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日报·妇女评论》与中共早期妇女解放话语体系的建构

《民国日报·妇女评论》与中共早期妇女解放话语体系的建构

卢红军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义乌 322000）

摘要：《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是一份发行于建党初期的妇女类刊物，主张被压迫妇女只有和无产阶级携起手来，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经济、社会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妇女解放。针对《妇女评论》的研究，受主要编辑人物历史命运和既有叙事方式影响，长期处于视野边缘，一般将其视为普通妇女类刊物和《妇女周报》的前身背景来介绍。本文认为，以中共早期党员为主要编辑力量的《妇女评论》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指引下，通过解剖妇女受压迫根源、重构妇女解放目标、探索妇女运动途径和主要力量，为中共妇女解放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准备、精神滋养以及群众基础。

关键词：妇女评论 建党初期 妇女解放 中共话语体系

基 金：

浙江省妇女研究课题“建党初期浙籍先进分子群体妇女解放思想研究——以《妇女评论》为中心”（202204）阶段性成果。

《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以下简称《妇女评论》）是一份建党初期以反对旧思想、旧制度，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为主旨，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妇女类刊物。在既有学术成果中，学界较多从三个维度对《妇女评论》开展研究，一是作为五四时期和建党初期传播妇女解放思想的一般刊物，介绍其通过消灭私有制达到妇女解放的主张；二是将《妇女评论》作为中共创办的第一个妇女刊物《妇女声》和中共早期宣传妇女解放的重要舆论阵地《妇女周报》的背景开展研究。三是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中，将《妇女评论》文献作为研究历史人物妇女解放思想的历史材料，特别是对早期中共党员的历史研究。对于《妇女评论》本体以及与建党初期中共妇女解放话语体系建构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有所欠缺，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特征。本文认为，《妇女评论》发行于近代中国思想从侧重个人的解放“维多利亚”时代向侧重阶级解放的“集团主义”时代的转型时期，其大力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立场、观点、方法，以及培养的一批早期妇女运动领袖和骨干，对建党初期中共妇女解放话语体系的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妇女评论》：一份被低估的妇女类解放刊物

（一）《妇女评论》简介

《妇女评论》创刊于1921年8月3日的上海，由中共早期党员陈望道、李汉俊、李达等主持筹建，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沈玄庐等早期中共党员为骨干的妇女评论社负责编辑，以《民国日报》副刊的形式出版，每周一期，除1922年1月25日、1923年2月14日、5月2日三期因故未能发行外，两年间出版104期，另加1922年“新年增刊”和1923年“五一增刊”，共106期，共发文740篇。1923年8月15日，妇女评论社与中国妇女问题研究会将《妇女评论》与“可爱的妹妹”《现代妇女》合刊为《妇女周报》，《妇女评论》终刊。

《妇女评论》一开始便将妇女解放与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私有制联系起来，主张妇女应和无产阶级携手推翻现有经济、社会制度，以实现真正妇女解放。《妇女评论》发行量稳居同期其它妇女类杂志前列，对《妇女声》、《妇女杂志》的创办产生了深刻影响，为中共“二大”上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和中共“三大”后《妇女周报》的创刊发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号召和动员了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投身妇女解放运动，锻炼了向警予、王会悟、杨之华等一批中共早期妇女运动领袖，促使妇女解放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深度融合。

（二）《妇女评论》创刊背景

新文化运动以来，由于中国妇女在封建宗法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的重重压迫，妇女解放迅速成为启蒙和革命的焦点。一方面，《新青年》、“四大评论”、“四大副刊”等各类进步刊物迅速掀起了妇女解放的启蒙思潮，如陈独秀主张女青年“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胡适“超于良妻贤母”的“自立的观念”，再到五四运动之后迅速掀起的“教育平权”、“女子参政”、“婚姻自由”等观点，妇女独立、妇女解放等声音不停冲击着封建礼教压迫妇女的牢笼；但另一方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使得妇女解放的实践运动却陷入了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困境，以至于中国妇女运动先驱发出了 “妇女解放的种种活动，都是浮面的、无系统的、无秩序的；进而言之，竟可说是无方法、不彻底、无目的”[1]的感叹。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开始跳出女权运动的范畴，而从整个经济社会革命的层面来考虑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途径。

