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国画线条探析

徐悲鸿国画线条探析

庞皓文

摘要：徐悲鸿作为近现代中国美术教育的领军人物，其艺术造诣对于当代艺术创作尤其是水墨画创作具有深远的意义。重新审视徐悲鸿的作品及其艺术理念，无异于是从根源上对当代艺术作品的重新解读。本文旨在按照祖先肖像画家、沙龙画家再到模范艺术家的身份变化的路径，以其绘画作品中的线条流变的情态为线索，运用图像社会学背景和形式分析的方法，对其作品进行重新解读，并以此为基点对其艺术作品的当代价值试做阐释并进一步使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传统艺术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徐悲鸿   线条  当代价值

一、线条的特魅力与表现

“线”作为一种独特表现图像的形式被人类祖先主观提练创造出来。为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巨大的贡献。“线”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更是占据尤为重要的地位。南朝谢赫的六法中把代表画面内在精神性的“气韵生动”放在第一位，而“骨法用笔”紧随其后，作为作画表现形式之首，可见“线”在画面中的重要地位。中国画中的线是带有艺术家的主观臆造和艺术处理的，画面中的线是不完全依附于形体的，比如传统国画中的用线讲究“一波三折”和“十八描”。当然，这些线又没有完全脱离具体的物象而存在，而是与之存在一些相关联系，通过线条的本身的状态和质感，以线条勾勒出的型的千变万化，将客观存在物体的型升华为主观臆造的形，将自我的想法融入自然万物中，从而达到物我贯通的艺术效果，“天人合一”的境界。传统中国画作品中的线条的质感也能反映出画家的自我修养和笔力功力，人们常用“力透纸背”“飘浮若云”“矫若惊龙”等来形容线条的独特魅力和表现力。     

二、徐悲鸿作品中线的体现和价值。

（一）初期：民间写真与水彩画法

     徐悲鸿6岁时受父启蒙开始读书练字，由《诗》《书》《礼》《易》至《春秋》《左传》，进而学制印、练丹青，先工后写，通习画理。这为悲鸿具备深厚的文学底蕴和娴熟的绘画技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徐悲鸿早期的绘画也受其父绘画的影响和熏陶，颇有其父的缩影。如其父徐达章所作的《松荫课子图》，画中人物的头部和躯干分别用两种技法表现，头部是用工笔画技法勾染而成，躯干是以颇具任颐笔意的线条勾勒而出，属于写意技法。画中所绘为幼年徐悲鸿和其父正面端坐，面部皆用赭石敷色，结构凹陷处以呲毛法细细舔色数遍而出，整体结构造型非常准确，极像民间写真造像的绘画风格。再如徐悲鸿1918年的《西山古柏图》，图中刻画了三颗错落有致的柏树沿溪而立，能看出是以焦点透视视角表现柏树由近及远有遮挡穿插的构图关系，树干用以传统树石法中锋用笔勾勒而出，同时讲究用线的方圆曲直变化，通过线条的粗细转折变化表现出主干的变化以及树枝的穿插遮挡关系，通过用笔用墨的轻重浓淡变现出画面中近石到柏树再到远山的由近及远的空间关系，虽然近景溪边的石块用笔洒脱放松又随形，但稍显轻薄不够厚重与略显厚重古朴的柏树不太协调有些突兀。

 （二）中期：素描、油画、中国画

徐悲鸿来到欧洲留学以后，为了快速掌握西方传统写实造型方法，便刻苦练习大量写生，有模特画模特，没模特画身边的人，都没得画就跑去画动物速写。从早期徐悲鸿素描作品中能够看出用线是比较单一的，通过写生作品看出当时徐悲鸿基本了解了人体基本的比例关系和人体结构，可以通过光影表现出身体大块的体积感和形体结构关系，但一些小的细节还不够严谨，例如腰胯的衔接关系，以及膝盖的结构和小腿肚等部位，仍有含糊不清晰之处，可能是当时接触人体素描时间尚短，理解不到经验不足所致。同样为1924年徐悲鸿所作的女人体素描作品便是另一番风貌，比例上准确无误，细节刻画入微，人体的轮廓线和边缘线能贴合肌肉和骨骼的起伏游刃有余的行驶，每一处转折关系，每一处调子都恰到好处，画面灵动透气，活脱脱呈现出女性的圆润恬静之美，女人体各部位的质感展露无遗，真实感跃然纸上。这幅女人体的用线颇有荷尔拜因和安格尔处理型与结构穿插之法，这也得益于徐悲鸿在欧洲能亲眼看到西方艺术史上赫赫有名大师的原作并能近距离观看临摹学习。1926年所作的《箫声》虽以油画材料表现，但用笔利落洒脱不拖泥带水，人物造型准确又不失生动灵活，构图与衬景别出心裁以西方媒介渲染出一种东方审美视角的意味与意趣。画面不再追求形似逼真而严谨刻板而是通过主观加强刻画人物神态而虚化背景，背景的寥寥涂抹颇有中国画中写意手法。用微妙的色彩关系烘托出笛声潇潇凄婉之感，而人与物的组合在这个环境里给人一种恬静羞涩之感，背景的枯树也颇具传统国画中表达手法和造型。在欧洲游学期间，徐悲鸿也速写了大量走兽，飞禽如狮子、马、猫、秃鹫、雄鹰等，为后期归国作带有动物题材作品储备了大量的素材奠定基础。

（三） 成熟期：大融合

    徐悲鸿通过八年学习和吸收西方传统绘画的真谛和核心，经过不断地比较推论实践对中国画改良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古典和写实主义的造型，加浪漫主义和印象派的色彩，再加上印象派后期的感性”。

