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得意忘言”说之文学审美特性

探索“得意忘言”说之文学审美特性

赵婧

西安外国语大学

摘要：先秦老庄探讨“道”的本质特征的过程中，“言”与“道”的矛盾关系触及到文学的内部规律，引发了“言意之辨”，进而庄子提出了“得意忘言”的美学追求。“得意忘言”的本质要求，即在有限的语言中领略无限的言外之意。这与老庄提倡“道法自然”的本色自然之美有相关性。本文从老庄的基本思想入手，追溯“得意忘言”说的理论根源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老庄（尤其是庄子）著作中显现出独特的审美特质，分别从思想的新颖与激进、逻辑的跳跃性、情感的强烈这三个方面探讨“得意忘言”说对庄子思想中文学审美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得意忘言说  自然本色  言意关系

一、言意关系之溯源

  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对“言”“意”矛盾关系的认识最早来源于《易经》。《周易·系辞》中提出：“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周易·系辞上·第十二章》）在这里，孔子认为“言”难以完全表达出“意”，“意”则需要“象”来显现，而“象”则是指天地万物的表现形式，“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周易·系辞上·第八章》）世间万事万物纷繁复杂，为将“道”的理念传与众生，故圣人创造了“象”，“象”是对万事万物形象的拟测，包含了较强的形象性，故能接近“意”这个终点。圣人创造‘象“期其成为“言”于“意”之间的桥梁。

这里的“立象以尽意”及“系辞焉以近其言”（《周易·系辞上·第十二章》）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言意关系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认识角度与研究方法，同时也促进了我国古代哲学思维的发展。

二、  老庄思想之“忘言”

先秦道家主要探讨“道”的本质特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老子认为“道”是万物之本，“道”以无为本，“无”是“有”的根源，世界万物都产生于不可言说的“道”。基于“道法自然”的思想，老子鄙弃一切破坏自然之为的人为造作。而“言”作为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其存在本身就带有主观能动的意义，因此老子对于“言”的态度亦是否定的。

道家在“言”“道”关系的探讨过程中逐渐触及到文学的本质规律，即“言”与“意”的矛盾关系。“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道经·第一章》）老子认为：真正的道，即恒常不变的道是不可言说的，形而上的“道”是不能被具体的形而下的语言描述的，语言终究只能表现“道”的表象或某一部分，因此“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道经·第二章》）老子的“不言”直指语言的局限性，具体的语言行为无法描述和定义“道”的本质，而平常所能言之的“道”都并非真正的“大道”，只是“道”的一些具体的形而下的表现。《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前517）载子大叔回答赵简子询问揖让、周旋之礼时说:“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意为：无论怎样的音乐与曲调都是以五音为基础，形同“道”与万物的关系。同时，“道”以“无”为本，“言”本身就是对“道”之“无”的背离，“有”是对“无”的破坏。任何可以被“言”的事物都不是真正的“道”。因此老子所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看到了语言的有限性及“道”之本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人们所必要的言本身就是对“道”之根本“无”的破坏，但如若完全摒弃语言，大道将无法被世人知晓，因而只能“强言之”。

庄子在老子自然无为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道”之无限与“言”之有限之间的矛盾关系，“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内篇·大宗师》）“道”可以感知却不可以语言传授，可以领悟却不可以视察。庄子认为“道”是真实而又确凿可信的，然而它又是无为和无形的。庄子在老子的基础上深化了言意关系，同时也为言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新的研究视角，即庄子在认识论的角度上，将“言”“道”矛盾延伸至“言”“意”关系，将无形无声的“道”转化为人为拟测出的“象”再进一步由“象”中提炼出“意”，最终达到传道的目的。庄子的高明之处在于：认识到语言的局限性和“言”对自然无为的“大道”破坏之后，并没有完全否定“言”，而是提出一种方法论，即得意忘言。《庄子·杂篇·外物》中载：“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以“得鱼忘筌”喻“得意忘言”，语言的目的是把握“意”，得到“意”之后，就需要抛却语言的重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纯粹的本真。

总言之，“言”只是获得“意”的方法和途径，“意”才是“言”的终极目标，因此文字不过是“言”固化的形式，圣人以意为精神，以言为形体，“意”所随附的超越于形色名声之外的是根本，是语言所不可承载的。庄子开辟了一条超越语言限制去把握“道”的方法论，揭示言意矛盾关系中言为用，意为本的关系。

三、“得意忘言”说的具体表现

    先秦诸子散文中惟庄子的文章最具个性特征，笔法多种多样，行文千变万化，语言具有创造力和表现性，不论在艺术效果或美学价值上都屈指一数，具体来说即以下四个方面。

1.思想的新颖与激进

《庄子》之文善以寓言出奇。通过寓言来比拟“大道”的特点，这是庄子传达其思想的途径。庄子散文中寓言之多，自称“寓言十九”（《庄子·杂篇·寓言》）。庄子寓言故事往往带有浓厚的怪奇色彩，深刻的哲理匿于故事之中，远超时人之思维能力。庄子运用寓言方式重在表现“道”的特点，玄奇诡谲的寓言故事，加之变化多端的笔法，奇特的说理方式，诸多表现方式背后是庄子超前绝后的思想深度。

