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两钱、王莽悬针篆钱币、孙吴大泉的钱文书手考辨

半两钱、王莽悬针篆钱币、孙吴大泉的钱文书手考辨

许崇

济宁学院美术学院

摘要：

“钱文”即钱币上的铭文，是中国古代钱币上最重要的标志和特征。钱文的形成经过

书、刻、铸等多种工艺流程，与钟鼎铭文、玺印、镜铭、瓦当等书法样式有着异曲同工之

妙。“钱文书手”即钱币铭文的书写者，多散落在历代史书、泉谱中，涉及到李斯、曹喜、

皇象、诸葛亮、蔡襄、富弼、苏东坡、米芾、戴熙等书法名家。笔者在仔细阅读泉谱和钱

币学论著的基础上，发现有些钱文的书手问题有待商榷，本文将对半两钱、王莽悬针篆钱币、孙吴大泉三种钱文的书手问题进行辨析。

关键词：半两钱 悬针篆钱币 孙吴大泉 钱文 书手

一、半两钱非李斯书辨

先秦时期的币制十分混乱，不利于统一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社会管理，因此，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下令统一货币。《史记·平准书》载：“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1]从中可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六国的刀、布、圜钱等铸币，法定全国通行的货币只有两种，一为黄金，一为半两钱。

对于半两钱的书手，陈元振在《古钱币上的书法》一书中言半两钱文为丞相李斯所书。[2]唐革非、刘秀伶在《中国古代货币·文字·书法》一书中也说：“秦始皇统一货币，铸造‘半两’货币，使用小篆字体，由秦国丞相李斯书写。货币文字结体凝重，端庄飘逸，骨气丰匀，方圆绝妙，气韵高古，是典型的玉箸篆书体。”[3]此说最早始于何处，尚需进一步探究。但笔者认为此说证据不足，有待商榷。

关于半两钱的书手问题，笔者认为并非丞相李斯所书。理由如下：

第一，半两钱并不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才开始铸造的，战国时期秦国就已开始铸行半两钱了。至于秦国何时开始铸行秦半两钱的，文献中没有记载，目前钱币学界仍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在战国早期与战国中期之交，最晚不晚于秦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之时，秦国已开始铸行圆形方孔半两钱，亦有学者认为，早在西周秦嬴离方时代（公元前877年）及秦嬴宴时期（公元前869年），已铸造发行十二铢半两币。”[4]1980年，在四川省青山县郝家坪50号战国墓中，7枚半两钱和《青川木牍》同时出土，考古学家将50号墓的下葬时间断为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5]据《史记·李斯列传》载：“故斯将西说秦王矣，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6]秦庄襄王卒于公元前247年，李斯入秦大约在此时左右，比50号墓下葬的时间晚了60年左右，所以李斯并没有书写50号战国墓中半两钱的可能。观50号战国墓葬中出土的半两钱（图1），其钱文书法风格与秦始皇统一货币后的半两（图2）钱文书法风格十分相似。文字方正，转折处方折，属于典型的方折小篆书体。

第二，秦半两钱的钱文书法风格并没有定式，枚枚不同，目前遗留下来的半两钱，至今没有发现制作整齐、文字规矩的。半两钱文有笔画粗壮者，有线条纤细者；有结构宽扁者，有体势偏长者；有笔画平直者，亦有倾斜欹侧者。版别很多，不可胜数。试想若是有人专门题写钱文，不可能有如此多的版别，如宋徽宗题写的“大观通宝”，虽说钱与钱之间会有稍许差异，但是一目了然便知是宋徽宗的瘦金书。

第三，李斯的书法风格严谨端庄，用笔圆转，线条圆健，粗细一致，结体修长，对称均等。而半两钱文的书法风格随意所适，笔画方折，与李斯的代表作《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的书法风格相去甚远，而与权量器上的诏铭书法风格相似，自由洒脱，充满天趣。徐利明先生在《中国书法风格史》中言：“作为民间广泛使用的权量器上所刻诏铭书法，出自中下层一般善书善刻者之手，他们有一定的书法素养，但因平日应付生活实用，并不着意讲究，因此在诏铭上的表现则是随手刻来，不计工拙。”[7]半两钱和权量器皆在民间广泛使用，半两钱需求量更甚，所以笔者认为半两钱的书手与权量器上的诏名书手应该相似，为中下层善书善刻的铸币工匠所为。

