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公务员“职业倦怠”的原因分析

社会转型期公务员“职业倦怠”的原因分析

刘玉娟

中共无锡市委党校，江苏无锡214086

[摘要]当前，面对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化”诱惑感与“社会差距”剥夺感，我国公职人员也正面临着“阳光心态”流失、“职业倦怠”凸显的问题，本文从一种类型的公务员“职业倦怠”症状出发，而是从公务员“阳光心态”流失、“职业倦怠”渐成的整体性出发，系统考察社会转型期公务员“职业倦怠”发生的原因。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公务员；社会差距；阳光心态；积极履职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公务员“职业倦怠”的客观现状，分析社会转型期公务员“职业倦怠”原因，也不是从一种类型的公务员“职业倦怠”症状出发，而是从公务员“阳光心态”流失、“职业倦怠”渐成的整体性出发，系统考察社会转型期公务员“职业倦怠”发生的原因。结合“公务员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的关系、以及公务员塑造阳光心态积极履职方面”的社会调研来看，社会转型期公务员“职业倦怠”发生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一）“欠优化”的“工资机制”容易导致公务员“职业倦怠”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邓小平也指出，“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社会转型期，中国公务员群体的“职业倦怠”产生、“阳光心态”流失等现象，其原因固然复杂多样多变，但究其根本仍在于“公务员群体”的“职业利益”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利益变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原有的计划经济时代，不同职业、不同群体的利益具有一元化的“集体利益的同质性”，人们并不过分追太多的物质利益，另一方面，当前的市场经济时代，把原有的“集体利益的同质性”打破了，使得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分化开来，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亦“顺理成章”。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既在市场经济中激发了“社会活力”，又在社会转型中拉大了“社会差距”。其中，公务员群体特别是科级及以下的基层公务员，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颇感“利益缺失”与“利益剥夺”，产生公务员“职业倦怠”和“阳光心态”流失亦非偶然，这从激励公务员“工作活力”的薪酬增长机制来看，可见一斑。

改革开放至今，公务员工资调整一共有10次，第一次调整在1985年，确立公务员薪酬——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结构工资分为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工资和奖励工资4个部分；第二次是1989年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普调1级；第三次是1993年实行公务员职级工资制，由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4个部分组成，调整后的职级工资最大最小差值为6倍多，相对于1985年公务员工资职级最值差10倍有所缩减；1997年（1次基础工资微调）、1999年（1次提高工资基数）、2001（2次，1月初基础工资调整，10月职务工资调整）、2003（1次职务工资微调），而2006年公务员工资整体性提高之后，一直到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2015年《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并轨”）才让许多基层公务员又看到了“涨工资”的“预期”，这期间一共有近9年没有工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的公务员工资增长机制来看，激励公务员“工作竞争活力”的“工资增长”机制不完善，是导致公务员产生“职业倦怠”和“阳光心态”流失的根本原因，容易引发“组织引导缺乏”型的公务员“职业倦怠”、“工作难度加重”型的公务员“职业倦怠”、“个体能力不适”型的公务员“职业倦怠”、“创造价值缺失”型的公务员“职业倦怠”等。

（二）“高负荷”的“工作压力”容易导致公务员“能力乏困”

从边际效应来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工作的难度则可能具有“无限性”，当工作难度不断增加时，人的能力供给就颇显乏困了。社会转型期，公务员工作难度系数不断提升，“高负荷”的“工作压力”容易导致公务员“能力乏困”，引发公务员“职业倦怠”。公务员工作的压力来源主要有以下因素：（1）公务员工作自身的重复性、程序性、乏味性。目前，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这三大类公务员，除了涉及刑侦调查、司法断案、行政决策、立法研究、政策规划、环保检测、气象地质等特定事项需要“独立思考”，大部分公务员工作都是重复性、程序性、乏味性的，比如户籍窗口、工商窗口、税务窗口、计生窗口等“窗口”办事的公务员工作，长久做这种工作，容易形成“职业疲倦”或“职业倦怠”。调研中，在“每天‘程序化’的工作模式，让我感觉工作特别的单调、乏味”的情境描述中，有22.4%被调查公务员选择“完全符合”、18.2%选择“比较符合”、选择感觉“一般”的占36.5%，也表明公务员面对程序化工作所产生的“职业倦怠”。（2）公务员工作与群众接触“建构互信关系难”。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与利益整合在寻求社会公正性的道路上“任重道远”、“步履维艰”，客观存在的“官民互信”资源流失，若要重构，也需要一个过程。公务员工作与群众接触存在“建构互信关系难”的问题，也是让公务员工作颇感压力重的主要因素。比如，在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个基层派出所户籍管理窗口，一对夫妇来办证明，硬是不相信负责办事的户籍管理公务员，强求对方开证明要盖“大红章”（“江苏省公安厅”印章，地方公安部门不具有该权限）

[1]，市民的非理性诉求与公务员依法办事形成了新的“信任矛盾”，亦增加了公务员工作压力。（3）公务员工作中的“领导关系”与“同事关系”难处理。公务员因工作产生的“上下级领导关系”和“同事关系”是较为复杂的，其“人事关系的潜规则性和复杂性”，恰如机关单位里存在的一种说法“公务员，表面上，很容易相处，实际上，很难走得近”，“机关内人际关系越复杂”，也就容易让公务员在机关里“感觉工作很累”。（4）公务员工作考核存在“科学定性难”。事实上，中国公务员管理体制也是一套完整的科层制“规控体系”，严格的内部规章制度和工作绩效考核，让公务员在工作中颇感“疲累”，特别是绩效考核成为例行公事、考核结果缺乏跟踪反馈、年终优秀评比大打折扣等情况，让公务员考核工作有时难以服众，比如有的公务员请假超过一个月，年终却是优秀，而兢兢业业者却被评为“称职”等，久而久之，形成公务员群体内部的“隐性行政文化”，让公务员颇感工作很累，容易导致公务员“能力乏困”。

