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女性视角下看《家》的女性塑造

当代女性视角下看《家》的女性塑造

胡峻嘉,宫芳

宁波财经学院 315000

摘要：本文对《家》中的主要女性形象以及她们的爱情历程进行分析，从四个方面论述并例证巴金在《家》中遗留的隐形男权主义思想，对女性主体的忽视和贬抑。从当代女性视角透视文本深层次的文化意识。

关键词：《家》；女性视角；男权主义

《家》作为巴金的代表作，以激进的批判和青春的热情风格，在三四十年代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巴金在其中塑造了多个不同经历，却有着相同困境、挣扎中的女性形象。在一次次凄婉地死亡描写中，我们能体会到他对这些女性的深切关怀与同情。然而，巴金《家》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放到当代女性视角下，不自觉地反映出作者某些男权主义思想的投射。本文从四个方面出发，浅析《家》中女性身上的男性凝视点。

一、用男性意识塑造女性生命内涵

李玲在《巴金前期小说中的男性中心意识》一文中说：女性之爱，在巴金心目中，在相当程度上仍不过是子辈男性、受压迫阶级男性争取历史主体性地位斗争过程中的安慰品、消费物[1]。作者对《家》中女性抱有深切的同情与惋惜，但他在描写这些女性时，仍将女性的部分生命意识让渡给男性，用男性意识去塑造女性的生命内涵，囿于“女性客体化”的樊篱。

鸣凤是小说中的一位底层女性，作者选用了“美丽”和“纯洁”作为这一形象的闪光点。鸣凤的纵身一跃是挣脱封建阶级束缚的一跃，而作者却将她生命的句号画为“死了也落得一个清白的身子”。觉民作为受过“五四”思想启蒙的青年，起初对待家里的下人鸣凤，只保持无视态度，直到鸣凤跳湖，才发出对这位底层女子的称赞“……看不出鸣凤倒是一个烈性的女子，她倒做出这样的事情”。这场反抗存在的至高无上性体现在了“清白”二字，作者借人物之口流露对鸣凤的痴迷、对鸣凤跳湖精神的礼赞，实际上是对“圣女”和“烈女”形象的巩固，认为女性的“贞洁”与生命具有同等意义，甚至更高地位。如此，我们可以将鸣凤的生命价值一分为二：男主人公懵懂期的安慰品，贞洁需要的守护者。如同瑞珏一样，是封建大家族中等待被牺牲的性别符号。

鸣凤跳湖与瑞珏之死都是《家》这部小说划开封建黑暗的刀口，但引用鲁迅作品中“被看/看”的模式，可以发现，看封建礼教吃人的是高家或麻木、或同情的人们，而在这背后还有隐含的作者以及长期顺应男性审美观念的读者在“看”。因此，在隐蔽的男性中心意识下，《家》对鸣凤生命价值的造就和肯定是有局限的。

二、女性力量的消解与女性主体的失落

琴是《家》中少有的受到“五四”新思想熏陶的叛逆女性。但在作者笔下，“琴”作为一个新时代女性，仍未达到“男人的高度”，明确指出琴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琴发表文章鼓励大家剪发，而自己却畏于家中母亲不敢实践；同时，面对包办婚姻的觉民却勇于对抗家族。在作者笔下，无论是精神力量还是实际行为，男性都比女性更加义无反顾，而女性第一步便难以走出家庭，缺少“成大事者”的能力。

与此同时，在伟业的开创路上，往往是男性承担着启蒙者和引路人的身份。如《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革命之路就是为两位男性革命者所指引，琴在《家》中也深受高家兄弟的影响。开化、进步的男性领导者形象与懵懂、浅薄的女性革命者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并深入人心。正如李玲所说：她们的文学存在，再次从意识形态层面确认了女性作为“第二性”的从属性地位[2]。

纵然《家》中琴已发出“我要做一个人，一个跟男人一样的人”的呐喊，肯定自己身为“人”的价值，但作者仍未正视琴“女性主体”的价值，这一点也体现在李倩如这一人物形象上。不同于琴浅薄的女性革命者形象，李倩如更像是一个公式化的女性革命者。李倩如作为具有明确自我意识的进步女青年，我们可以发现作者不再致力于勾勒她的女性特质和暧昧氛围，她所出现的文字，线条更为明朗、简洁、直接。作者肯定和赞赏这类革命女性的才智、胆识，却不再审视她作为女性的生命内涵，使其成为无差别的革命符号。与此相反的是身为男性却懦弱畏缩的觉民与剑云，二者皆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和巩固者。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潜在的男权意识的介入，在《家》中羸弱的、女性化的人物往往是无法成功的，而女性必须抛弃主体的性别特质才能实现质的跨越。

这样一来，女性这一性别主体的特质似乎毫无魅力，或者说毫无用途，这正体现了男权文化构造中女性力量的消解和女性主体的失落：女性在现实中的生命光芒被多数文学作品中更强势的男性拯救力量所遮蔽。