随着妇女运动“娜拉困境”的显现和“五四”运动激情的消退，“五四”初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妇女类刊物逐渐停刊或终刊，建党前后传播妇女解放思想的 “言论界消沉极了，反动派趁虚显出势力，所谓妇女问题者，几乎有重复回到五四以前一味蛮横不成问题的现象”[2]。以至于“在现在的中国讲‘妇女问题’，还有‘旷野呼声’之憾”[3]。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亟需一种全新理论武装、跳出西方女权思想桎梏、代表最广大劳动妇女群众利益的妇女类刊物。《妇女评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创刊的。

（三）《妇女评论》栏目设置

《妇女评论》在创刊时设置了 “言论”、“翻译”、“讨论”、“文艺”、“通信”、“随感录”、“书报介绍”、“杂载”等八个栏目。在实际发行中， “言论”和“随感录”两个栏目思想性最强，多以评论性和学术性的文章为主，内容上涉及妇女解放的诸多热点问题；“译论”和“翻译”两个栏目主要刊登翻译类作品，以介绍西方女权思想和苏俄妇女现状为主，关注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诗歌”、“小说”等栏目则主要刊登反映女性故事的文学作品，一方面揭露封建礼教压迫下妇女的悲惨境遇，另一方面宣传现代妇女生活；“通信”一栏则刊登读者来信，强调不同观点之间的辩论和思想之间的碰撞，对狭隘的资产阶级女权思想等展开批判；“书报介绍”因与“译论”和“翻译”栏目内容重合度较高，只是在初期零星出现。

与此同时，《妇女评论》针对妇女解放的焦点问题，专门开辟了“妇女经济独立问题讨论号”、“男女社交问题讨论号”、“女子地位讨论号”、“生育节制问题号”、“自由离婚号”、“韩端慈女士追悼号”等专栏，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指导现实妇女问题的解决。

（四）《妇女评论》作者群分析

《妇女评论》的作者群以妇女评论社成员为主。自28期公布成员名单，经29、52、58、63、67期新增，妇女评论社成员共有42名，其中主要作者发文情况如下：

中共早期领袖李大钊发表了《现代的女权运动》一文，中共早期党员李汉俊、沈玄庐也是妇女评论社成员并多次发表文章，其中李汉俊发表了4篇，沈玄庐发表了5篇，主要集中在《妇女评论》早期。进步青年叶天底、丰子恺等在后期加入妇女评论社，并多次发文，其中叶天底6篇，丰子恺4篇。随着中共早期妇女运动领军人物向警予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妇女评论》给予了及时关注，并于第101期上选录刊登了向警予发表在《前锋》月刊上的《中国最近妇女运动》一文。

为了更好开展编辑发行工作，妇女评论社举行了编辑部主任选举工作，并在第32期公布了编辑主任选举结果，其中陈望道12票，沈雁冰5票，邵力子1票，陈望道以绝对多数当选编辑部主任。

《妇女评论》作者群呈现出三个明显特征：一是中共早期党员构成妇女评论社的核心和骨干力量，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14名成员中，有7名是妇女评论社成员，而且自始至终把握着刊物的方向。从这个角度而言，《妇女评论》一成立并处于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之下；二是浙江地域色彩非常明显，浙籍先进分子是妇女评论社的主要成员，42名社员中浙江籍的有22名，占半数以上，发文10篇以上有名可考的9名主要作者中，浙籍先进分子占了7人。而且，在编辑部主任选举中，获推举的三人皆为浙籍。三是中共早期妇女运动女性领导人杨之华、王会悟等都是妇女评论社的主要成员之一，同时也是《妇女评论》的积极投稿者。从这个角度而言，《妇女评论》是中共早期妇女运动领袖的摇篮。

