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思想研究对思想政治教育启示

儒家“和”思想研究对思想政治教育启示

李旻

(滁州学院  滁州 239000）

摘要：“和”思想正是中国古代哲人们探究宇宙天地万物之道使全人类走向美好生活的重要理论依据，《论语》之“和”思想担起了这个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这是新时代理论创新进程，为发掘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资源提供了重要的滋养，也是实现儒家思想由传统到现代创新和转生的契机。

关键词：和；儒家；思想政治教育；

“和”思想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走向美好未来、共建美好世界的重要理论依托。与当今世界全球化、信息化的大变革时代主题契合，天下“和合”，万国安宁，共为一家。我们要充分挖掘“和”思想所拥有的丰富且具有无限能量和魅力的传统儒家“和”文化资源，用根柢深厚的中国智慧、哲学思维、价值观念、道德情怀、精神品格，挖掘儒家“和”思想的文化资源，丰富、改革和创新新时代 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体系。

“在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以儒学儒教为主体的国学正在走向复兴之路。”[1]当儒家思想走向复兴，优秀的儒家文化必然成为宝贵文化资源，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厚的滋养，并在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将充分挖掘与审视儒家之“和”思想，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对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一．儒家“和”思想的演变

“和”，中国传统文化之经典概念，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凝练。核心概念具有统筹全局之力，《论语》以“和”统摄全体，结构清晰、主线明朗，正如孔子所言：“吾道一以贯之”。“和”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其演变过程充分反映了儒家思想文化的发展轨迹，展现了儒家思想文化的发展特点与演变规律，更好体现“和”思想的内涵与本身，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文化滋养奠定基础。

《说文解字》释“龢”为“调也。从禽，禾声，读与咊同。”[[2]]《尔雅·释乐》言：“大笙谓之巢，小者谓之和。”[[3]]再根据郭沫若记载：“龢固乐器名也。《尔雅》‘大笙谓之巢，小者谓之和。’此即龢之本意矣。当以龢为正字,和乃后起之字”。[[4]]故在早期的文化形态中，“龢”本意作乐器之用，“和”作为“龢”后起之字，可引申为编管乐器音乐相调和之意，如“律和声”（《尚书·尧典》），“声音相和”（《老子·二章》），亦有八音相和谐之意。再者，《汉字例话》记载：“禾-齐-年-龢-调”，《说文解字》释“禾”为 “凡禾之属，皆从木”，释“齐”为“禾麦吐穗上平也”，释“年”为“秊（年），谷熟也”。根据字形与字义的递进演变可见早期农业社会生存方式和生存方法，耕作劳动、安居足食、和顺有序。此“龢（和）亦有稼禾成熟之意，如“亚明祀上帝，亦惟我后稷之元谷，用告和。”（《逸周书·商誓言》）另据《说文解字》记载：“调，龢也。龢，多本作和，今正。龠部曰，龢，调也，与此互训，和本系唱和字，故许之相应也。则既用和而龢废。”[[5]]“和”“调”可互训，因此，“和”亦有“调”之意。如“若作和羹”（《尚书·说命》）“和如羹焉”（《左传》），亦有五味相调和之意。就“和”字初意探源，“和”产生于早期人类社会两种基本需求，一是物质需求，基于最基本的饮食起居生活之需；二是精神需求，基于物质需求之上，美好愉悦的精神生活之需。“和”字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本身就与人类生产发展相同步，自身饱含丰富文化内涵，沉淀于中华文化灵魂深处，是中华民族潜意识。

孔子好古，敏而求之，至先秦时期，“和”思想应用逐渐广泛，从五味调和、八音和谐到万物生成、四时运行以及人际关系无不贯穿“和”的概念。《论语》中共有“学而篇”“述而篇”“子路篇”“季氏篇”“子张篇”言及“和”字，共计八处。《论语·述而》：“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国语》曾言：“声相应保曰龢。”《说文解字》释为：“咊,相应也。从口禾声。”（说文记载“和”字原作“咊”，相应也。）这里孔子与人一道唱歌，听见别人唱得好，一定请他再唱一遍，然后自己与他和之。此处之“和”最接近“和”字最初本意，为声音和谐相应之意。其余之“和”还可引申发展为团结、和谐、求同存异的意思。如，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此处“和”与“礼之用，和为贵。···有所不行，知和而和。”（《论语·学而》）的“和”有相通之处，按《国语·郑语》所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所包含的并非绝对的“同”，而是以“和谐”为核心的整体，内含差别、矛盾、协调、整合，“和”的结果绝非抹杀事物之间的差别，而是尊重事物彼此之别，在此基础上以各遂其性、各取所得的关联性、整体性存在的一个整体。古代“和同之辩”证明了“和谐”并不是没有差别、冲突和矛盾，恰能够说明没有差别、冲突和矛盾的“和”也就没有存在意义了，尊重差异性是“和”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天地间万物因为有相对的差别才得以共生，才有存在的价值。然而有差别就会导致矛盾与冲突，继而需要协调与融合，最后成为和谐统一的整体。正如张文先生说“和谐”，是不同事物的多样化统一，而非相同事物简单叠加；所谓成熟、圆融，可以理解为和谐的程度与状态。

[[6]]故“和”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状态，是万事万物之间关系和谐的一种理想境界。

二．儒家“和”思想的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即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7]并解释“和”：“众多相异者之结聚而均衡”，“亦即众多相异者之相成而相济”。[8]“和”的核心理念领着人与宇宙的各个层面。

