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刑事合规问题研究

企业刑事合规问题研究

陈宏展

执业证号码：14401201610481327

摘要：市场经济下，各行业蓬勃发展，在商业市场内逐渐占据重要份额，必须为其创造健康营商环境，使其能够在良好的法治环境下稳步成长。刑事合规作为预防企业犯罪的重要方式，能够满足司法机关为各企业发展保驾护航的需求。为此，文章对企业刑事合规问题进行分析，以此为基础，提出制度建议，从而为相关法律工作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企业；刑事合规；问题

前言：

刑事合规作为国外提出的治理企业犯罪方式，将其引入我国，能够配合我国营商政策要求，建立法制化环境。特别是企业治理中，通过事前刑事合规规范，可防范企业法律风险，以免出现为增加自身经济效益，指派员工以身涉险的情况，只要企业符合条件，建立刑事合规制度，并通过第三方审查，即有机会免除或减轻处罚，在企业采取一系列完善措施，即可借此降低企业犯罪风险。刑事合规目的是以树立员工、企业合规意识，优化营商环境，减少刑事风险，双重规制企业犯罪，督促企业构建合规计划并执行，确保企业稳健发展。

一、企业刑事合规问题分析

1.单位犯罪归责方式有所不足

我国单位犯罪通常认为犯罪行为需符合三要素，行为需以单位名义、展现单位意志，且为单位牟利。在单位刑事责任确认中，一定程度上将单位员工、单位之间互相捆绑，若果成员实施犯罪，则单位可能会由于员工行为，承担一定刑事责任。可将其简单理解为，转嫁员工责任至单位，进而使得单位存在违背罪责自负的嫌疑。但是，司法实践中，尚未确认单位意志的体现标准，判断单位过错，主要根据相关责任人行为进行判断，难以从单位自身切入，以单位政策、规范、制度认定单位意志，进而出现强加个人意志至单位身上情况，降低了犯罪认定严谨性[1]。并且，此种不承认单位独立行为与意志的认定模式，导致涉案企业即便构建事前合规体系，也无法被司法机关认定其防范风险做出补救措施，无否定犯罪故意，难以获得宽缓的刑事法律处罚，降低单位刑事合规计划执行积极性。我国实行单位犯罪“双罚制”，法院认定单位犯罪，将对单位罚款，处罚相关责任人，缴纳涉案财物，不会追求单位其他责任。当单位行政处罚中，企业违规严重，会处罚其停业整改、吊销执照等，难以保障企业主体资格。处罚严厉程度方面，行政处罚严重性更高，也会出现企业违规处理更严重现象，客观降低了企业违法犯罪成本，使其不会认识到防控风险重要性，自然缺乏刑事合规责任感，不会主动进行建立合规制度。

2.刑事合规无法影响企业涉案量刑

企业发展中，以经济效益为战略目标，通过业务发展利益，合理建构刑事合规，规避损失，予以涉案企业量刑优惠。但是，企业涉案后，如果无法利用刑事合规进行减刑，司法机关不予考虑，企业将丧失刑事合规计划动力。为此，坚持罪责刑、罪刑法定相适应原则，限制犯罪主体，以此免除或是减轻处罚情节，企业刑事合规构建，量刑激励空间有限。当前，尽管我国开启试点模式，却未能将其纳入法定量刑范畴，为构建刑事合规的工作，难以成为涉案后减免责罚依据。在事前规划中，能够预防企业犯罪，事后规划则是督促企业改善自身经营机制，避免再次犯罪，本质均防控发生犯罪行为。司法机关量刑时，主要考察犯罪主体、态度、动机等，通过企业刑事合规，表明其为预防出现犯罪行为进行一定努力，可考虑从轻处罚。刑事合规已经成为量刑参考之一，却由于《刑法》量刑规定针对自然人，很少发生于单位犯罪为中，未能真正纳入法定情节，无法作为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动力，未能形成相应制度体系。

3.刑事合规未成为企业涉案出罪事由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根据相对不起诉制度适用范围限定于轻微犯罪行为内，以免检察机关滥用权力。但是，企业由于自身业务特殊性，经营时可能出现欺诈、洗钱等行为，庞大的金额无法酌定量刑为轻微案件。而企业刑事合规，仅表明可能降低企业再犯，无法让检察机关做出不起诉决定。所以，我国现有刑事法律下，企业建立刑事合规计划后，可作为抗辩理由，无法让检察机关不起诉。国外适用普通法，起诉犯罪企业中，如果提起公诉不符合公共利益，可放弃公诉。企业建立合规计划，不仅需考虑其犯罪严重程度及性质，也要考虑其是否可能再次犯罪，确定起诉这件行为对于消费者、投资者等第三方损害，及对地方经济的影响。而我国检察机关对于企业进行起诉中，更注重案件犯罪的性质、危害后果及相爱难改观证据，即便涉案企业构建合规计划并执行，起诉可能对企业及其成员带来负面影响，也无法决定不起诉，有限的自由裁量权下，检察机关决定无法突破法律规定。

二、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建议

1.分离单位成员与单位责任

在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发展中，域外企业能够以刑事合规减免量刑，实施犯罪行为成员没有此种有待遇。但是，中小型企业占比较大，经营模式特殊，对家人存在较强依附性，特别是家族性企业，导致经营中难以将企业、企业家完全分离。因此，我国刑事合规试点时，部分地区将自然人也纳入其中，对其行为进行考察。以《关于建立涉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的意见》为例，辽宁省采取此种规定。而涉案人员宽缓处罚时，必须根据自然人行为进行量刑处理，将刑事合规执行作为考虑情节，却不能仅依靠合规做出不起诉涉案人员决定。因此，刑事合规改革下，入罪时应当适当分离员工及相关单位，确保员工行为产生危害性，归责单位责任，必须考察是否出现管理漏洞，如果未能刑事合规，代表单位对员工犯罪行为秉持放任态度，即可进行单位归责

[2]。而出罪中，也要做好责任分离工作，以合规作为不起诉责任人考量因素，却不能以此做出决定，需以自然人犯罪行为实施后的出罪条件进行起诉。

2.以刑事合规为减刑标准

刑事合规中，将其作为涉案企业进行无罪抗辩的理由，要求相关机关考察评估企业刑事标准，只有通过合规考察评估方能实施。还要将其作为减轻涉案企业刑罚依据，激励其他企业落实国家政策，构建刑事合规制度，达到预防犯罪效果[3]。

三、结论

刑事合规在西方国家较为成熟，中外司法制度、法律规定由于存在差异，引入刑事合规制度，借鉴域外经验的同时，也要结合我国实际经济发展需求，以法治理念为指引，构建匹配司法体系的刑事合规制度。企业自主治理需与司法机关治理结合，建议通过分离单位成员与单位责任、以刑事合规为减刑标准的方式，推进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发展。

参考文献：

[1]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孙贺增,弭维.企业合规视域下单位犯罪归责理论的困境与重塑[J].中国检察官,2022(10):22-25.

[2]王一冰.论刑事合规的理论基础与本土化建构[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22,35(03):113-124.

[3]李本灿.企业合规程序激励的中国模式[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40(04):149-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