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误杀》中所蕴含的接受美学理论

论电影《误杀》中所蕴含的接受美学理论

余杰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中国电影《误杀》改编自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其一经上映就备受好评，电影所想传达出的思想内涵，以及其自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都是同类型电影当中难能可贵的一部优秀影片，单就电影的艺术价值而言，其无论是从改编方式、视听语言的呈现、镜头语言的多层次暗示、蒙太奇手法的合理运用、音乐的合理化运用、光线恰到好处的呈现等方面都表现出一部优秀犯罪悬疑类型影片应该要达到并超越的方面，给予了观众全新而较高的审美感受。本文主要从接受美学理论的宏观视角出发，并将微观落脚点置于电影《误杀》中存在的“召唤结构”与“期待视野”这两个方面，这两个视角虽然都是接受美学理论家对于文学文本分析时所提出的概念，但对于与文学文本具有相似性的电影艺术的分析而言也同样适用，由接受美学理论中的这两个概念为切入点，从而对电影《误杀》如何成为市场的宠儿，及其思想内涵与艺术价值进行更加全面、详细、深层次的剖析，以期探索出可以值得供其它电影借鉴的创作方式，以及探究电影中所蕴含的巨大的审美价值，从而为了电影市场的不断繁荣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关键词：中国电影《误杀》；接受美学理论；召唤结构；期待视野

中国电影《误杀》改编自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这两部电影讲述的都是“一场善与恶的角逐，一次爱与道德的博弈”，其故事情节主要是：这是一个发生在泰国边陲小镇的故事。电影《误杀》讲述一个父亲李维杰为了保护受欺负的女儿和家人，并利用电影中蒙太奇手法在时间与空间的交错缝隙间掩藏真相，与警方展开了精神上的殊死搏斗较量。[1]最后善良的父亲李维杰为了给小女儿树立榜样，主动投案自首！

一、“召唤结构”的艺术性表达

“召唤结构”是接受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是由德国著名接受美学家伊瑟尔提出，其是指作品中“存在着意义空白和不确定性，各语义单位之间存在着连接的‘空缺’，以及对读者习惯视界的否定会引起心理上的‘空白’”，此种接受美学理论从文学作品过渡到电影艺术也同样适用，这种结构让电影因“空白”“空缺”和“否定”而导致不确定性，从而呈现一种开放性结构，令电影的受众能主动参与进来，进行想象、联想与再创造，从而收获独一无二的审美体验。[2]

从所有的电影类型来着眼，犯罪悬疑类型的电影相当特殊与受欢迎，其独特之处在于始终让观众处于一种极其充满探索欲与求知欲的状态之中，这其中围绕观众的两个重大问题就是：凶手是谁？罪犯运用了何种的犯罪手段？观众围绕着犯罪悬疑片的这两大终极主题随着电影剧情的推进与主人公行动的步伐而进行合理而大胆的推测与联想。但对于电影《误杀》来说，这两个问题压根就不存在，因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于电影中昭然若揭。但是，问题的关键似乎并不在于此，编剧与导演的终极用意也不仅限于此。从缺乏悬疑要素这点来说，电影《误杀》确实不能称得上一部传统意义上优秀的犯罪悬疑类型电影，只能称之为犯罪类型电影，但这正突显出了编剧的强大能力与思想上的奇思妙想，其将电影中一场看似简单的“误杀”行为，上升到了一场“群体性误杀”，这就赋予了这个行为以全新的面貌，使得“单一误杀”变成了“多重误杀”。印度版的《误杀瞒天记》当中男主角的大女儿就是凶手无疑，但中国版的《误杀》却通过编剧的重重铺垫与剧情的反转而使原本清楚的情节变的迷雾重重，波诡云谲，而将这场“简单的误杀”变的不再简单，使之披上了重重迷雾的外衣。我们结合编剧的编剧技巧来看一看影片当中的实际情节，首先，编剧先是通过拳手的事件而让观众知晓了“吞舌窒息”现象容易出现于人被打昏的情况之下，由此可知，出现于影片的后半段的李维杰打开棺材时的情节是编剧向观众暗示了素察的死可能是另有原因的事情，这是本影片当中一个最大的反转之处，观众结合素察在棺材中睁大的双眼，这时才意识到了素察之死可能并不是那么简单，其极有可能是被关进棺材里活活窒息而死的，而非是由于被平平用硬物猛击致死，直到此时观众才反应过来，似乎是知悉了更为确切的原因，但编剧此时才是跟观众开了个大大的玩笑，既然平平不是凶手，那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呢？事情又陷入了一片泥沼之中，似乎有所得，但终究又一无所获。综上所述，观众的期待视野又一次的被否定了，观众此时又开始联想、猜测，父亲李维杰，母亲阿玉，大女儿平平谁才是这场“误杀”犯罪凶案的始作俑者呢？观众对这一切都无从得知了，但幸运的是编剧将这个悬念的答案一直留存于电影中，并赋予了观众更多解读的可能性。除此之外，电影中的结尾更加耐人寻味，导演刻意采用圆形叙事结构的方式与开头李维杰所说的故事相呼应，等到影片结尾时李维杰真的身处监狱了，且与导演开头时所展示的李维杰想象中的场景相一致，而且李维杰曾经说过《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两段话，这让观众不禁开始思考：李维杰是否也会像他所讲述的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选择越狱？这让观众纠结于李维杰最后的选择，导演以开放式结局的形式，将更多解读的机会留给了观众，也更好地完成了电影与观众的良性互动，这样的“召唤结构”给予了观众多角度解读与深刻理解电影当中所想表达的一些更为深刻的主题意旨、思想内涵与艺术价值方面的内容。

