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对中国足球的启示

浅析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对中国足球的启示

Geary,David,Patrick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市 100091

摘要：本文浅析了中国文化如何影响或塑造了中国足球的发展。通过引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的观点，探讨了中国文化中的自我主义、竞争意识以及家族观念如何与足球运动相关联。文章指出，在中国文化中，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在足球运动中并不利于团队合作和球员发展。同时，强调了教练注重成绩而忽视球员培养的现象。此外，文章还提及中国家庭的家族观念如何影响足球发展，以及与西方文化中独立性较高的儿童相比，中国孩子面临的压力更多。总之，本文旨在探讨中国文化对足球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一些文化因素对中国足球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关键词：《乡土中国》；中国足球；费孝通

正文

当人们想到“文化”这个词时，他们会想到显而易见的事情，比如人们的穿着、说话、饮食和行为等。文化是一个由共同的概念、信仰和价值观组成的体系。这是我们解读和理解生活以及世界的框架[1]。人类学家加里·韦弗(Gary Weaver)认为[2]，文化就像一座冰山：它的一部分在水面上清晰可见，但更大的一部分隐藏在水面下。水面上可以看到的部分是表层文化，基本上是人们可以看到和听到的，包括行为、习俗、词语、语言、食物和传统等。水面下更大的那部分是深层文化，这是看不见的。这种深厚的文化，包括我们的信仰、价值观、假设、世界观和思维等。文化中显而易见的是深层隐藏文化的表现。费孝通将文化描述为“一张生活谱”[3], 在那里可以找到解决任何问题的方法。文化是数千年来生活经验的积累，所以没有对与错，没有好与坏的文化。只有不同的文化，每种文化都应该受到尊重。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出发，浅析中国文化如何影响或塑造了中国足球的发展。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因此中国文化也博大精深。深层文化的许多方面，中国人看不见的信仰和价值观，今天仍然影响着表层文化。然而，中国在过去几年的快速发展中，发生了很多变化。正如费孝通所说的，在一个几乎没有变化的社会里，文化也相对稳定，很少会出现任何新问题。但在一个正在改变的社会中，文化也必须随之改变，这就是问题开始的地方，因为一旦出现以前没有处理过的新问题或场景，就需要找到新的解决方案，这是需要经过时间和实验才能找到的。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方面是“自我主义”，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但现在在当今社会更为明显。费孝通认为，我们“自己总是中心，像四季不移的北极星，所有其他的人，随着他转动”。

中国人有着悠久的农耕历史，因此文化特色是在数千年的农业劳作和经验中形成的。费孝通将其描述为“乡土社会”，而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中，所有仍然显而易见的信仰和价值观都源于这种经历。“在一个安居的乡土社会，每个人可以在土地上自食其力的生活时，只在偶然的和临时的非常状态中才感觉到伙伴的需要”3。这形成了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因为在农业环境中，一个人的生存至关重要，为了生存，必须确保自己能够自给自足。费孝通将此描述为自我主义。

中国有句谚语总结得很好，“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基本上，一个人只应该担心自己的房子看起来怎么样，而不应该担心别人的房子。费孝通更进一步说，那些真正在自己家门前清理积雪的人算是公德的人, 因为大多数人都会把垃圾直接倒在街道上。这种随地扔垃圾在今天仍然很常见，比如好多人都会把垃圾从车窗扔出去，或随地吐痰的现象。这种行为也都体现了费孝通所说的自我主义思维。只要人们的私人财产看起来不错，家里面是干净的，那么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费孝通是这么评价的，“我这一代人……要在人家眼里做个好人，……要个面子。……所以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3。 垃圾处理和环境卫生只是这种挽回面子的一个例子，但还有更多，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中。

随着基础设施和新科技的发展，这个自我主义问题更为突出。越来越多人都搬到了社交圈更加广泛的城市里，因此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有不同想法和价值观的新人。通过在城市生活和使用微信等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一个人的社交圈扩大了，然后导致“每一个人都处于高度异质化的社会场景中，即使是身边的人，也有可能与自己三观不同。人己交往的范围扩大推动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放在世界中心的思维方式。因此社会也从合作转向竞争的人己关系”[4]。这种竞争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为了保证自己的孩子不会“输在起跑线上”，孩子们的父母给他们计划好了生活。通过将孩子与周围的人进行比较，任何事情都会变成一场竞争。例如，家人将孩子的成绩与其他同班同学的成绩进行比较，“你这次考试考了第几名啊？你们班谁是第一名？”，或者强调他人的成就，以激励自己的孩子更加努力地去学习，“你看人家考的多好，你得向他学习”等等。