（三）“缺认同”的“公众期望”容易导致公务员“价值低估”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盛”，缺乏诚信难于立足社会，谋求发展，而缺乏信任则会导致社会陷入“囚徒困境”，增加社会谋求“纳什均衡”的“合作成本”。从社会关系学上讲，人与人之间，建构一种互信的关系，有助于增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快乐感”、增强人们之间的“价值创造感”。中国社会转型中，由于社会利益分化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执行较好，而“先富带动后富”政策执行较慢，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贫富差距较大”、“社会马太效应凸显”，人们往往因此而产生“利益剥夺感”，进而转化为“泄愤型”的“仇官仇富”心态，其中，就包括对公务员“社会期望高”而又对公务员工作“认同度低”、仇视“官员腐败圈”、不满“官二代”升迁快等情况。“官民互信关系”资源的流失，会让公务员在日常工作中产生“工作价值被低估”、“自身价值被低估”、“政府价值被低估”等“负能量”的“职业倦怠”心态。从调研的情况来看，见表5，针对“社会公众对公务员工作期望太高，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工作压力”的情境描述，被调查的公务员有41.2%选择了“比较符合”，11.5%选择了“完全符合”，选择“一般”的占25.6%，而选择“不符合”和“完全不符合”的仅仅占了14.3%、7.4%，表明“对于公务员工作水平持过高的公众期望”，会给公务员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处理不当就可能削弱公务员“阳光心态”，促成公务员“职业倦怠”；另一方面，公众对于公务员工资福利增长的情况“过于敏感”、甚至“持以质疑”，通过互联网媒体介质形成“公众舆论”，则容易导致公务员产生“低估公务员工作价值”的心理负担。所以，“缺认同”的“公众期望”容易导致公务员“价值低估”，即公众对于公务员工作的“社会期望水平过高”和对于公务员工作的“社会支持偏低”的矛盾，亦即“期望—支持”失衡问题，容易造成公务员工作成就感低落，形成公务员“价值低估”的职业倦怠。

（四）“多重叠”的“角色悖论”容易导致公务员“职业迷茫”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米德（Mead，George，1934）在《心灵、自我和社会》的书中认为，“每个生物人在向社会人转化时，总是会经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而社会化的过程则是一个‘社会角色’扮演过程”，社会角色扮演过程主要包括“角色期待——角色领悟——角色实践”，当一个人扮演许多“社会角色”而“角色之间存在行为规范对立、矛盾、不相容”时，特定事件、特定情形出现后，就会引发“角色冲突”、“角色紧张”或“角色悖论”。由于代表国家履行“公共职责”，公务员职业本身会存在着“多重叠”的“社会角色扮演冲突”或“角色悖论”的问题，从公共性角度来看，公务员应该扮演着“公共政策”执行者的“公共人”角色；从社会性角度来看，公务员还扮演着主张“自身公民权利”的“公民人”角色；从经济性角度来看，公务员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人，也会在解决“养家糊口”问题上追寻自己“合法利益”，扮演着“经济人”角色。公务员作为多元化社会角色的“重叠交叉”扮演者，并不一定会引发“角色悖论”，只有在公务员所处的工作环境和自身私欲膨胀的时候，不同“社会角色”之间的“行为规范”，才会发生冲突，即“多重叠”的“角色悖论”，比如一般清廉的官员，控制好了“私欲”而管好了自己“经济人”角色，就不会“滥用公权”而相应地履行好了“公共人”角色的行为规范，反之，贪污的公务员则就是“多重叠”的“角色悖论”的“牺牲者”。社会转型期，中国行政管理领域的“官本位”行政思想和行政文化并没有完全“剔除”，“官本位”的“科层制”管理下，整个公务员体系采用一个分配标准，即一切“分配”都以领导职务为核心，所有的权力、资源、机会和待遇，都按“官位”的大小、领导职务大小来配置。一方面，体制外，社会公众对于公务员是否成功的判断标准，锁定为“是否晋升为领导职务”、“做的官位有多大”，导致“官本位”文化环境渐浓，另一方面，体制内，公务员自身也将“当大官”作为评价其“自身价值”的成功标准，即“不想当官的公务员不是好公务员，不想当大官的领导不是好领导”。在不断的“官本位”、“求大官”、“做官瘾”的“追名逐利”中，作为“逐私利”的“经济人”、“社会人”、“公民人”就会与“谋公利”的“为人民服务”、“天下为公”的“公共人”角色发生“角色冲突”，长此以往，公务员“多重叠”的“角色悖论”、“角色冲突”，就容易导致公务员“职业迷茫”、“职业困惑”，直到公务员“职业倦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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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华华.政治信任：实现“中国梦”的群众基石[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8(2):51-58.

[6][美]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和社会[M].霍桂桓.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44-46.

[7]彭向刚，刘振军.我国公务员队伍职业能力的问题成因及对策探讨——基于制度分析的视角[J].行政论坛,2019(3):61-67.

作者信息：刘玉娟 （1977，09），女，汉，江苏省连云港市，硕士研究生，中共无锡市委党校，党的建设及社会治理，

作者信息：刘玉娟 （1977，09），女，汉，江苏省连云港市，硕士研究生，中共无锡市委党校，党的建设及社会治理，

[1] 调研人员于2015年3月9日上午10点，在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鼋头渚派出所户籍管理科室亲见此事。现实中，部分群众的非理性诉求与对公务员的不信任，并非个例，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