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学院美术学院
摘要:
“钱文”即钱币上的铭文,是中国古代钱币上最重要的标志和特征。钱文的形成经过
书、刻、铸等多种工艺流程,与钟鼎铭文、玺印、镜铭、瓦当等书法样式有着异曲同工之
妙。“钱文书手”即钱币铭文的书写者,多散落在历代史书、泉谱中,涉及到李斯、曹喜、
皇象、诸葛亮、蔡襄、富弼、苏东坡、米芾、戴熙等书法名家。笔者在仔细阅读泉谱和钱
币学论著的基础上,发现有些钱文的书手问题有待商榷,本文将对半两钱、王莽悬针篆钱币、孙吴大泉三种钱文的书手问题进行辨析。
关键词:半两钱 悬针篆钱币 孙吴大泉 钱文 书手
一、半两钱非李斯书辨
先秦时期的币制十分混乱,不利于统一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社会管理,因此,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下令统一货币。《史记·平准书》载:“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1]从中可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六国的刀、布、圜钱等铸币,法定全国通行的货币只有两种,一为黄金,一为半两钱。
对于半两钱的书手,陈元振在《古钱币上的书法》一书中言半两钱文为丞相李斯所书。[2]唐革非、刘秀伶在《中国古代货币·文字·书法》一书中也说:“秦始皇统一货币,铸造‘半两’货币,使用小篆字体,由秦国丞相李斯书写。货币文字结体凝重,端庄飘逸,骨气丰匀,方圆绝妙,气韵高古,是典型的玉箸篆书体。”[3]此说最早始于何处,尚需进一步探究。但笔者认为此说证据不足,有待商榷。
关于半两钱的书手问题,笔者认为并非丞相李斯所书。理由如下:
第一,半两钱并不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才开始铸造的,战国时期秦国就已开始铸行半两钱了。至于秦国何时开始铸行秦半两钱的,文献中没有记载,目前钱币学界仍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在战国早期与战国中期之交,最晚不晚于秦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之时,秦国已开始铸行圆形方孔半两钱,亦有学者认为,早在西周秦嬴离方时代(公元前877年)及秦嬴宴时期(公元前869年),已铸造发行十二铢半两币。”[4]1980年,在四川省青山县郝家坪50号战国墓中,7枚半两钱和《青川木牍》同时出土,考古学家将50号墓的下葬时间断为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5]据《史记·李斯列传》载:“故斯将西说秦王矣,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6]秦庄襄王卒于公元前247年,李斯入秦大约在此时左右,比50号墓下葬的时间晚了60年左右,所以李斯并没有书写50号战国墓中半两钱的可能。观50号战国墓葬中出土的半两钱(图1),其钱文书法风格与秦始皇统一货币后的半两(图2)钱文书法风格十分相似。文字方正,转折处方折,属于典型的方折小篆书体。
第二,秦半两钱的钱文书法风格并没有定式,枚枚不同,目前遗留下来的半两钱,至今没有发现制作整齐、文字规矩的。半两钱文有笔画粗壮者,有线条纤细者;有结构宽扁者,有体势偏长者;有笔画平直者,亦有倾斜欹侧者。版别很多,不可胜数。试想若是有人专门题写钱文,不可能有如此多的版别,如宋徽宗题写的“大观通宝”,虽说钱与钱之间会有稍许差异,但是一目了然便知是宋徽宗的瘦金书。
第三,李斯的书法风格严谨端庄,用笔圆转,线条圆健,粗细一致,结体修长,对称均等。而半两钱文的书法风格随意所适,笔画方折,与李斯的代表作《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的书法风格相去甚远,而与权量器上的诏铭书法风格相似,自由洒脱,充满天趣。徐利明先生在《中国书法风格史》中言:“作为民间广泛使用的权量器上所刻诏铭书法,出自中下层一般善书善刻者之手,他们有一定的书法素养,但因平日应付生活实用,并不着意讲究,因此在诏铭上的表现则是随手刻来,不计工拙。”[7]半两钱和权量器皆在民间广泛使用,半两钱需求量更甚,所以笔者认为半两钱的书手与权量器上的诏名书手应该相似,为中下层善书善刻的铸币工匠所为。
二、王莽悬针篆钱文非曹喜书辨
西汉末年,王莽当政时对币制进行了四次改革。第一次是居摄二年(公元7年),铸有三种大钱,包括一种圆钱和二种刀钱,圆钱为“大泉五十”,每枚当五铢钱五十枚;刀钱为栔刀和错刀,栔刀钱文是“栔刀五百”,每枚当五铢钱五百枚,错刀钱文是“一刀平五千”,其中“一刀”二字用黄金镶嵌,所以又称“金错刀”,每枚当五铢钱五千枚,这是我国唯一用错金工艺制成的钱币。第二次是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废止刀钱,铸“小泉直一”钱,与大泉五十并行,五十枚当“大泉五十”一枚。第三次是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这也是王莽币制改革中最奇特的一次,包括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指金、银、铜、龟、贝五种币材,六名二十八品指货泉六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龟宝四品,银货二品以及黄金。第四次是天凤元年(公元14年),废止大小泉,改用“货布”“货泉”两种。不久新朝便灭亡了。