孩子的性格、道德观和品格是在童年时期形成的[5][6]，所以这种竞争感将是孩子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要带在身上的东西。它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在中国出现的一个现象，而是全球的一个现象。不过在中国可能更为明显，因为国内的人口比其他国家的多得多，所以社会竞争也相对激烈一些。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对一名足球运动员或足球教练绝对不是有益的。

足球是一项团体运动。作为一名足球运动员，要想取得成功并发挥自己的潜力，就需要能够融入到团队中。作为团队的一员，球员的本质应该是抛开自我，无私奉献。如果你的球队表现不佳，你是否是一名出色的球员并不重要，因为没有人会留意。你不会取得任何成就，因为你的团队无法取得成功。这是赢得世界足坛上最负盛名、影响力最大的金球奖的标准之一。团队合作能力是一位足球运动员或一个足球国家必不可少的一种能力。费孝通 把西方文化视为团体格局。“在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而互相发生关系”3。这种对某个“群体”的归属可能是西方足球比中国足球更好的原因，因为从很小的时候起，西方孩子就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群体，并会不断的学习怎么成为这些群体的一部分。这种心态可能更有利于足球运动员和足球队的发展。

这个“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还体现在中国足球的另一方面，就是许多教练员的行为习惯。从我与足球界的不同人士，职业队员到基层教练，的讨论，以及我个人的观察来看，大多数中国教练并不太注重培养球员，而是注重取得成绩。这也是我们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结果。在青少年足球运动中取得成功的评估标准对人才的培养也可能不是最有效的。教练，甚至球员，都只根据各自球队的成绩进行评估。教练希望团队取得成功，而不是球员个人取得成功。如果他们的球队取得了成功，那么教练们将保住自己的工作，得到足球界的认可，并可以晋升。同样，成功的动机仍然以自我为中心。这不是教练的错，而是现代文化造成的现象。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了另一个有可能与足球发展相关的点，就是“家必须是绵续的，不因个人的长成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自间讲究负责和服从。这些都是事业社群里的特色”。在我看来，这也对中国足球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我并不是说这种文化是对是错，只是说这可能影响了中国足球的发展。

中国家庭更像是一个家族，孩子们所做的一切对家族其他成员来说都很重要因为家族是需要绵续的。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像费孝通所描述的西方文化那样。“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他们，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由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因此，西方社会的儿童相对来说更独立，可以更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们没有压力传宗接代和延续家庭传统，因为一旦孩子年满18岁，他们就会离开，组建自己的独立家庭，也就是说，父母的工作也就完成了。而在中国，孩子们并没有那么多的选择。父母对孩子的一生都有计划，这一切都取决于父母希望孩子做什么，而不是孩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足球也如此。父母决定孩子是否可以踢，无论孩子自己想干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家族，家族的延续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孩子的感受或利益。

如上所述，费孝通还把中国的家庭描述为企业，而强调了企业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追求效率。中国人有一个生活蓝图，来自《论语》第十二章。“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这强调了生活纪律，每个年龄段都有该做的事，而小时候最重要的是学习。现代社会里也是这样的。独生子女的父母通常抱有很大的期望，并鼓励孩子学习以取得学业成绩，因为他们认为这对孩子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7]。这一点早在幼儿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父母担心他们的孩子发展得不如其他孩子快，所以他们把孩子送到不同的课外班，比如英语、数学、音乐等。很少有孩子真正有时间当孩子并自由玩耍。这种自由玩耍可能是学习踢球和热爱足球的重要组成部分。除非家庭，或“企业”已经有了经济保障，否则孩子们很少能“浪费”时间进行玩耍，更不用说踢足球了。

