。这就为戏剧铺垫了一种极为悲凉的调子——亡国的痛苦，蒙古人南下，废科举，阻断了文人仕进的途径，那些知识分子在失望惆怅之后只能重新谋求出路，最后踱进了勾栏，本当撰写洋洋策论的笔也就描情画态起来。在亡国和民族压迫的双重的打击下，文人的心理失衡，寻求心理慰藉，在这样的情况下，悲剧就成为文人士子了对苦难的思考与控诉的工具。

朱光潜说: “虽然悲剧也和宗教和哲学一样，试图解决人类的痛苦问题的根本问题，但悲剧的精神与宗教和哲学却是格格不入的。当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满足于宗教或哲学时，对悲剧的需要就会消失。”^⑤即使是受到异族侵略，但是存在了上千年的中华文化可是很难撼动的，中国的哲学和宗教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古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比如《淮南子》“清扬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儒家思想的“舍生而取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另外，佛教的传入加上本土化之后的艺术加持，使得宗教当中的一些符合专制统治的仪式和思想走进庙堂和民间，比如祭祀和“因果报应”“来世说”等等。希腊哲学的诞生时期也是希腊悲剧的衰亡时期，抽象的哲学便从具象的悲剧那里接手，开始承担起诠释人类痛苦的重任。而在以农耕方式存活的中国，“哲学”“宗教”和“悲剧”是共生的，而不是替代的关系。三者都共同挑起反思和宣泄人类的痛苦的重担，因为游牧文明而大放光彩的悲剧，在根植于农耕文明的哲学和宗教思想共同作用下，就出现了“悲剧乐尾”的现象。

结语

“悲剧乐尾”的中国式悲剧，即使被一些人因为“大团圆”而将其排除在崇高悲剧之外，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种游离在“一悲到底”的“反套路”在戏剧之林独树一帜的意义，是群体趋势的精神取向，是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农耕文明生发的“乐感文化”在元蒙游牧文明兴起时受到压迫，但正是这两股文明的交汇，相互影响，才使得排解苦难的悲剧最后拖着一条乐尾。

参考文献

1.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 朱光潜. 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M].北京:人民 文学出社，1985.

[3] 郑传寅. 中国戏曲文化概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4] 尼采著，刘崎译.悲剧的诞生[M]. 北京: 作家出版社，1986.

[5] 索福克勒斯著，罗念生译.索福克勒斯悲剧二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6]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7] 彭修银. 中西戏剧思想比较研究[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

[8]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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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杨媛，管新福.农耕式生存方式背景下的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J].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6)

[12] 徐文涛.儒家“士”的精神发微[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13] 饶芃子，曹文静.论中西戏剧结构的差异及其成因[J].暨南学报，1990(4) .

① 张宏杰.《简读中国史》. 湖南：岳麓书社 ，2019年版，第29页。

②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③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1页。

④ 鲁迅著.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6页。

⑤ 朱光潜 .《悲剧心理学》.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