二、《妇女评论》的主旨思想

《妇女评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为指引，对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妇女解放的目标、妇女运动的途径以及妇女运动的主要力量进行了全面、客观、实事求是地解构建构，在批判封建礼教和资产阶级女权思想的过程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推动妇女运动的发展。

（一）妇女受压迫根源的解剖：从“性别压迫”到“经济压迫”

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追溯，是妇女解放的基础问题，只有明白造成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才能找到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虽然早期妇女运动先驱在五四运动之后就关注到私有制是造成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如向警予在1920年5月就提出：“经济独立为女子解放的唯一条件……首先宜注意的就是财产私有制应当存在不应当存在？”[4]沈玄庐也曾指出：“妇女问题，原来比劳动问题复杂得多。我们眼前要解决得，是压迫在劳动与妇女上面得阶级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制度，这是劳动与妇女应该起来解决的共同点。”[5]但在广大妇女，甚至是相当一部分女性知识分子当中，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三从主义”使得男权压迫是妇女受压迫根源的观点仍然相当盛行，认为性别压迫是造成妇女受压迫的主要社会根源。在《妇女评论》早期女性作者发表的文章中时常流露出这种狭隘的女权观点，如佩蘅女士和芷汀女士在谈话类文章《狭的笼》中呼吁“男子是有时能误解我们的，有时能玩弄我们的，也有时能虐待我们的，所以我们自己能力不够，也绝不求男子来解放我们”

[6]。汉英女士在“有形娼妓”与“无形娼妓”之争中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归结为“不肖男子”，认为“女子贫底原因是现在社会底万恶经济制度缘故，这种恶制度，是谁造成的？恐怕又全是一帮不肖男子造成的啊！害的我们女子来受苦！”[7]署名国华的读者在来信中也提到：“我们女子早痛心疾首，要推倒那一帮压迫我们女子的男子了”[8]。这些观点和言论反映了部分女性知识分子在面对现实生活中遭受“男权压迫”之后的原因归咎，正如早期英国工人以破坏机器为手段反对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尚处于“自在阶级”阶段，无法从本质上认清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及找到正确的妇女解放之路。

《妇女评论》从一开始，并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野下解剖妇女压迫的根源。一方面，从宏观历史的角度阐述了私有制的产生致使妇女受压迫的历史过程。指出“人类历史的初期，曾有一时，女子是自食其力的，那就是有劳动权，有生存权” [9]只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经济的全权操在父家长之手，女子在经济上开始降到隶属的地位了……于是就有许多圣人贤人出来赞扬这种男性中心的社会，更造出许多男尊女卑的礼教文物来。男子完全成为治者阶级，女子完全成为被治阶级，女子除了做男子的玩物和奴隶外，几乎失了存在底意义”[10]将妇女受压迫产生的过程以非常浅显的语言展现在广大妇女面前；另一方面，开宗明义地明确将将妇女问题总归结为“胃的问题”，“食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妇女评论》的主要作者在分析经济独立、社交公开、婚姻自由等具体妇女问题时，都指出了私有制是造成所有妇女问题的根源。如在“妇女经济独立问题讨论号中，一阵见血地指出：“妇女真要经济独立须改革经济”[11]，在男女社交问题讨论号中提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是使一切女子都能得到经济独立，与一切男子占到平等地位，使一切男女都能得到互相交际机会。但女子要得到经济独立，非先打破私有制度不可。”[12]并认为在所有制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妇女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只有“劳动问题根本解决了，女子才有受教育的机会，有婚姻自由，有参与政治的机会了”[13]这些论述系统完整阐述了妇女受压迫产生的根本原因，有力推动了中国广大妇女群众从“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转变。

（二）妇女解放目标的重构：从“男女平权”到“阶级解放”