庄子思想常曲突徙薪，翻空出奇，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那些怪诞瑰奇的寓言就是庄子思想最惊艳的说明方式。如帝失玄珠，聪明的“知”、视力好的“离朱”、善辩的“契诟”等世俗意义上的聪明人都未找到玄珠，无知无识的“象罔”却找到了。庄子以怪诞不经的语言和超前高远的思维方式向我们说明了耳目五官的认识具体有限，只会破坏“道”的无限性，“道”只能通过超乎具体形象之外的直觉获得。再如子舆说：“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庄子在追求绝对生命自由的过程中，以期求形体与精神的逍遥游，因此庄子认为外在形体的变化是自然给予的福祉，只要四肢的变化是自然而然的，不受人为干预的就任随“道”的发展，淡视生死，任其自然，不与干预，以表达忘形免害、无用即大用的思想。

庄子思想博大精深，深奥玄妙，具有高深莫测、不可捉摸的神秘色彩，因此常规的逻辑推理做判断不足以阐发主题，因此通过想象和虚构的形象世界来暗示启发，正所谓“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刘熙载《艺概·文概》）庄子想象常常超越时空的界限与物我之分别，奇幻异常，恢诡谲怪。《庄子·内篇·大宗师》载：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

将无当作头，把生当作脊柱，把死当作尻尾，通晓生死存亡浑为一体的启发，这样的人可为友。这样大胆不受世事约束的思想在庄子的文章随处可见，人物之间，物物之间，幻境与现实，万物齐一，鲁迅先生曾说：“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三篇“老庄”），庄子笔下不论是奇崛的寓言故事或跳脱的逻辑顺序都为阐释道家逍遥无待的精神自由和安时处顺的哲学思想。

2. 逻辑的跳跃

《庄子》一书采用“三言”形式说理，尤其大量采用以“谬悠之言、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为特点的寓言，再加之庄子宏大无涯的哲学思想，使《庄子》的章法散漫断续，跌宕开合，变化无穷，难以捉摸，但《庄子》散文结构线索的隐秘模糊并非文章结构缺乏内在联系，而是深邃博奥的思想和深沉曲折的情感灌注其中，把看似孤立的寓言之间，段与段之间相联结，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最终目的是表现其哲学思想。如《庄子·内篇·逍遥游》即是追求一种“无待”的精神自由的逍遥境界。文章首先不惜大量笔墨，用大量寓言和重言为主题进行铺张渲染，接而是引出主题进行阐发，最后以“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句主题句作为结束，蜻蜓点水，一笔带过。 庄子散文结构看似散漫无序，实则筋骨相接，开端使用比喻、修辞等多种手法大篇幅的铺垫渲染，在中心文眼的部分则不费笔墨，且渲染铺垫的部分则纵横跳跃，不拘一格，思想跨度极大，如读者未领悟庄子的中心要义便迷失在荒诞不经的寓言逻辑的鸿沟中，难以自恃。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庄子》作为先秦时期的哲理散文，虽与其他诸子说理文同属于议论文，但其说理不以逻辑推理为主，而是以寓言代替对哲学观点的阐述，以比喻、象征的手法来代替逻辑推理的论述，较少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而是让读者自己在奇特荒诞、生动形象的寓言中去体味和感悟哲理。

3. 情感的强烈

    《庄子》的论辩，与其说读者是被其逻辑推理所折服，不如说是被奇诡荒诞的艺术境界、激昂充沛的情感所感染。在《庄子·内篇·逍遥游》末两段有庄子的一段论辩，庄子与惠子辩“有无之用”，惠子先说大瓠无用，庄子则认为惠子犹“有蓬之心”，未通心窍。而后在寓言中再次套用寓言，庄子的“不龟手之药”在洴人手中，世代澼絖，在吴王手中则成为致胜法宝，意在说明：无用即大用。惠子再以大樗为例，庄子以狸狌跳梁，死于网罟为例，说明汲汲求于有用之害，最终以一段浓烈的抒情语为结语：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这样的结语不仅回答了惠子“无用”之辩，并且感情浓郁，生动形象的表现出追求心灵自由，精神无待的至人境界，达到得鱼忘笙，得意忘言，大辩不言的境界。寓言说理的形式加上浓郁的抒情使读者在庄子以笔墨营造的奇诡意境中自由遨游。

四、结语

面对纵深历史问题与时下人民苦难，庄子立于时代脊柱之上继承老子的哲学思想又进一步拓深老子的思想，“道”是庄子哲学思想的基础和最高范畴，庄子的人生就是体认“道”的过程，在探索“道”的过程中得出了“得鱼忘笙”“得意忘言”的文学规律。“得意忘言”说与庄子的其他思想一脉相承，“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精神境界中突破个体的微渺与短暂，融入天地为一，翱翔于“无何有之乡”（《逍遥游》），跨越现实世界的藩篱，进入绝对感知的“坐忘”境界（《大宗师》）。

“得意忘言”说在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构建起“意在言外”的文学传统，要求文学作品含蓄蕴藉，回味无穷，要有“以少总多”，南朝钟嵘标举“滋味”说，倡导诗歌应具有它本体的审美感染力，“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这才是诗歌应具备的文学特质。后代皎然、司空图、严羽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其继承发展。唐严羽《沧浪诗话》力推“妙悟”说，认为诗歌的奥秘不在于语言的过度描绘，而在于用心去体悟感受，“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近代王国维以“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对“境界”说进行详细的阐述，这与庄子的“得意忘言”说也是源与流的关系。总言之，“得意忘言”说不仅形象的表达了庄子深邃的哲学思想，也在发掘探索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卓有成效，为后代文学本质规律的展开奠定理论上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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