二、“期待视野”的重塑与满足

“期待视野”[3]是由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姚斯提出的，具体是指接受者在以往鉴赏中获得并积淀下来的对艺术作品的艺术特色与审美价值的认识理解并且其能够成为欣赏者再次重新对全新的艺术作品进行艺术鉴赏行为时的认识与理解基础。这里所指的艺术作品包含了文学文本与电影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包含的范围相当广泛。本文所提及的艺术作品就是指文学文本与电影，所以本篇文章当中的“期待视野”就是指接受者在进入接受过程之前，即接受者在进入艺术鉴赏行为过程之前根据自身的阅读经验、观影经验和审美趣味、观影趣味、阅读兴趣等，对于文学与电影的接受客体的预先估计与期盼，这相当于再次进行艺术鉴赏活动时的先验经验结构，这种结构在观众观影前就存在于观众的心理之中。

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出发，每一个观众在观看一部电影之前势必会将自己之前的审美经验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或多或少的融入即将观看的电影之中，从而形成对一部全新电影的“审美期待”，而这种“审美期待”即是上文所提及的“期待视野”。观看电影《误杀》的观众的这种“期待视野”的来源是早前上映的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电影《误杀》根据《误杀瞒天记》做了本土化改编，这就导致了每一个观众对于这部电影的大致剧情、主题思想与相关人物及其性格等方面都具有了“期待视野”，这对于编剧、导演以及众多的主创人员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如何打破众多观众在观看此部电影之前就已具备的“期待视野”，如何在满足观众“定向期待”的前提下，留出“创新期待视野”的空间，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幸运的是从影片当中体现出了主创人员将其做了相当成功的解决。这里的解决方式并非对原作的单纯模仿，虽然这也符合观众的“定向期待”，但是这部作品必定会沦为平庸之作，正如接受美学家姚斯在其书中所说的：“如果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到作品与自己的期待视野一致，便会感到作品缺乏新奇与刺激力，索然无味。相反，若作品意味大出意料之外，超出期待视野，便感到振奋，这种新体验便丰富和拓展了新的期待视野。”[4]具体而言，本片打破观众“期待视野”的方式有以下四点：（一）矛盾冲突升级。（二）精妙的细节铺垫与人物性格刻画。（三）蒙太奇剪辑手法的合理化运用。（四）视听艺术创作手法的两善其美。下面结合电影进行详细论述。