男权压迫是几千年封建礼教压迫统治的集中表现形式。新文化运动以来，因反对封建礼教需要和西方女权思想影响， “男女平权”被视为妇女运动的主要目标。妇女解放先驱也曾认为“世界女子过去一大部分的历史，是被男子征服的历史。在这时期道德上风俗上习惯上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一切种种，凡是女子所处的地位，无一不在男子的下层。男子好像天神，是主人，女子好比是奴隶、囚犯。好象这世界是男子独占的世界，不是男女共有的世界。女子地位的悲惨，真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了！”[14]这一时期，妇女运动先驱感性的把解决妇女问题看成推翻男权压迫的问题。

陈望道是较早运用阶级分析法分析妇女运动的代表人物，将妇女运动分为第三阶级女人运动和第四阶级女人运动。认为第三阶级女人运动的目标是“恢复‘因为伊是女人’因而失掉的种种自由和特权”，而第四阶级女人运动的目标是“消除‘因为伊是穷人’因而吃受的种种不公平和不合理。”[15]并进一步指出，第三阶级女人运动是女人对男人的运动，第四阶级女人运动是劳动者对资本家的经济运动。这是中国妇女运动先驱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指引下，突破西方女权思想框架，建构中共妇女解放话语体系的开始。

《妇女评论》创刊后，在“第三阶级女人运动”和“第四阶级女人运动的”妇女解放学说基础上，在妇女经济独立、妇女社会地位等具体问题上与各类资产阶级女权观点展开了广泛辩论。一方面，《妇女评论》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觉得仅仅叫现在的女性做成和现在的男性一样的人不是讨论妇女问题的根本办法。”因此“我们不承认那些把女性提到和男人一样的地位的谬论；我们不谈荒谬可笑的什么“男女平权；我们是主张解放了历来施于女性的种种束缚，让女性自由发展出伊们底能力来。”从而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求女子解放的精神是因为女子是人，只要人类里面有一部分人处在不平等地位，无论男女，我们都应该要求解放。”[16]提出了只有实现阶级解放才能实现真正的妇女解放，即妇女解放的终极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指出了狭隘女权思想的危害。沈泽民在关于女子地位的讨论中，认为 “在不改变现在女子地位的条件内，凡俗女子都是无形的娼妓，所以就算把有形的娼妓都叫‘从了良’，转身来还是一个娼妓。”[17]“凡属”、“娼妓”等字眼引起了部分女性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和谴责，在经过几轮辩论和解释后，沈泽民感叹：“独然痛骂男子，而不想在制度上求解决，是否将引导妇女运动到无结果的路上？”[18]最终，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达成了“把妇女运动参加在无产阶级革命里一同去做”[19]的共识。

（三）妇女运动道路的探索：从“零零碎碎”到“社会主义”

五四运动之后，提倡妇女解放的妇女类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一个讨论妇女问题的高潮。但早期的妇女类刊物，较多关注教育平等、儿童公育、婚姻自主、同等就业等现象层面的问题，“各地刊物，打开来一看，除却运动消息之外，满是些‘思想革命’‘妇女解放’‘恋爱自由’‘教育平等’一般言论。”[20]因缺乏理论支撑，尚不能建构“本质-现象”的妇女解放理论完整体系。而且发行时间普遍较短，以上海发行的妇女类刊物为例，“其中42%的报刊创刊即停刊，30%的报刊刊行仅1年左右时间停刊”[21]，妇女运动陷入道路抉择的迷茫期。建党先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为妇女运动指明了方向。1921年1月，陈独秀在广东女界联合会上的演说中指出：“把女子问题分得零零碎碎，如教育、职业、交际等去讨论，是不行得，必要把社会主义作唯一得方针才好。”[22]

《妇女评论》延续了这一基本观点。虽然刊物在内容设置上仍然围绕“经济独立”、“男女社交”、“婚姻自由”等妇女运动具体问题展开讨论，但已经大大超过男女平权、个性自由等资产阶级女权思想得内容范畴，开始注意和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私有制联系起来，认定女子要真正实现和男子在政治、经济上和男子完全平等，享有经济独立、婚姻自由、参政议政，只有将消灭私有财产制度作为解决众多妇女问题得根本途径。如王会悟认为：“劳动问题根本解决了，女子才有受教育的机会，有婚姻的自由，有参与政治的机会了。”[23]在此基础上，发出了“努力于女权运动的妇女们！快快和努力于社会主义运动的第四阶级携手吧！你们要知道，你们帮助得社会主义运动成功了，你们自身的运动也就成功了。”[24]