三、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的书写

《家》中出现数对陷入爱情的青年男女。但由于作者受男性身份和时代经历的影响，他笔下的爱情关系无法彻底剥离传统性别权力关系，常常呈现出一种 “献祭式”爱情：通过男性的意识启蒙、挣扎，合理化女性在交往关系中受到的苦难。此类“爱的哲学”往往忽视了女性对本体的突破，她们对黑暗社会的反抗、与不公平的命运的冲突总是被罩在爱情的外壳下，从而湮灭在男性革命成长史中。

这在鸣凤与觉慧交往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尽管觉慧自己在家中正处于被压迫的子辈位置，但在男性中心意识的主导下，他自然而然地将自己放入强势群体中去享受比自己更低下的女奴的依附，只有这样脆弱、祈求救赎的女性才能坚定地巩固他的“第一性”。因此，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觉慧轻描淡写地说出“挨骂有什么要紧”；在外构思宏图伟业时也时常忘记了鸣凤。鸣凤的存在不过是他作为进步青年“离经叛道”的一环，为了革命事业，他“挣扎”地决定牺牲鸣凤。实际上，觉慧当时的身份和力量并不能拯救鸣凤于水火，但他仍耽于“拯救者”的幻境，作者的同理心也委婉地让他错过鸣凤的悲剧，造成“想救但来不及救”的局面，进一步推动觉慧“悔恨-反抗”的心路历程，肯定这类跨阶级爱情的悲剧意义——觉慧们的觉醒和反抗，正需要鸣凤们的牺牲。

鸣凤这一形象的塑造也体现了作者隐含的传统性别权力关系。首先，鸣凤在这段关系中扮演等待者的角色。鸣凤义无反顾地相信觉慧的爱能拯救自己，觉慧也毫无怀疑自己拥有这种力量，但作者与觉慧都不相信鸣凤具有这样积极、正面的爱和情感。甚至鸣凤自己，在文中也时常表达只希望在觉慧身边做一辈子的仆人，她不足以与觉慧并肩。

作者无意识地否定了鸣凤作为女性一方对这段亲密关系的支持作用和力量。这也是常见的传统家庭观念：男性是家中的顶梁柱，是保护家庭的主力。作者让鸣凤成为一个被动的爱情符号，逐步放弃女性的自我意识，到最后牺牲女性的肉体存在，以维持这段跨阶级的、不平衡的爱情关系。这是觉慧，也是读者们透过作者男性视角无法看到的爱情悲歌。

其次，鸣凤在《家》中已经隐隐有了不平等的意识。她与觉慧都不约而同地去设想自己若能成为资产阶级小姐会如何。鸣凤作为未能接受新时代思想的底层女性，突破自我阶级的萌芽只栽种于爱情的土壤，她渴望能像小姐们一样受到少爷们的追求，能够与觉慧光明正大地在一起，却不关注自身的命运轨迹。无论是女奴鸣凤还是小姐鸣凤，都只服务于爱情。

而具备身份地位的梅、瑞珏，与觉新的爱情关系仍完美复刻了此类模式。作者不会让梅违背母亲和觉新在一起，不会让瑞珏要求觉新向长辈争取留在家中生产，她们存在的意义是刺激、鼓动男性去抗争。这是惯性思维让作者忽视了女性对自身命运的把握：她们的命运冲突点是男性，她们的价值光辉也只能通过爱情去展现。而女性的自我解放和相互救赎在文艺作品中常常不够响亮、不够宏大，她们的力量被困在爱情和家庭关系中，从而在男性叙事话语中成为空洞的性别符号。

五、结语

《家》这部小说在三四十年代所产生的积极、巨大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巴金对女性的抒写也抱有极大的人文主义关怀，不留余力地赞赏及推崇女性身上所具备的理想特质。但自身成长经历和男性身份经验的牵绊，使他在作品中无意识地投射了传统男权意识。另一方面，当时社会对女性解放和独立意识的认知也并不健全，因此巴金对女性文学形象的塑造必定存在局限，这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发展初期的遗憾。然而，随着女权思想的普及和深入，文学创作者们也在不断改写和丰富角色的生命内涵和精神内核。与此同时，作为文学接受者，我们也在通过不同视角去探寻作者创作时的精神面貌和文本的深层文化意识。

参考文献

[1]陆丹琦.论巴金作品中女性形塑的限度及其发展——以《家》与《寒夜》为例[J].名作欣赏,2020(14):105-107.

[2]王潇霄.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家》中的女性形象[J].文学界(理论版),2011(06):43+55.

[3]杜聪.浅析巴金《家》中的男权主义思想[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6(02):89-91.

[4]刘园,张宏.现代性别权力关系的隐形书写——对巴金《家》中主仆爱情关系的分析[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3(04):100-103.DOI:10.15886/j.cnki.hnus.2015.04.016.

[5]江月华.在女性主义批评的观照下[D].南昌大学,2008.

[6]李玲.巴金前期小说中的男性中心意识[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3):77-83.

[7]李玲.天使型女性:男性自我拯救的道具[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2):79-84.

[8]巴金.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姓名：胡峻嘉。

院校学院：宁波财经学院  城市邮编：315000出生年月：2002.6学历：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宫芳，女，宁波财经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1] 李玲.巴金前期小说中的男性中心意识[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3):77-83.

[2] 李玲.巴金前期小说中的男性中心意识[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3):7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