王莽的币制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但王莽所铸的钱币铸造精美,工艺考究,文字俊秀,为历代收藏家所珍视。清戴熙在《古泉从话》中赞曰:“王莽为古今第一铸钱手,人皆有一绝,莽为钱绝,如一刀、栔刀者,直是铸钱时已有使后人珍祕之意。”[8]王莽铸币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当属悬针篆钱币,悬针篆多见于布泉、货币(图3)、大布黄千等钱币上,钱文细劲挺拔,结体舒展,字形修长,竖画收笔出锋,如针倒悬。
关于王莽货币的书手,唐革非和刘秀伶在《中国古代货币·文字·书法》一书中推测可能是曹喜所书。[9]因据传悬针之书出于曹喜,唐韦续在《五十六种书》中称:“垂露篆者,汉章帝时曹喜作也。悬针篆者,亦曹喜所作。有似针锋而名,用题《五经》篇目。”[10]曹喜生卒年不详,据唐张怀瓘《书断》载:“曹喜,字仲则,扶风平陵人,明帝建初中为秘书郎。”[11]建初是公元76年至公元84年,“建初中”则是公元80年左右,王莽铸悬针篆钱币是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比曹喜担任秘书郎时早了大约70年,所以王莽悬针篆钱币并非曹喜所书。
相反,言悬针篆出于曹喜也并不准确,战国时期就有采用悬针之法的钱文。王莽悬针篆钱币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楚布,钱文正面有“旆钱当釿”(图4)四字,背面有“十货”二字,钱文上密下疏,结体修长,竖笔出锋如针,其钱币形制和钱文风格与王莽“货布”“大布黄千”十分相似。王莽在位时事事法古,“必欲依古得经文,”[12]我想其铸币“货布”和“大布黄千”应是模仿楚布而来。
王莽悬针篆钱币字形狭长,文字俊秀,纤细秀美,刚柔相济,可以说是中国货币史上的最佳品。王莽悬针篆钱文书法风格与同时期的新莽铜嘉量铭文相似。新莽嘉量的铭文是直接凿刻在器皿上,与秦量权铭文一脉相承。秦量权的铭文为中下层善书善刻的工匠所为,随意洒脱,而新莽嘉量铭文整饬严谨,平直挺劲,上紧下松,纵向的笔画夸张的拉长,极具装饰性。王莽篡政后,改国号为“新”,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命人根据大学者刘歆的考订铸造了“嘉量”,用于统一度量衡。新莽嘉量器表上的铭文详细记述了铸器的缘由,徐利明先生在《中国书法风格史》中认为这种“平直挺劲、结体修长、上紧下松的篆书,是新莽政权的官府正统书体,但未及充分地发挥其功能,即随着王莽的倒台而失用了。”[13]
三、孙吴大泉非皇象书辨
公元200年孙策遇刺身亡,孙权执掌江东,依靠江南大族,兴修水利,实行屯田,在江南建立政权。史书记载孙吴政权铸有两种大钱,一曰“大泉五百”,一曰“大泉当千”,另有“大泉二千”、“大泉五千”两种钱,只有少数出土,而不见于史书记载,其文字、铜质与“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钱同,应也是孙权所铸。
关于孙吴大泉的书手,钱币学家叶德辉在《古泉百咏》中咏孙吴大泉曰:“江表称雄国帑储,当千泉铸赤乌初。国山天发碑犹在,四字应推皇象书。”[14]叶德辉先生推断孙吴大泉的书手为皇象,后来这一观点被钱币学界广泛引用,蔡养吾先生在《中国古钱讲话》中言:“大泉五百,乃方士介象手笔……与该碑(天发神谶碑碑)字体同,朴厚端严,气势雄伟,为钱文少有佳构,可惜铸造技术不精,轮廓文字,凹凸欠整,看起来十分粗俗,辜负了介君一笔好字。”[15]陈元振在《古钱币上的书法》也说“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钱文为三国吴皇象书写。[16]刘绍明先生在《孙吴大泉与皇象书法》一文中就此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皇象书《天发神谶碑》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言孙吴大泉为皇象书更是臆测了。[17]
笔者认同刘绍明先生的观点,言孙吴大泉为皇象书确实证据不足。皇象,生卒年不详,广陵江都(今扬州)人,三国吴书法家,善篆、隶、草书。“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分别铸于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和嘉禾七年(公元238年),推测孙吴大泉为皇象书确实有可能。但孙吴善书者甚多,有张昭、张纮、苏建、鹤邵、张弘、朱育、沈友等。其中张昭很被孙策和孙权所倚重,《三国志·吴书·张昭传》称其善隶书[18],那么为何不推测孙吴大泉为张昭书写的呢?