（一）矛盾冲突升级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影片《误杀》是如何进行矛盾冲突的升级。影片《误杀》当中对印度版的《误杀》中的小女儿的遭遇进行了一些适当的改变，除此之外，影片《误杀》还对男主人公的身份地位与社会阶层进行了较大改变，印度版的电影当中男主角的阶级设定是印度中产阶级，而中国版的电影当中李维杰只是一个搞网络的社会底层，而印度电影中出现的警察局长的丈夫也在中国电影当中将其身份地位改变为了 “市长候选人”，伴随着人物身份地位与社会阶层相较于原版电影的进一步拉大，使得各阶层间伴随着更加巨大的差异，从而使得电影《误杀》中各阶层中人物的不同的矛盾变的愈加激烈，而李维杰作为低等阶层中的一个代表，其阶级相较于原版电影的降低而使之更具备平民性与叛逆精神，这也为影片之后的剧情中其能够获得更加广泛的来自底层民众的支持与同情，以及为影片后期的底层民众发动暴动的情节的产生埋下了巨大的伏笔，增强了这段情节的合理性，更能够激发起观众更多的出自于底层民众的一份共鸣。

（二）精妙的细节铺垫与人物性格刻画

其次，简要的来谈一谈影片中精妙的细节铺垫与人物性格刻画。在细节的铺垫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方面，电影《误杀》显然做的更为出色。其中，通过李维杰大女儿平平对于果汁的抗拒与对于父亲触碰的抗拒都能够暗示出平平那段不愿提及的黑暗经历；影片中还通过增加了警察局长儿子素察差点儿戳瞎同学眼睛的情节，从侧面中我们可以发现素察这个人物性格当中乖张与乖戾的一面，而影片当中对于其父母渴求通过用钱来摆平一切而息事宁人的做法的描写，更是从较为深刻的层面揭露出了素察父母对其溺爱程度之深与教育方式上的极大程度上的错误，由此而为素察的一系列错误行为以及其悲惨遭遇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与带来了一个值得每一个家长对于孩子教育问题的更加深刻的反思，还使得人物形象变的更加丰满，影片中的情节更加完整，精妙的细节铺垫与人物性格刻画是电影《误杀》较大加分项，这些描写对于打破基于原作的“期待视野”大有裨益。

（三）蒙太奇剪辑手法的合理化运用

除了人物角色变化、各种细节的处理以及案件的发生原因之外，蒙太奇手法的合理运用也是电影《误杀》比较出彩的地方，其突出的价值是给予观众以感官上的观影刺激。电影《误杀》这部影片整体的叙事风格是以中心主旨“误杀”为线索，通过蒙太奇的剪辑方式，让罪犯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里交错行进，借此来与警方展开意志与精神的角逐、较量。结合影片中具体内容来看，例如，电影《误杀》中将素察与阿玉母女的搏斗与李维杰观看拳击比赛的画面通过平行蒙太奇的手法交叉呈现了出来，并且其将同一时间内不同空间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串连、交叉了起来，给人以一种相同的感受但是不同的视觉体验，这种手法运用的很奇特，还很奇妙。当阿玉母女与台上的拳手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当中，前者的画面当中的人物在仓库中紧张、恐惧，而后者的画面当中的人物激烈交战，这两者画面之间相互辉映，彼此交织，魅力无穷。然后素察与拳手同时被击中倒地，前者的倒地意味着电影《误杀》的情节正式拉开帷幕，后者的倒地是为了让李维杰向观众解释拳手因遭受重击而出现了的“吞舌”现象可能造成会造成人的假死现象，此为后边情节的推动埋下了巨大的伏笔。