（四）妇女运动的主要力量：从“第三阶级”到“性别与阶级联盟”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25]。在妇女运动的主要力量问题上，妇女运动先驱的认识上曾经出现过误区。一种是将妇女运动视为妇女自己的事情，认为“男人的‘妇人运动’便是‘妇人尊重’问题；女子的‘妇人运动’便是‘妇人自觉’问题”[26]。另一种是认为贫苦人家靠劳工糊口的妇女“每天和生存奋斗，没有时间受教育，也没有金钱受教育，他们环境又坏，思想是几乎没有的，只有冲动，又因为是常处在被压迫的地位，受不堪的待遇，以至他们的道德也堕落”[27]无法做妇女运动的中坚。

《妇女评论》坚持受压迫妇女和无产阶级携手，实现“性别与阶级联盟”。首先，主张劳工妇女是妇女运动的力量源泉。王会悟将中国女子分为三种：不劳动的、没有工银的劳动者以及纯粹劳动者，指出自食其力的纯粹劳动者是“最易觉悟、最有希望的”，是妇女运动的中坚力量。其次，高度赞扬了女工团结起来的伟大力量。在上海丝厂女工举行罢工后，用整整一期和连续的报道详述罢工经过，声援罢工斗争，宣传女工的斗争精神和团结精神，赞叹 “贫苦无知识的女工，竟把官厅和资本家战胜了，更把‘法律’这样东西也战胜了！”[28]宣传了广大劳工妇女当中蕴含的伟力。再次，强调妇女运动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妇女们最好是和同阶级的男子们共同团结起来，根本解决自己切身的利害问题。若专注重性别的关系，与自己的幸福上并没有丝毫益处。”[29]李大钊也在《妇女评论》上刊文指出：“劳工妇女的运动亦不该与劳工男子的运动互相敌对，应该有一种阶级的自觉，与男子劳工团体打成一片，取一致的行动。”[30]

三、《妇女评论》对建党初期中共妇女解放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贡献

（一）推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广泛传播，为建党初期妇女解放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准备。

《妇女评论》的作者成分是比较复杂的，包含了早期共产党人、国民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等，因此对于妇女问题形成的原因、妇女解放的途径以及妇女运动的关键问题是有不同看法的，体现在不同文章观点之间的相互辩论和批判，甚至出现了与办刊主旨完全背离的文章，这些妇女解放的意见，几乎都引起过激烈的争辩。但纵观整个发行过程，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指导的早期共产党人始终把握了刊物的主旨和方向，正是在与各种不同思潮、不同主义之间的激烈争辩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广泛传播。

首先，将妇女解放纳入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视野。《妇女评论》作者中的早期共产党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妇女问题、妇女群体及妇女运动等妇女解放基本问题。一方面从生产关系视角将有无财产作为观察妇女问题的基本视角，认为妇女经济权的丧失是造成妇女被压迫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将解决私有制问题作为解决所有妇女问题的前提；另一方面，将是否处于被压迫地位作为判断阶级关系的基本标准，将妇女运动分为第三阶级、第四阶级也即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妇女运动，将关注的焦点聚焦于受压迫、剥削最深重的劳工妇女运动。

其次，将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作为批判和解放的有力武器。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31]在当时历史语境下，资产阶级女权思想之类的潮流因为脱离了社会化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使妇女解放运动陷入“娜拉”困境。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真正掌握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劳工妇女，是妇女解放的关键问题。《妇女评论》在各个妇女问题讨论号中，充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对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现实障碍、未来道路展开了全面剖析，系统性地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说服群众，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工妇女，为中共领导下的妇女运动的蓬勃开展作了坚实的思想准备。