二、王莽悬针篆钱文非曹喜书辨

西汉末年，王莽当政时对币制进行了四次改革。第一次是居摄二年（公元7年），铸有三种大钱，包括一种圆钱和二种刀钱，圆钱为“大泉五十”，每枚当五铢钱五十枚；刀钱为栔刀和错刀，栔刀钱文是“栔刀五百”，每枚当五铢钱五百枚，错刀钱文是“一刀平五千”，其中“一刀”二字用黄金镶嵌，所以又称“金错刀”，每枚当五铢钱五千枚，这是我国唯一用错金工艺制成的钱币。第二次是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废止刀钱，铸“小泉直一”钱，与大泉五十并行，五十枚当“大泉五十”一枚。第三次是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这也是王莽币制改革中最奇特的一次，包括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指金、银、铜、龟、贝五种币材，六名二十八品指货泉六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龟宝四品，银货二品以及黄金。第四次是天凤元年（公元14年），废止大小泉，改用“货布”“货泉”两种。不久新朝便灭亡了。

王莽的币制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但王莽所铸的钱币铸造精美，工艺考究，文字俊秀，为历代收藏家所珍视。清戴熙在《古泉从话》中赞曰：“王莽为古今第一铸钱手，人皆有一绝，莽为钱绝，如一刀、栔刀者，直是铸钱时已有使后人珍祕之意。”[8]王莽铸币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当属悬针篆钱币，悬针篆多见于布泉、货币（图3）、大布黄千等钱币上，钱文细劲挺拔，结体舒展，字形修长，竖画收笔出锋，如针倒悬。

关于王莽货币的书手，唐革非和刘秀伶在《中国古代货币·文字·书法》一书中推测可能是曹喜所书。[9]因据传悬针之书出于曹喜，唐韦续在《五十六种书》中称：“垂露篆者，汉章帝时曹喜作也。悬针篆者，亦曹喜所作。有似针锋而名，用题《五经》篇目。”[10]曹喜生卒年不详，据唐张怀瓘《书断》载：“曹喜，字仲则，扶风平陵人，明帝建初中为秘书郎。”[11]建初是公元76年至公元84年，“建初中”则是公元80年左右，王莽铸悬针篆钱币是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比曹喜担任秘书郎时早了大约70年，所以王莽悬针篆钱币并非曹喜所书。

相反，言悬针篆出于曹喜也并不准确，战国时期就有采用悬针之法的钱文。王莽悬针篆钱币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楚布，钱文正面有“旆钱当釿”（图4）四字，背面有“十货”二字，钱文上密下疏，结体修长，竖笔出锋如针，其钱币形制和钱文风格与王莽“货布”“大布黄千”十分相似。王莽在位时事事法古，“必欲依古得经文，”[12]我想其铸币“货布”和“大布黄千”应是模仿楚布而来。

王莽悬针篆钱币字形狭长，文字俊秀，纤细秀美，刚柔相济，可以说是中国货币史上的最佳品。王莽悬针篆钱文书法风格与同时期的新莽铜嘉量铭文相似。新莽嘉量的铭文是直接凿刻在器皿上，与秦量权铭文一脉相承。秦量权的铭文为中下层善书善刻的工匠所为，随意洒脱，而新莽嘉量铭文整饬严谨，平直挺劲，上紧下松，纵向的笔画夸张的拉长，极具装饰性。王莽篡政后，改国号为“新”，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命人根据大学者刘歆的考订铸造了“嘉量”，用于统一度量衡。新莽嘉量器表上的铭文详细记述了铸器的缘由，徐利明先生在《中国书法风格史》中认为这种“平直挺劲、结体修长、上紧下松的篆书，是新莽政权的官府正统书体，但未及充分地发挥其功能，即随着王莽的倒台而失用了。”[13]

三、孙吴大泉非皇象书辨

公元200年孙策遇刺身亡，孙权执掌江东，依靠江南大族，兴修水利，实行屯田，在江南建立政权。史书记载孙吴政权铸有两种大钱，一曰“大泉五百”，一曰“大泉当千”，另有“大泉二千”、“大泉五千”两种钱，只有少数出土，而不见于史书记载，其文字、铜质与“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钱同，应也是孙权所铸。

关于孙吴大泉的书手，钱币学家叶德辉在《古泉百咏》中咏孙吴大泉曰：“江表称雄国帑储，当千泉铸赤乌初。国山天发碑犹在，四字应推皇象书。”[14]叶德辉先生推断孙吴大泉的书手为皇象，后来这一观点被钱币学界广泛引用，蔡养吾先生在《中国古钱讲话》中言：“大泉五百，乃方士介象手笔……与该碑（天发神谶碑碑）字体同，朴厚端严，气势雄伟，为钱文少有佳构，可惜铸造技术不精，轮廓文字，凹凸欠整，看起来十分粗俗，辜负了介君一笔好字。”[15]陈元振在《古钱币上的书法》也说“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钱文为三国吴皇象书写。[16]刘绍明先生在《孙吴大泉与皇象书法》一文中就此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皇象书《天发神谶碑》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言孙吴大泉为皇象书更是臆测了。[17]

