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题材电影的主体性建构

云南民族题材电影的主体性建构

魏馨蕊

云南艺术学院 650500

摘要：我国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鼎盛于十七年电影时期，云南民族题材电影的独特性更为中国电影增添了光彩，云南民族题材电影将云南多民族的文化特性、审美观念及奇观景色广泛的传播于国内外，不仅宣扬了民族文化，更宣扬了民族团结统一的意识。云南民族题材电影位于精神高点上发出情感呼唤,表现出其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并开拓民族电影的审美高度。本文从云南民族题材电影中对云南民族电影的主体性建构要素进行挖掘，并探讨民族影视作品在塑造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技巧和意义。

关键词：云南民族电影；主体性；他者

“民族”在中国语境中可以用于指称民族－国家（nation-state）层面的民族，也可以意指少数民族（ethnic minorities）。“云南民族电影”在本文指反映云南少数民族生活的故事影片。[[1]]

在十七年时期，云南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影响力发展达到顶峰，对于民族主体性的探索和追求始终贯穿其中。电影主体性建构的话题始终离不开民族性，民族题材电影无疑要通过视听两个层面来展现独具其民族特色的视角、文化及意识形态。云南民族题材电影展现了富有特色的云南民族人民的生活故事，以视听融合的方式展现云南民族服饰、自然风光及文化习俗，民俗旋律、自然之声，更将民族话语融入叙事之中，建构起其在中国民族影视之中的主体性地位。

一、创作的主体性建构

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为扩展中国电影的文化地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同时，也为参与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身份起到了重要意义。而对于影片创作的属性而言，学者们的态度呈现多种态势。有人认为只有创作的团队为本民族的人民，才能创造出真正反映民族性的影片，才属于民族电影；也有人们认为只有参演的主要人员为少数民族人民，才属于民族电影，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支持的一种观点是：只要反映民族特色、为解决民族问题而创造出的影片都是属于民族电影范畴的。依据现有资料，创作主体的主体性建构不仅是本民族人民可以建构的，而是真正为民族问题考量、为展现民族特色的主体都可以称之为民族电影的创作者，而云南民族电影的概念也不仅局限于云南少数民族人民拍摄、参演的影片。

（一）民族主体性发掘

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国家，因此并不缺乏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云南作为一个拥有26个民族的地区，更是在十七年时期达到创作高潮。如《五朵金花》、《阿诗玛》、《山间铃响马帮来》、《芦笙恋歌》、《摩雅傣》等影片，影片的创作质量高，对于全国的民族题材影片创作都提供了借鉴意义。多数的“少数民族电影”是由汉族编导所创作的，是由非本民族创作团队创作出来的，但是这些影片依旧极大的反映了民族问题、民族生活、民族文化。“十七年云南的少数民族电影并不是作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我表达，而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再构造。

表1 云南题材民族电影制作团队

这些作品的制作水准及影响力在十七年时期乃至现在都达到高峰，以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活为主要拍摄内容的建构主体，以云南少数民族人民的视角为主要叙事视角，以各民族团结为主要的叙事主题，以抗争恶势力为主要的叙事动力，在叙事模式下，注重民族问题的深层内涵，以直接视听元素展现了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活、民俗、文化特色。通过民族本体的自我感受及他者感受，展现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展现了民族主体的自我意识和民族文化的宣扬。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政治色彩浓厚，直白地契合了国家与民族维度的诉求需要，而且基本上是汉族导演的创作实践集合，因此被大家认为并不具有充足的“民族的主体性”。[[2]]