再次，推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建党时期的中国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广大妇女群众深受封建礼教、有产阶级的重重压迫，因此，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与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存在较大差异。《妇女评论》后期非常关注中国女工运动和婚姻、家庭等问题的解决，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来分析、解剖中国妇女运动，特别是对中国乡村妇女的现状给与了较多关注，如贾祖璋撰写的《乡村妇女底悲愁》一文，认为中国乡村妇女深受经济的压迫、旧礼教的束缚以及迷信的锢蔽，是“妇女问题中的紧要问题。”[32]沈雁冰主张将农村妇女的生活状况并与城市妇女区别对待，社会压迫与家庭压迫的区别等。这些观点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使命紧密结合在一起，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有益探索。

（二）反对旧思想、旧制度，要求解放、提倡自由的强烈反叛精神，为建党初期妇女解放话语体系提供了精神滋养。

坚决的斗争态度。这一态度贯穿了从创刊到终刊的全过程。从创刊宣言的“凡思想、制度、能变成新锁镣的，我们都要不容情的攻击”的表述，到《两周年的感想》所总结的“与愚夫斗，与顽力斗，为未来青年修直了一条道路。”无不显示了斗争态度的坚决性。在“言论”、“时事”等栏目中，与维护封建礼教、狭隘女权观点、恋爱至上论等非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潮流，尤其是损害女工、女学生权益的规章、言论、行为开展了坚决的斗争，如在《异哉所谓保商惠工章程》中，指责工厂主“真把丝厂女工看得比猴子还不如”[33]，在《和时代思潮逆流的江苏省议员“禁止男女同校”提案》一文中，引用时评“觉得将对人类的笑骂来待他们，总是不配”[34]。针对当时出现的打着妇女运动的旗号牟取私利的行为，《妇女评论》编辑室曾专门开辟“决斗的言论”一栏，“发表与被指摘者势不两立的言论。”[35]

坚定的斗争立场。由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妇女评论社的斗争对象既包括封建礼教也包括资产阶级女权思想，甚至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群体因立场、观点的不同而分化引起的争论。无论面对何种挑战，《妇女评论》的作者群体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尤其是劳工妇女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指导经济独立、男女社交、婚姻自由等妇女问题的解决。随着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来临，《妇女评论》用大量篇幅对浦东日华纱厂工人罢工和上海丝厂女工罢工运动进行了连续跟踪报道，揭露女工的悲惨生活、揭发反动当局和工厂主的欺骗手段，宣传女工的团结，为“女性觉醒的辉光到处闪烁”而感到由衷喜悦。

科学的斗争方法。首先，坚持妇女解放与民族民主革命相统一。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背景下，《妇女评论》始终认为妇女只有在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大前提下才能实现真正地完全地解放。其次，坚持系统解决与局部斗争相统一。在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私有制基础上构建妇女运动框架，认为妇女具体问题的解决与私有制的消灭是“枝叶”与“根源”的关系，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各种妇女具体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在私有制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之前，聚焦改善妇女生活状况的现实问题。再次，坚持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相统一。在私有制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聚焦妇女的眼前利益，积极鼓吹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参政议政，以动员更多妇女参与妇女解放运动。

（三）妇女评论社的发展壮大和积极投身妇女运动，为建党初期的妇女运动夯实了群众基础。

妇女评论社团结和锻炼了一批中共早期妇女运动的领袖和骨干，为妇女运动的蓬勃开展播下了希望的种子。首先，积极参与创办平民女校。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李达任校长，王会悟负责行政管理工作，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等妇女评论社骨干先后担任教员，为中共培养了一批早期妇女运动骨干。《妇女评论》在1922年10月12日还刊登了平民女校的招生广告；其次，培养了中共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导群体和中坚群体。在在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部长向警予赴苏联学习后，杨之华接任妇女部部长，成为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路人。在妇女评论社的成员中，李毅韬与邓颖超等共同发起了女星社，出版《女星》杂志，创办女星成年妇女补习学校，积极参与北方的妇女解放运动。再次，积极支持各地开展妇女运动。妇女评论社的社员在江浙一带举办各种“联合会”，如王蔼士等组织了上虞女界同志会，吴文祺利用当地举办中小学教师进修班的机会，都曾邀请陈望道前去宣传妇女解放思想，为建党初期妇女运动的蓬勃兴起奠定了群众基础。