笔者认同刘绍明先生的观点，言孙吴大泉为皇象书确实证据不足。皇象，生卒年不详，广陵江都（今扬州）人，三国吴书法家，善篆、隶、草书。“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分别铸于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和嘉禾七年（公元238年），推测孙吴大泉为皇象书确实有可能。但孙吴善书者甚多，有张昭、张纮、苏建、鹤邵、张弘、朱育、沈友等。其中张昭很被孙策和孙权所倚重，《三国志·吴书·张昭传》称其善隶书[18]，那么为何不推测孙吴大泉为张昭书写的呢？

《天发神谶碑》于天玺元年（公元276年）吴帝孙皓亡国前四年所立。此碑书法篆隶相杂，打破了传统小篆圆转的用笔，用隶书的笔法写篆书，起笔处切笔成方形，转折处亦多采用方折，棱角分明，纵向的笔画收笔出锋如悬针，笔力雄强，斩钉截铁，气势磅礴。此碑的书手一直是谜，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中言：“（皇象）书人间殊少，惟建业有吴时《天发神谶碑》，若篆若隶，字势雄伟，相传乃象书也。”[19]明代周晖在《金陵琐事》中又将其定为苏建书，[20]至今没有定论，所以根据孙吴大泉钱文书体与《天发神谶碑》风格相同来推测其书手为皇象确实不足以让人信服。

就书法风格而言，孙吴大泉和《天发神谶碑》，两者字体皆篆隶相杂，但较之《天发神谶碑》的雄强，孙吴大泉显得更加质朴。取“大”字作比较，《天发神谶碑》的“大”字（图5）左右两边的竖笔内擫，转折处尽方；而孙吴大泉的“大”字（图6）则用外扩，显得宽博、古朴，其风格更加近似《禅国山碑》，只是钱币穿孔上下二字受钱币形制的束缚，字形宽扁。《禅国山碑》结体宽博，用笔圆转厚实，继承了周秦篆书遗意，而此碑相传乃是苏建所书。

[21]参考文献：

徐利明：《中国书法风格史》[M]，河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蔡养吾：《中国古钱讲话》[M]，淑馨出版社，1998年版。

关汉亨：《半两钱币图说》[M]，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

刘绍明：《钱币与书法艺术》[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唐革非、刘秀伶：《中国古代货币·文字·书法》[M]，辽宁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

陈元振；《古钱币上的书法》[M]，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版。

许崇，艺术学博士，济宁学院美术学院教师。

[1] （汉）司马迁：《史记》，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卷三十一。

[2] 陈元振：《古钱币上的书法》，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10，第123页。

[3] 唐革非、刘秀伶：《中国古代货币·文字·书法》，辽宁美术出版社，2017.11，第35页。

[4] 关汉亨：《半两钱币图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10，第10页。

[5] 《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前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82年第1期。

[6] （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7] 徐利明：《中国书法风格史》，河南美术出版社，1997.1，第87页。

[8] （清）戴熙：《古泉丛话》，清同治滂喜斋刻本，卷一。

[9] 唐革非、刘秀伶：《中国古代货币·文字·书法》，辽宁美术出版社，2017.11，第45页。

[10] 《五十六种书》载（唐）韦续：《墨藪》，清十万卷楼丛书本。

[11] （唐）张怀瓘：《书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中。

[12] （汉）班固：《汉书》，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卷二十四下。

[13] 徐利明：《中国书法风格史》，河南美术出版社，1997.11，第97页。

[14] 叶德辉：《古泉杂咏》，光绪长沙叶氏郋园刊本，卷二。

[15] 蔡养吾：《中国古钱讲话》，新光邮钞杂志社，1973，第156页。

[16] 陈元振；《古钱币上的书法》，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10，第125页。

[17] 《孙吴大泉与皇象书法》，载刘绍明：《钱币与书法艺术》，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8，第3页。

[18] 笔者按：（晋）陈寿：《三国志·吴书·张昭传》有言：“张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学，善隶书……孙策创业，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策临亡，以弟权托昭，昭率群僚立而辅之。”百纳本景宋绍熙刊本，卷五十二，吴书七。

[19] （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宋刻本，法帖刊误卷上。

[20] 笔者按：（清）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二，书家传一。

[21] （明）杨慎《谭苑醍醐》有言：“《禅国山碑》，天玺元年立，东观令史立信中郎将苏建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