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略论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夏喜安

湖北省监利市实验高中

匆匆翻过《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学生时代课堂上“见过一面”的蔡元培先生便以他独立思索、勇于革新的鲜明个性和深刻的忧患意识显现在我面前。也许正是因为具有了这些优良品格，蔡先生的思想及其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才得以在今天仍闪烁着不熄的光辉，令今天的我们肃然起敬。

首先，我认为蔡先生的一切思想、实践活动都源于他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不为外来事物所左右，勇于改革一切他认为不合理的事物，而这一魄力与他忧国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早在1911年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时，从民主自由的思想出发，蔡先生修正清朝“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提出实行“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教育、美育”，以便教育与共和政体相符。这一主张被国民政府采纳，列为“五育”的教育方针。同时，在教育部原有的普通教育、专门教育两司的基础上，蔡先生又增设了社会教育司，以实行成人教育、补习教育。这一措施与当时平民教育思潮是相呼应的。从后面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蔡先生做出这些努力并非为自身沽名钓誉，而是完全出自他本人对社会现状不满意，想使社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变得更好。

蔡先生的革新精神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北大的改造中。1916年底，蔡先生从法国回来后，友人多劝他不必就职，说“北大太腐败了，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身名有损”。而蔡先生坚持听取多数人的观点，认为“既然知道它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之后便有了我们熟知的轰轰烈烈的北大改造活动：整顿校风，改变学生思想观念；整顿教师队伍，吸纳一大批学界精英任教；改革管理体制，实行教授治校；改变教学体制，确立“学为基本，术为枝干”的指导思想，短短几年时间，一所几近死寂，屡换校长而不成的大学在蔡先生一往无前的精神影响下开始跻身世界著名学府之列。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转轨，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摇篮”，都与蔡先生在北大的教改直接相关。

在力求改变不合理事物、现象的过程中，蔡先生始终坚持一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因，而他的许多教改思想具有了较强的科学性。如提倡教育事业的综合化，将中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打成一片，通盘计划教员的任员与训练，以学校为中心归纳一切特殊教育事业；针对教育脱离实际的状况主张学校社会化；主张中等教育多办职科；要求教师们、学生们从“教而不学”到“既教且学”，从“学而不教”到“既学且教”， 从“不教不学”到“又教又学”； 在大学设各科研究所； 等等。这些思想无不投射出睿智的光芒，对我们现今的教育仍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美育实施方法上，普遍的观点是认为它太偏于理想，甚至染有浓重的幻想色彩。但是，能够提出从胎儿到婴儿、幼儿到小学、中学、大学，直至社会的美育这一纵横交错的教育体系，这本身就需要智慧、胆识和勇气。即使在国泰民安的今天，这种美育也许不能完全实施，但作为一种理想，它仍可以成为人类不断追求的至高境界。从这一意义上说，蔡先生的美育实施方法非但未脱离科学轨道，反而显出他大胆思索，勇于探求的创新精神。

从教育是培养人的本质出发，蔡先生认为，教育是“求远效的”，是“进步的”、自由的，提出教育必须独立于强制、保守、有界的宗教。（并且希望学生“发展个性”“信仰自由”“服役社会”）。这些主张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很难实现，但这无可厚非，因为蔡先生本人是独立于政党、教会的，只能说，他鲜明独立的品格和深邃的眼光使他脱离了旧有思想的窠臼。这于今天也值得我们深思。

如果要论蔡先生实实在在的贡献，我想最突出的还在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他一切思想、实践的先导。

对待欧洲文明及中国传统文化，蔡先生曾以生物的吸收、消化设喻精辟地阐述了自己的态度。“消化者，吸收外界适当之食料而制炼之，使内化为本身之分子，以助其发达。”“吸收者，消化之预备，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且“当吸收之始，即参与消化之作用”。“使皆浑沦而吞之”，则必造成“他日消化不良之弊”而有碍于时代。所以，他主张比较研究，既不守旧，也不盲目主张全盘西化。“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文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所同化”。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无论欧洲文明，还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蔡先生都能择善而从之，并将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思想观点。这突出地体现在蔡先生从“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出发，对中国历代诸子百家的评价中。他认为，墨子的“兼爱”“可质百世而不惑”。荀子“性恶论”“虽为常识所震骇，然其思想之自由，论断之勇敢，不愧为学者”。而老庄“使人人不失其自由”，陆王“其思想之自由……人生观之平等……诚有足多者焉”。而韩非的“君主集权”“自君主以外，无所谓自由”，其学说“虽有可取，而其根本主义，则直不容于伦理界也。”可见蔡先生是以多么宽容的态度冷静而敏锐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而不是象当时由于急于振救而转向全面否定封建传统文化的人那样走向另一个极端。（当然革命的精神不能少，尤其是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时。这里仅就文化角度来思考。但是我们为什么又不可以希望当时的先驱们既有革命的激情，同时又能携一颗蔡先生一样的冷静头脑呢？大概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吧。）