“和”是在孔子认识论和世界观基础上形成的包含以和谐为核心的综合性概念。正如《国语·郑语》所言：“以他平他谓之和”，即“他”与“他”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实际上也就是二者关系的状态。论关系，无非是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客体与客体三大关系。孔子的思想是关于人的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都是站在“以天下观天下”的角度对人类社会发展进行的深入思考和探索，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不同方面关系，是由己及人、小我到大我、由家到国再至天下的过程，只为求“和”。孔子之“和”，是理想、是精神、是境界，是道德诉求、是人文关怀、更是人间大爱。

人与己的关系是众多关系的起点，人与己和要求的是与自己的心灵和一，即实现“仁”，人人皆“仁”，则“天下有道”。从内看，是修持自我，克己向仁，不骄、不惑、不惧、不贪、不忧，身心自然和谐。从外在身体、存在方面说，要养生，人的心灵和身体是联系和统一的，身心之间应该达到和谐、平衡的状态，同时身心还要与外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际环境、风俗文化等相联系，相协调，于是要求人有仁民爱物的不忍善心，又要有博大包容的心胸气度。“修己”还可以“安人”，此“人”包括自身个体和除了自身之外其他客体。天地间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是相互区别的，但又是相互联系的。社会是一个共同体，每个人都是社会共同体的成员，组成了社会群体。个体人在社会日常劳动和创新性活动中必然要与他人发生联系，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有差异就可能产生矛盾，有矛盾就可能产生冲突，有冲突就要协调整合。孔子看来，在人与人的对待关系上，要实现个人与他人的平衡，必须以和为贵，归根结底要和谐相处。虽人各有志、人各有趣，但你我皆是“仁”者，皆有爱人之心，亦有不忍之心，此时“礼”因“仁”致，以礼待人，礼让处世，恭敬爱物，终归于“和”。

所谓小我与大我之“和”，小家与大家之“和”，就是社会价值在每个个体的共同努力下实现，同时，每个个体的价值也在为实现社会价值的时候得到了确认，即个人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人民是治国安邦、建功立业的根本，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必然要正确对待人民与社会的关系。人与社会“和”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的中介，人在认识和改造自然是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天地自然本就有其运行规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天地孕育四时万物是严肃且伟大之事，天地四时、日月星辰、风霜雨雪、山河大地、繁荣枯槁皆有其存在形式和运行规律，人有思想、有道德，也有其存在方式和活动规律。《吕氏春秋》有“十二纪”，《淮南子》有二十四节气，在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个节气有规律的运行中，人类应该如何生存、生活、生产也是有规律的。人道亦是天道，尽人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以德配天，与天合德，“天人合一”实现之际即人与自然和谐之时。这就是所谓的“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天地自然本身“和谐”与人自身“和谐”相统一、相一致，即自然与人之“和”。

三、思想政治教育对“和”思想的借鉴

传统儒家“和”思想关注的是以人为本的相关要素的和谐关系，其内涵丰富且具有丰富的当代价值，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宝贵的借鉴。

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学家能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说达到了‘人的自觉’。”传统儒家充分意识到人的主体价值，充分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儒家思想文化中，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念规范着人思想与行为，协调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这其中人的主体地位与价值均是首位，这与思想政治教育倡导人的主体性教育的核心理念不谋而合，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围绕人而展开，提升人的主体地位，凸显人的主体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正是承认并尊重受教育者在受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发挥主体积极性。传统儒家“和”思想不断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与协调，“和为贵”是基本价值诉求，前提是以人为本。“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人的地位至于至上，其主体原则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的借鉴与转化将起着重要的导向与引领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是关于“人”的教育，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是兼具智慧、仁爱、礼仪的主体，是社会责任与社会担当的强化，亦是传统儒家主体价值的弘扬。

“和”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弘扬民族精神的内在文化动力。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了以爱国精神为核心的和平、统一、团结、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儒学生生不息和刚健有为的观念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9]悠久的中华文明中处处闪现儒学的火花，在推动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同时也在引领思想政治教育弘扬伟大民族精神。爱好和平、团结统一一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永恒不变的价值追求，虽可“君子和而不同”，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与人的和平、团结，是个人和社会安定发展的基础，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支撑。中华民族一项主张“协和万邦 ”，以“礼用之”则“和为贵”，可实现 “四海之内皆兄弟”。思想政治教育正引领优秀的“和”文化，弘扬中华文明的伟大魅力，增强民族认同感、自豪感，加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建立价值纽带，激励人们积极向上、团结一致、勇往直前，这是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复兴、走向繁荣的精神源头，也使得伟大的民族精神得到进一步弘扬。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也必须需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充分挖掘其价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我们党和国家团结一致、不断向前的根本保障，更是保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根本前提。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能够明辨是非、明确方向，在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指引思想与行动。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完全独立存在的事物，各要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这正是与儒家“和”思想的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包含了中国传统思想，儒学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有众多不谋而合之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家“和”思想的传承发展提供可能。新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发挥“和”思想的时代价值。马克思曾指出，和谐发展的人应该是“一切天赋得到充分发展”的人，所以首先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自身的和谐而全面发展是前提，是包含仁、义、礼、智、信等诸多品质，是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前提，是受教育者实现知行合一、全面和谐发展的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下，儒家“和”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同样是对人的发展的重视，对主体与客体和谐关系的重视。当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方法指导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同时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社会本身是包含多元素且极其复杂的统一体，要充分利用和挖掘“和”思想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作者简介：李旻，滁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2020年安徽省“三全育人”试点省建设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能力提升项目（sztsjh-2020-3-51）;

2019年安徽省“三全育人”试点省建设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能力提升项目（sztsjh2019-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