费孝通在讨论中国的乡土社会时还提到另一个概念，长老权力3。长老权力也有可能是影响中国足球发展的因素之一。简单来讲，长老权力的意思就是村里发生什么事情时，生活经验丰富的长者会给出他的意见，而这意见往往代表着权威。“儒家所注重的‘孝’道，其实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手段，孝的解释是‘无违’，那就是承认长老权力。长老代表传统，遵守传统也就可以无违于父之教”4。因此，年长的人，不仅仅是父母或祖父母，包括任何年长的人，都应该受到尊重和倾听。这意味着，如果父母或祖父母说踢足球不好，那就不会允许孩子踢足球了。这个长老权力还体现在另一种情境中，就是在一位年轻教练和一名年长的教练一起合作时。年轻的教练可能有着很多的新想法或训练方法，但由于年长的教练已经有着长期带队的经验，所以若年轻的教练绝的训练方法不太科学时也不敢去和年长的教练反馈。费孝通写道，“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3。在这一例子中，年长的教练的传统训练方法就是传统的形式，所以年轻的教练不敢反对。这意味着老教练可能会固执己见，不想与时俱进，因为觉得自己的经验够丰富，也没有人敢质疑他们。这又阻碍了中国足球的整体发展，导致中国足球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

总结

总结起来，文化在塑造和影响足球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书，中国文化对该国对足球的态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的个人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对中国足球的个人和团队层面的成功构成了挑战。中国文化强调自我保护和个人利益，造就了一个个人成就和外表胜过集体目标的社会。这种思维方式与足球所依赖的团队合作和协作原则不相符。一个足球队的成功取决于球员将个人利益置于一边，共同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然而，个人主义和竞争的文化价值观使球员和教练很难采取无私的游戏方式。此外，中国足球注重结果和绩效评估，而不是球员的发展，这反映了激烈的社会竞争。教练往往更关注赢球和保住自己的职位，而不是培养个人才能。这种做法阻碍了球员的长期成长和发展，因为他们的进步被即时成功的压力所掩盖。此外，中国文化中家庭作为一个扩展单位的概念对足球发展产生了影响。家庭连续性和团结的重要性创造了一个环境，个人追求可能次于家庭责任。这可能限制年轻球员追求自己选择和职业道路的独立性和自由，因为他们面临着履行家庭责任的期望。

需要认识到文化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而是多元观点和价值观的集合。理解影响中国足球发展的文化因素有助于确定需要关注和适应的领域。努力促进集体思维，重视球员的发展，并在个人志向和家庭责任之间取得平衡，可以为中国足球的增长和成功做出贡献。最终，弥合文化与足球之间的差距需要对文化动态有细致的理解，并愿意适应和演变。通过欣赏文化的复杂性并积极应对文化价值观带来的挑战，中国足球可以发掘其丰富的遗产，同时拥抱全球。

参考文献

[1] Hiebert, P. G. (1983). Cultural Anthropology, 2nd ed.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2] Weaver, G. The American cultural tapestry. Ejournal USA, Jun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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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妮塔・伍德沃克. 伍德沃克教育心理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5] 邵景进,刘浩强.我国小学生品德发展关键期研究的述评与展望[J].心理科学,2005,(02):412-415.
[7] Settles, B.H., Sheng, X., Zang, Y., Zhao, J. (2013). The One-Child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Chinese Families. In: Kwok-bun, C.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hinese Families. Springer, New York, NY.

作者简介：Geary David Patrick（1992.10.02），男，籍贯：海登（瑞士），学历：在读研究生

专业：体育教育训练学。

[1] Hiebert, P. G. (1983). Cultural Anthropology, 2nd ed.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2] Weaver, G. The American cultural tapestry. Ejournal USA, June 2006.

[3] 费孝通. 乡土中国. 

[4] 邱泽奇.中国人的习惯[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5] 安妮塔・伍德沃克. 伍德沃克教育心理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6] 邵景进,刘浩强.我国小学生品德发展关键期研究的述评与展望[J].心理科学,2005,(02):412-415.

[7] Settles, B.H., Sheng, X., Zang, Y., Zhao, J. (2013). The One-Child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Chinese Families. In: Kwok-bun, C.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hinese Families. Springer, New York, 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