（四）视听艺术创作手法的两善其美

电影《误杀》的导演在对视听艺术手法的整体把握上“两善其美”，这主要体现在了导演与摄影师对于镜头的运用中，以及音乐的配合与光线的布置，这些都给予了观众以超越原版的享受。首先，结合电影《误杀》中对于与视觉相关的艺术手法的运用上，其具体表现在对于镜头的运用上，镜头作为电影最直接的艺术表达形式，承载着电影的起承转合。[5]影片中独特的镜头运用突出表现在俯拍与仰拍的镜头，这些镜头的运用同样可以表现出一种不仅是对于影片中人物，更是对于剧外观众的无形压迫感。例如，当拉韫在审问安安时其镜头视角由彼此平视而到安安对于仰视，最终过渡到了安安被拉韫的影子所笼罩时的俯视，这些镜头的组接变化与光线的明暗配合使得观众身临其境的体会到了安安及主人公一家在接受警察盘问时所面临的巨大心理压力。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俯拍与仰拍镜头，电影《误杀》中还多次运用了慢镜头与特写镜头，以及其相结合的使用方式上，在影片当中具体表现为警察局长拉韫第一次出场时，导演首先让观众看到的是其眼部的特写镜头，之后其在昏暗的灯光下审问时的强势口吻，无不体现了一个女警察局长的坚毅性格与坚强的个性；而在影片的高潮戏份当中，雨天挖尸体的那一段画面中，慢镜头的运用使得观众的紧张感被无线的拉长了，激昂的音乐、慢放镜头下的雨滴伴随着愤怒的人群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就当最终的结果是棺材里被挖出的是羊而不是素察时，一个个对着众人面部表情的特写镜头以及对于羊的尸体的特写镜头时，其让我们看到了众人所表现出来的情绪与心理上的双重差异，同时也表达出了运用众多的言语也难以表达出的复杂情绪。其实影片中的每一个镜头都是涵盖了一定人物、空间、时间的时空交织的结构体，绝大多数电影镜头的转换、切换、表达与运用都是以人为核心，而且镜头语言的每一次对时空的忠实记录与超越视觉、听觉等各感官的深刻表达都是为了观众对于电影中人物的不同身心发展阶段表现出的不同特质进行全面、详细、具体的关照。其次，再来谈谈电影《误杀》中对于与听觉相关的艺术手法的运用上，其具体表现在由于之前观众“期待视野”的出现，观众对于此部电影的叙事内容与叙事主题已经进行了整体上的关照，如果想极大程度上的打破观众的“期待视野”那就需要在与画面表达同等重要的声音叙事效果方面多下一些功夫了，当今时代的电影艺术发展特别注重将电影的声音叙事效果作为审美空间的一个及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影片《误杀》当中对其进行了极大程度上的运用，以求打破观众固有的“期待视野”，具体到电影当中，当电影《误杀》正片开头的欢快、热情、激昂的泰国本土歌曲随着电影剧情的推进而逐步转换成为了为适应案情的发展而适配了给人以压迫感、紧张感、窒息感的音效，电影中响起的插曲《we all lie》是在剧情发展到了后半段时李维杰在自首之前与妻子阿玉进行对话之时，歌曲内容暗示了剧情发展的走向以及人性不堪诉说的反面，其思想内涵引人深思，其配乐类似于《天空之城》的音乐特性也会使观众产生瞬间强烈的共鸣，就电影内容与音乐内容的双重表达来看，不禁让人想起了影片中小女儿安安为了获得奖励而涂改考卷，李维杰此时也开始了对自己的教育进行了反思，反观自己的欺骗行为，即使最终以自首而赎罪，但欺骗只能是欺骗，谎言也只能是谎言，而自己的行为对于女儿的影响已经客观的影响到了女儿健康的成长，这种反思对于现实中之人何尝不应该呢！简而言之，电影《误杀》中音乐的使用确实独具新意，这无疑强有力的实现了对观众情绪的引导与电影深层次思想内涵与情感的艺术化表达，这都给了观众极大的惊喜，而且这对于打破观众固有的“期待视野”同样大有裨益，值得其它电影效仿，以此来不断推进电影艺术的较为良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静,程澜.电影《误杀》的美学探析[J].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2020(12):281-283.

[2]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3]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4]（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M].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5]罗紫文.电影《误杀》的视听语言特征浅析[J].声屏世界,2020(12):44-45.

作者简介：

余杰（1997.3—），男，汉族，籍贯：江苏宿迁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21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戏剧与影视学，研究方向：戏剧与影视学。

基金资助：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二十五史戏曲史料整理与研究”（2022XKT1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