《妇女评论》作为一份发行持续时间贯穿从建党到“三大”全过程，作者群主要由中共早期党员群体构成，又刚好处于中共妇女解放话语体系建构过程的妇女类刊物。在发行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阶级分析为主要批判武器，聚焦妇女解放具体问题，关注劳工妇女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培养了一大批妇女运功领袖和骨干，为推动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称之为建党初期中共妇女解放话语体系的摇篮亦不为过！

作者简介：卢红军，1979年生，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1]沈雁冰：《我们该怎样预备了去谈妇女解放问题》（一九二O年二月二日），《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59页。

[2] 佛突：《两周年的感言》，《妇女评论》1923年8月15日第2版。

[3] 妇女评论社：《宣言》，《妇女评论》1921年8月3日第1版。

[4] 向警予：《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一九二O年五月二十六日），《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70页。

[5] 玄庐：《劳动与妇女发刊大意》（1921年2月13日），《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40页。

[6] 佩蘅女士 芷汀女士：《狭的笼》，《妇女评论》1921年11月23日第2版。

[7] 汉英 泽民 雁冰：《女子现今的地位怎样？》，《妇女评论》1922年1月11日第4版。

[8] 国华：《又是一封讨论女子地位的信》，《妇女评论》1922年2月8日第4版。

[9] 妇女评论社：《宣言》，《妇女评论》1921年8月3日第1版。

[10] 李鹤鸣：《女权运动史》，《妇女评论》1922年9月20日第3版。

[11] 秋鸿女士：《妇女真要经济独立须改革经济》，《妇女评论》1921年8月17日第1版。

[12] 汉俊：《男女社交应该怎样解决》，《妇女评论》1921年9月14日第2-3版。

[13] 王会悟：《怎样去解决妇女问题》，《妇女评论》1921年8月24日第1版。

[14] 李达：《女子解放论》（一九一九年十月），《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5页。

[15] 陈望道：《我想（二）》（一九二O年十一月十五日），《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78页。

[16] 妇女评论社：《宣言》，《妇女评论》1921年8月3日第1版。

[17] 泽民：《关于“废娼运动”说几句话》，《妇女评论》1922年1月1日第2版。

[18] 泽民：《女子地位讨论声中的杂感》，《妇女评论》1922年3月14日第4版。

[19] 李毅韬：《李毅韬女士给怡怡女士的信》，《妇女评论》1922年2月1日第1版。

[20]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85页。

[21] 赵蓓红：《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史（1898～1949）》，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3页。

[22] 陈独秀：《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83页。

[23] 王会悟：《怎样去解决妇女问题》，《妇女评论》，1921年8月24日第1-2版。

[24] 王四：《妇女运动与社会主义》，《妇女评论》，1922年3月1日，第1-2版。

[25]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26] 田汉：《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一九一九年十月），《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2页。

[27] 沈雁冰：《怎样方能使妇女运动有实力》（一九二O年六月五日），《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66页。

[28] 力子：《上海丝厂女工罢工记》（二），《妇女评论》，1922年8月16日，第3版。

[29] 王会悟：《怎样去解决妇女问题》，《妇女评论》，1921年8月24日，第1-2版。

[30] 守常：《现代的女权运动》，《妇女评论》1922年1月18日第1-2版。

[31]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10页。

[32] 贾祖璋：《乡村妇女底悲愁》，《妇女评论》，1922年10月25日，第1版。

[33] 力子：《异哉所谓保商惠工章程》，《妇女评论》，1923年2月28日，第1版。

[34] 陈望道：《和时代思潮逆流的江苏省议员“禁止男女同校”提案》，《妇女评论》，1922年12月13日，第1版。

[35] 记者：《编辑室通信》，《妇女评论》，1922年7月19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