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下小学生参与校外培训的优化研究

“双减”政策下小学生参与校外培训的优化研究

王旗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300480

摘　要：近年小学生作业和参与校外培训负担过重、家长越来越焦虑，较大程度影响了学生身心健康和家庭和谐，驶离了教育初心。为改变学生“身心疲惫”、家长“内卷”怪象，2021年我国开展空前力度下的“双减”工作，“减负”成为了教育改革的重点任务。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双减”政策下小学生参与校外培训的现状，创新性地提出了构建家校生态圈、加大政府监管力度、德性内核引领的优化建议，让“双减”政策有效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关键词：“双减”政策；小学生；校外培训；优化建议

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市场经济对教育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教育资源的分配差异在不断凸显，社会经济力量的优势可以获取到更多的教育资源[1]。同时，在“赢在起跑线”观念的驱使下，家长在学生校外培训上的投资愈发增加，这无疑加重了家庭教育的成本，增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导致了教育的失控发展。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下简称“双减”），2021年7月，双减政策出台。为推动“双减”政策的深入落地，不断优化教育生态环境，本文积极探究“双减”落地下的实然现状，并为“双减”政策的深入落地提出优化路径。

一、“双减”政策下天津市小学生参与校外培训的现状及原因剖析

（一）供给侧：校外培训机构数量减少，种类向艺体侧倾斜

“双减”政策下，天津市经过综合施策、持续推动，政策落地五个月，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压减1931家。164家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2]。由此可见，在市政府的大力整顿下，天津市校外培训机构的数量在急剧减少，经过阵痛，一批校外培训机构已初步实现转型。

“双减”政策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蕴藏着几重危机。首先，校外培训机构出现变异复燃态势。在政府的大力整顿下，市场上的校外培训机构数量大幅缩减。校外培训机构转而进入灰色地带，潜规则不断，阳奉阴违，从明处转入暗处，以“高端家政”“住家老师”等变异形态复燃出现，严重干扰了“双减”政策的有效落实和贯彻执行。其次，变异校外培训机构收费大幅提高。变异形式的校外培训收费“水涨船高”，导致家长压力更大，更加剧了家庭经济的紧张。加之其行为小型且隐蔽，也增加了治理的难度。

通过剖析困境，不难发现困境背后主要有校外培训机构思想意识薄弱、功利之心占据主导地位和政府监管、应变力度不够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理念决定思维，思维决定行动。当校外培训机构主体内心充满功利思想时，就会使得教育行为发生异化，甚至不惜在“双减”的重压下顶风作案，踏足政策灰色地带。校外培训机构主体的教育功利化倾向严重背离了教育的本质，使“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的思维方式加速在教育市场泛滥，给教育发展和治理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双减”政策下，政府通过教育治理不断提高教育效能和增加教育公平性。然而，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打开培训教育的“2．0”模式的同时，互联网的未知性也给传统的应急管理模式和监管模式带来了挑战和新的课题。比如校外培训机构的异化，如何巩固“双减”成果和深入落实“双减”政策还存在不少短板和盲区。

（二）需求侧：学生参与校外培训时间减少，转而参加学校课后服务

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的时间和科目的数量在减少，种类主要以艺术类、体智能类培训为主，学科类培训在急剧减少，学生参加课外活动时间相应增多。

学校是教育的主阵地，在学校开设课后服务、落实“双减”政策一片利好情形下，也出现了新的苗头和困境。首先，家长对双减政策的执行力度持观望态度。在减负政策颁布前，多方主体均已知道学业负担超出了学生能承受的合理范围，但也无人敢做“减负”第一人。多方主体尤其是学生家长更加关注“双减”效果和力度，对于此次“双减”是否能够持续下去以及政府“减负”决心存在质疑态度。其次，学校课后服务出现虚化现象。“双减”政策下，绝大多数的小学生积极参加学校开设的学业辅导及兴趣拓展类课后服务，对开设的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充满期待。但由于资源供给不足、学校基础设施硬件不足、师资资源匮乏等问题导致课后服务被虚化，课后服务质量下滑，特色课程缺失。

针对以上问题，重点从家长思想意识不够坚定、学校资源配置尚不合理两个维度进行原因剖析。一方面，传统教育理念在家长心中固化。在“你追我赶”的“赶学游戏”中，家长们从孩子出生那一刻起便开始焦虑，担心子女未来能否获得优质教育资源、能否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在这种功利化的逻辑之下，家长们对子女的教育方法不会快速转变，需要社会和学校的不断引导和帮助，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另一方面，当校外培训机构正在接受彻底整治规范时，“双减”的另一场重头戏——校内教育提质增效、强化教学主阵地作用，也在加速推进。在国家政策的高压下，地方政府“双减”成绩的逼迫下，学校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资力去达到课后服务的标准，但是在“赶鸭子上架”的情势下，部分学校不得不让课后服务质量缩水。

二、“双减”政策深入落地的优化路径

基于当前“双减”政策下的现状，建议以构建家校生态圈、加大政府监管力度、德性内核引领三个维度进行优化，以深化“双减”政策的落地，平衡教育生态环境，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加强理念引导，构建家校生态圈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双减”，绝不是为“减”而减。首先，唯有治本，方能行远。以“双减”为契机，撬动基础教育整体改革，引导各方回归教育立德树人初心。通过宣传、教育改变各方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其次，学校需增强课程综合性、实践性，引导育人方式变革，着力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提高课后服务的多样性和吸引力。并与家长形成合力，构建良性家校教育生态圈，让学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二）完善制度设计，加大政府监管力度

“双减”政策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是一项长期、复杂和系统性的工作。首先，“双减”一年以来天津各区在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包括为全区校外培训机构办理服务开设“绿色通道”，精简审批、部门协同办公；校外培训机构均与银行签订托管协议，全面实施预收费监管，收费全额纳入监管范围。其次，持续做好典型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形成合力。在校外培训治理上，要学典型，赶先进，谋划新思路，抓出新亮点。最后，进一步深化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加大查处力度，可以采取实地调查、暗访、点调抽查、顶格处罚等方式，治理违规培训行为，避免各种方式的隐形变异。

（三）强化价值共识，德性内核引领机构德行

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不单单是学校的教育目标，校外培训机构也需要参与其中，减少功利心，多以传统的劳动教育、孝道教育、培养学生独立人格自主意识作为培养学生的重要德育素养。面对‘双减’，校外培训机构主体不要钻政策的空子，不要继续功利，而是借机反思与总结，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这才是这场大变革真正的意义。约翰·密尔（John Mill）认为，约束功利行为的关键在于“良心”。校外培训机构主体要以德为先，为了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主动自觉学习和培养个人德性，以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

参考文献：

[1]薛海平,师欢欢.起跑线竞争：我国中小学生首次参与课外补习时间分析——支持“双减”政策落实的一项实证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40(02):71-89.DOI:10.16382/j.cnki.1000-5560.2022.02.006.

[2]天津这些校外培训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EB/OL].[2021-12-27]（2022-11-24）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6039519?sdkver=44e1e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