（二）民族景观的主体性呈现

云南民族题材电影的主体性建构还表现在以少数民族生活或环境的景观化呈现来形塑电影的“民族风格”上。云南民族题材电影的叙事离不开云南本身，所以故事的拍摄场地可以向全国人民展现云南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形态和异域美好的空间景观，使其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像价值。“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其视听语言所传达出的浓郁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3]]《五朵金花》作为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代表作，以云南大理白族的三月街节日为故事开展的背景，以白族儿女的生活、交往方式作为叙事的特色展现，以阿鹏寻找“金花”为叙事线索，在富有民族特色的故事情节上展现了云南的自然景观，彩色的画面，白族圣洁的服饰，将整个云南风光映衬的更加清秀，纯净，让观众更加感受到云南民族之美。日常生活的描绘被放置于与地域景观同等重要的地位，目的是凸显该民族的民族文化差异性。

二、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建构

云南拥有26个民族，孕育着多种民族文化和民族人民，在“十七年”时期，更是将民族文化与电影文化结合，向全国展现出了云南的民族风采，通过直观的视听语言建构起云南民族形象，而在云南民族电影中的人物身份也没有脱离现实主题，充分利用民族特色的信物、服饰、歌曲、乐器等展现了民族美好生活和团结态度。

（一）民俗歌舞

少数民族本身具有民族特色，民族的信物、服饰、歌曲、乐器等等，表达自身的情感的方式也有独特的民族风情。《芦笙恋歌》利用芦笙定情，传达爱意；《阿诗玛》则利用山茶花、火把节表现了彝族的特色和定情的小花；《五朵金花》则利用“金花和阿鹏”的爱情，走遍了苍山洱海，展现了白族的独特风光。

词曲配合口语化《五朵金花》——《泼水把你撵》；歌唱形式的民族化——对唱形式——《山间铃响马帮来》、《芦笙恋歌》；衬词衬腔的个性化——《景颇姑娘》；音乐表演平民化——《五朵金花》、《阿诗玛》[[4]]。民族乐器的使用、增强地域化民族特色，建立起民族风貌审美意象。马帮历史、民族服饰、民族风光、民族习俗，无疑都在影片中展现，让大家看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也促进了全民族的大融合。

（二）神话传说

云南少数民族众多，且各民族所信仰的民族文化极具差异，每个民族所崇尚和厌恶的形象也是不同的，但是大多都是来源于本民族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如《摩雅傣》讲述了西双版纳的米汗为反抗头人老叭的调戏，被诬为“琵琶鬼”活活被烧死。其女儿依莱汗在党的培养下成为傣族医生，她学习科学，治病救人，破除琵琶鬼的迷信，与岩温终成眷属。这部影片展现出了女性最开始依附于男性角色， 但是在后期逐渐转变自身的目标，变得独立强大，破除了封建迷信的约束——“琵琶鬼”，勇敢追寻到爱情，也表现出女性目标的转变，女性地位的提升的过程，影片展现了民族的神话传说，也表达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对科学的敬畏。

三、结语

作为多民族国家，尽管各民族之间的生活习俗、精神信仰、文化记忆不同，但是在历史发展与地缘交汇中，彼此共生、彼此缠绕，产生了家族成员似的情感羁绊，结成了基于感性共识的命运共同体关系。正是这种情感、伦理与政治的连带构筑了现代中国国家认同的基础，少数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电影都是表征这种“连带”的载体。电影作为讲述时代的一种特殊方式，不仅关联具体的影像，还指向背后非实体化的时代精神。云南民族电影通过自我与他者视角挖掘民族的主体性，通过民族文化、民族意识完成云南民族题材电影的主体性建构，不仅为云南民族题材电影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借鉴，也为中国民族电影的主体性挖掘及建构提供了范本。

参考文献：

[[1]]吴丽,金虎.早期云南民族电影的国家认同建构[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20(01):65-71.DOI:

[[2]]吕新雨等．“华语电影”再商榷:重写电影史、主体性、少数民族电影及海外中国电影研究［J］．当代电影，2015(10)．

[[3]]庞守贵,黄小平.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现状与突围[J].电影文学,2021(10):22-24.

[[4]]刘雨涵. 新中国“十七年”云南民族题材电影音乐意蕴研究[D].云南艺术学院,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