正是基于融合中西，择善而从的科学态度，对于新思潮，蔡先生便很自然地给予其“自由”而“兼容并包”了。他“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未达自然淘汰之境，便可让其共存，随其自由发展。此所谓“舍堙法，用导法”，如“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由是，一大批有朝气、有学识、有气魄的年轻人，不论文凭、资历、政治态度地被蔡先生招至北大。于是，陈介石、陈汉章的文史与沈尹默的文史，黄季刚的文学与胡适之的文学，虽各不同，在北大校园却“各行其是”，各不相妨。无疑，这正是蔡先生所期望的“热闹场面”，而更“热闹”的，也是他极力反对的学生的罢课示威游行等活动却也因此引发了。知识分子的荟萃，思想的自由恰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库”， 于“无意中”蕴育了五四运动。形势的进展，运动的发展，实为情理之中，而蔡先生的局限也正在他没有认识到思想与“革命”的不可分。

思想自由不能没有一个自由的环境，一个人创造的小小的“自由”环境在一个动荡的社会是很难维持下去的，要求更大的自由必得先革命，去争取，而正是小小的自由唤醒了对“大”自由的渴求。

但是，我们这样要求于一个历史人物未免太苛刻了。蔡先生有其本人的世界观，并独立地坚守着它。事实上，在他认定的要为之奋斗的领域里，他是有着顽强的反叛精神的。不说他的一系列改革成效，对人才的大胆启用便是很好的一个例证。中国素以老人国著称，凡事须论资排辈，或找门路靠山，或考验政治立场。有小人者，还得计上个人恩怨。而蔡先生均超越了这些，一概以“学诣”视用。据1918年统计，北大全校教授平均年龄降至30多岁。由此足见蔡先生全心全力实践自己理想的气魄与胆识。

正因为抱定“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宗旨，蔡先生全力以赴地投入其中，从不计个人恩怨得失，不图名利，始终保持着正直，谦虚的学者风度。他启用人才，不仅在“用人之长”，而且在“补己之短”。他既是一位明眼的“伯乐”，也是“千里马”们真诚的合作者。如以杨君杏的“精悍而机警”补“宽容而迂缓”，以范君静“注重实践”补己之“偏于理想”。而另一面，对“学问未必好”而“阑珊”的外国教员，却毅然予以辞退，即使有公使朱尔典威胁，也“一笑置之”。蔡先生这种对人才宽宏大量，毫无私心的扶持，而对“不才”毫不吝惜的辞退反映了他为学术而努力的大无畏气概，令人为之敬仰。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背后，纵观蔡先生一生，其思想不乏闪光之处，虽也有许多“偏于理想”，但如沈尹默评价的“只有在北大的那几年留下了一点成绩”也是不妥当的。他的理论缺乏较强的系统性，也较少扎实的教育实践，但他对教育的哲学思考却较多，而且也不乏科学性。他的许多思想在今天仍是我们必须去努力实现的。在我看来，他的思想成就也正在他的“偏于理想”，他的实践甚少，也因为他的“偏于理想”。他自始至终保持着自己鲜明独立的人格，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不为外来事物所屈就。洞察世事，却不剔析世事，执著地拘守着自己，保持着自己。他似乎是一个超尘绝俗的人，但却仍立于世俗中为“世俗”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是一个自由的人，始终为自己，为自己的学术的自由而奔走。他之理想就在于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或许今天的理论仍是不能容许这种“无政府主义”，但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们完全是应该为之肃然起敬的。当时爱蔡子民者在对他不再任北大校长的决定不是也最终让步了，说，“且为社会上留一个干净人，使不与政治问题发生关系，亦是好事”。这，就是人格的力量。

蔡元培先生受过正规的儒学教育，后又不断吸收西方文化，从而融合中西形成自己独到的世界观、价值观。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中仍植根着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他将智育、美育等都归结于德的形成，而他自己所作所为也本着“德”的原则。同时，他又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自由”的意识深深渗入每一根神经，那就必然只有偏于“理想”而成为一名道地的知识分子。我们不能仅仅用政治的眼光来评定一个知识分子。而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蔡元培先生不愧为“中国知识界卓越的前驱”，不愧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参考书目：《蔡元培教育论著选》

作者简介：夏喜安，女，1971年12月出生，湖北监利人，本科学历，讲师职称，1994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幼儿学前教育专业，之后从事中等师范教育的教育学、心理学、幼儿园各科教学法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教学工作六年，2000年开始高中英语教学至今，同时从事学校心理咨询室工作，对本县民间读书会、贫弱儿童助学也有涉猎，关注教育的发展趋向，希望用一份力帮助守护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周边教育的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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