《天发神谶碑》于天玺元年(公元276年)吴帝孙皓亡国前四年所立。此碑书法篆隶相杂,打破了传统小篆圆转的用笔,用隶书的笔法写篆书,起笔处切笔成方形,转折处亦多采用方折,棱角分明,纵向的笔画收笔出锋如悬针,笔力雄强,斩钉截铁,气势磅礴。此碑的书手一直是谜,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中言:“(皇象)书人间殊少,惟建业有吴时《天发神谶碑》,若篆若隶,字势雄伟,相传乃象书也。”[19]明代周晖在《金陵琐事》中又将其定为苏建书,[20]至今没有定论,所以根据孙吴大泉钱文书体与《天发神谶碑》风格相同来推测其书手为皇象确实不足以让人信服。
就书法风格而言,孙吴大泉和《天发神谶碑》,两者字体皆篆隶相杂,但较之《天发神谶碑》的雄强,孙吴大泉显得更加质朴。取“大”字作比较,《天发神谶碑》的“大”字(图5)左右两边的竖笔内擫,转折处尽方;而孙吴大泉的“大”字(图6)则用外扩,显得宽博、古朴,其风格更加近似《禅国山碑》,只是钱币穿孔上下二字受钱币形制的束缚,字形宽扁。《禅国山碑》结体宽博,用笔圆转厚实,继承了周秦篆书遗意,而此碑相传乃是苏建所书。
[21]参考文献:
徐利明:《中国书法风格史》[M],河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蔡养吾:《中国古钱讲话》[M],淑馨出版社,1998年版。
关汉亨:《半两钱币图说》[M],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
刘绍明:《钱币与书法艺术》[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唐革非、刘秀伶:《中国古代货币·文字·书法》[M],辽宁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
陈元振;《古钱币上的书法》[M],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版。
许崇,艺术学博士,济宁学院美术学院教师。
[1] (汉)司马迁:《史记》,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卷三十一。
[2] 陈元振:《古钱币上的书法》,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10,第123页。
[3] 唐革非、刘秀伶:《中国古代货币·文字·书法》,辽宁美术出版社,2017.11,第35页。
[4] 关汉亨:《半两钱币图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10,第10页。
[5] 《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前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82年第1期。
[6] (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7] 徐利明:《中国书法风格史》,河南美术出版社,1997.1,第87页。
[8] (清)戴熙:《古泉丛话》,清同治滂喜斋刻本,卷一。
[9] 唐革非、刘秀伶:《中国古代货币·文字·书法》,辽宁美术出版社,2017.11,第45页。
[10] 《五十六种书》载(唐)韦续:《墨藪》,清十万卷楼丛书本。
[11] (唐)张怀瓘:《书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中。
[12] (汉)班固:《汉书》,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卷二十四下。
[13] 徐利明:《中国书法风格史》,河南美术出版社,1997.11,第97页。
[14] 叶德辉:《古泉杂咏》,光绪长沙叶氏郋园刊本,卷二。
[15] 蔡养吾:《中国古钱讲话》,新光邮钞杂志社,1973,第156页。
[16] 陈元振;《古钱币上的书法》,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10,第125页。
[17] 《孙吴大泉与皇象书法》,载刘绍明:《钱币与书法艺术》,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8,第3页。
[18] 笔者按:(晋)陈寿:《三国志·吴书·张昭传》有言:“张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学,善隶书……孙策创业,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策临亡,以弟权托昭,昭率群僚立而辅之。”百纳本景宋绍熙刊本,卷五十二,吴书七。
[19] (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宋刻本,法帖刊误卷上。
[20] 笔者按:(清)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二,书家传一。
[21] (明)杨慎《谭苑醍醐》有言:“《禅国山碑》,天玺元年立,东观令史立信中郎将苏建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