[1]徐悲鸿不仅主张推广实践在教学上，自身也身体力行积极吸取西方写实主义造型结合中国传统优秀笔墨加以改良，画作《渔夫》刻画了老渔夫和孩童形象，表情细腻生动，表达出捕鱼收获后的喜悦。这是徐悲鸿首次把在法国学到的人体结构与解剖应用于国画中，开一代风气，实乃向革新方向迈了一大步，画面中还是一传统用线方式勾勒衣纹，虽然头部身体的刻画也是用传统线描加以描绘，但此时线条能表达人体的外形和结构，比例也遵循真人，衣纹的用线颇有任伯年的笔意，可见徐悲鸿不仅大力推行宣扬任伯年，自己也学而习之。古人讲究书画同源，书法的高度和作画的水平是息息相关的，历代大画家很多都是从已有的字体中去寻求融合以求新的变化，汲取古人的优势长处加以融会贯通，从而独创个人新面貌以求新的突破并独树一帜，如以篆书融入隶书之中的邓石如，将隶书、楷书、行书合一的郑板桥，以颜体为根基融入篆隶的何绍基，由魏碑入行草的赵之谦，以《石门颂》融入行草的康有为，以金文融合石鼓文的吴昌硕，而徐悲鸿则魏碑兼有大篆，处处可见《龙门二十品》的神韵。师从康有为后，在书法上明显吸收了康的笔意的徐悲鸿最后形成了自己的独有风格，也为他日后在改良后国画中的骨法用笔提供源源不断地笔力。徐悲鸿归国时，国内时局动荡，民不聊生，他拿起画笔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抗战救亡的洪流中，先后绘制了划时代意义的现实主义巨幅国画创作《九方皋》和《愚公移山》，在《九方皋》绘制采用写实主义造型，既有传统衣纹勾勒的表现，同时用线表现出人体起伏节奏和形体结构关系，用笔上又不失中国画“骨法用笔”的特色，更是在中国画的传统笔墨技法上有所突破，做到大胆落笔，细心收拾，顾全整幅画的气势，所绘人物精神矍铄，求贤若渴而又处若自得。《愚公移山》创作于1940年，正是国家风雨飘摇之时，人民抗日危难阶段，此作极具现实主义意义。画面由右向左由前向后的构图排列展开，画面右端刻画几个魁梧健硕、高大结实的壮年男子手持钉耙奋力向石锛凿开山劈石的劳动场景，其表情姿势各有不同，生动感人，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白描”被应用于人体的外轮廓、衣纹、树草植物上的表现上，线条有力强劲颇有书法金石气，而线条随着形体结构游走准确无误，丰富的动作给人以张力，仿佛男子真的此起彼伏的挥动钉耙，有种蓄势待发之感，描绘出人们开山劈石达成愿望的决心和动力。徐悲鸿在此画中直接采用裸体人物形象进行人物画创作是首创开了先河，人物表现之生动是于得益于他的写生能力和速写能力的，人体边缘线扎实蝤劲，充分体现出肌肉结构的转折和衔接。这幅巨作也淋漓尽致地显现徐悲鸿在中国传统笔墨功力和西方写实绘画上的功底，这幅鸿篇巨制也是徐悲鸿将中西两大传统技法有机结合融合贯通的实例，也是中国人物画改良的有效途径的成功起点。

结语

徐悲鸿先生的一生是灿烂的，他始终为人民的幸福与国家的繁荣而努力地尽全力去绘画去学习。始终坚持改良中国画发展中国画，坚持中国的“味道”，并积极的以艺术来宣扬中国文化树立中国伟大形象而奔走忙碌。并且为了能使中国画更好的发展为中国画发展培育了大量的美术人才。

在徐悲鸿认为线条是中国绘画的“精髓”，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即使学油画也要学习中国画的线条，因为这是其他艺术不具备的，又极具表现力的，对于中国油画的事业发展也是很有引导性的。因此对与徐悲鸿的书法和中国画艺术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他的艺术的研究就是对于整个中国近代美术史的一个转型的研究的开始，这不仅是一个个体的研究，更是当时大背景下一类文人的艺术转型缩影，在那动荡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人画的转型迫在眉睫，而徐悲鸿便是这一转型时期的文人的先驱者，是中国美术战线上有代表性的革新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勇敢的实践者。徐悲鸿在艺术创作中和教学革新中，大胆尝试不断的摸索与突破，对他艺术的研究对近代的中国绘画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质意义。

（图一《西山古柏图》）    （图二《愚公移山》）

参考文献

[1]《徐悲鸿年谱》李松,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年3月

[2]《徐悲鸿》杨先让,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第一版

[3]《徐悲鸿绘画述稿》徐悲鸿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8年1月

[4]《徐悲鸿年谱长编》王震 ,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 ,2006年12月1日

[5]《徐悲鸿书信集》王震 ,河南教育出版社 ,2010年4月1日

[6]《徐悲鸿一生》廖静文, 中国青年出本社 ,2007年9月第一版

[7]《我与悲鸿》蒋碧薇,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8年1月1日

[8]《徐悲鸿谈艺录》张竟无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9年12月1日

[9]《美的呼唤》徐悲鸿纪念馆编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5年6月

[10]《全球化与民族化——21世纪的徐悲鸿研究及中国美术发展学术研讨会文集》王文娟

[11]《中国美术 世界语境：21实际的徐悲鸿及中国美术发展（二）》王文娟

作者简介

：庞皓文，男，1989年8月14日，教学校长。

[1] 《徐悲鸿》 杨先让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 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