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前明与蒙古的军事冲突与军力展演——洪武至宣德年

土木堡之变前明与蒙古的军事冲突与军力展演——洪武至宣德年

黎荣鹏,     ,刘若冰    ,任宇鹏

石河子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832099

摘 要：

明代自1368年建立以来，一直受到来自撤出大都的蒙古势力的威胁。面对这样的威胁，明廷处于战略被动的困境。先前的研究聚焦于成祖五出漠北的直接冲突，却忽略了北元方面对于抗击明军所做的准备以及明廷决策者同样深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战原则。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的方法，探讨北元方对于明廷威胁的应对以及明代在土木堡之变前举行的军事展演活动的重要性、动机和预期效果。北元方面，昭宗时便开始对中原北辙武装、中央禁卫队和漠北地区势力进行整合，透过三大集团整合进而生成强大的作战能力，最终瓦解了洪武年间来势汹汹的徐达远征军。而明廷方面为了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举行了多次军力展演活动，既是对外宣示明代已取元而代之成为中国的新统治者，对内也是在警示境内蒙古人不要里应外合试图颠覆政权。本研究的分析将有助于读者更深入了解明代对于北元威胁的反应以及明代的政治策略。

关键词: 明初；军事展演；元惠宗；北元；

一、北元的实力

（一）军事实力

在1368年元惠宗撤出大都后，大元虽失去了中原的实力，但原就镇守于北疆的势力得以保存，成为北元朝廷与南方明朝抗衡的重要基础。清代的史料中记录了北元的强大实力，例如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客观地分析了明初形势，描述了北元在漠北大地上拥有强悍的军事力量，包括数百万的引弓之士和数千里的归附之部落。明初曾多次追剿北元势力，但始终未能将其彻底击溃，漠北大地上更是留下了无数骸骨。[1]元惠宗在撤出北元后不久于1370年在应昌去世，由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即为元昭宗。元昭宗是一位复杂多面的历史人物，通晓儒典，有政治抱负，但却沉湎于音乐中，置身于统治集团的核心之外。然而，自即位以后，他开始追慕周宣王、汉光武，表示了兴复大元王朝的决心。[2]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整合了北元的势力，并最终确定了三大支柱的格局：第一，中原撤回岭北的地方武装，以扩廓帖木儿为首；第二，直属于原中央的禁卫军；第三，来自辽阳行省的实力挹注，自北元伊始对朝廷起到了起死活生的作用。[3]透过三大支柱的协力作战，北元在宣光2年(1372)取得了岭北大捷，虽未能重回大都，但仍具有相当的实力。

（二）北元军事力量的展现

北元撤退至漠北后，三大支柱相互作用下，与南方明朝形成对立态势，几场防守战让明军弃尸千里。北元朝虽未重回大都，但仍能续命。下面将举两例，说明北元在军事上的斩获。在明朝历史上，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可以说是不断的。而其中最著名的两场战争分别是维持朝纲的蓝玉之役和北伐的胪朐河之战。在这两场战争中，明军面临的不仅仅是敌人的威胁，更是自然环境的考验。在蓝玉之役中，明军采用三路并进的策略，一开始的攻势非常猛烈。徐达军的前锋都督蓝玉率领部队从雁门关出发一路攻打，一直抵达土拉河(今蒙古国境内)。但是，王保保却狡猾狙诈，最终成功地挫败了明军的进攻。《明史》记载："扩廓遁，与贺宗哲合，而拒我师于岭北。时，师数发，而心易虏，骤与之战，不利，死者万余人……而偏将军汤和遇它虏于获赏。唯西路"。而在胪朐河之战中，明成祖为了趁北元朝廷内乱之际夺取优势，派遣大将邱福率领十余万兵马北征。然而，当时北元的故元裔本雅失里刚刚遭受瓦剌部的打击，其军队尚未得到完全修整。在这种劣势情况下，本雅失里却能够反败为胜。明军总帅邱福及其参将王聪、火真、王忠、李远全部阵亡，伤亡之重可见一斑。[4]尽管《实录》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邱福轻视敌人，不听各将领的劝阻，但考虑到当时明军是客场作战，补给线过长，加之自然环境的影响，这场战争对明军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

总之，在这两场战争中，漠北的地理因素无疑起了重要作用。明军既要对抗看得见的蒙古战士，又必须与看不见的自然因素作战。尽管后来明成祖五出三犁，创有明朝一朝战功之最高，但一将功成万古枯的定律，依然血淋淋地呈现在漠北大地上。

二、蒙古遗民

（一）留在汉地的蒙古人

在元惠宗北撤大都时，由于事出突然，除了卫队和少数陪臣外，其余人都未能随队北撤。留下的人中，不乏欲降明的官员，但更多的是被遗留在汉地的蒙古遗民。根据萨囊彻辰所著《源流》的记载，我们可以窥探当时留下的蒙古人的情况。据《源流》记载：“四十万蒙古中，只有六万人得以逃脱，其余三十四万人则被围困而陷入困境。”对于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四十万蒙古人，目前学术界存在三种说法：第一种是中村治兵卫提出的四十万户；第二种是韩儒林根据奴尔哈赤和林丹汗的回信推测的四十万人[5]；第三种是洪金富在《四十万蒙古说论证稿》中提出的四十万户。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据可以证实这三种说法的正确性。造成这样的结果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元朝从未在同一年份对全国各地不同族类的户口加以调查和统计。长城以南中国境内的蒙古户口数，则从未加以估计，这大概是因为这类蒙古人大多为兵，而兵数多寡又为国家机密，因此鲜为人知。

[6]《元史‧兵志》中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点，兵志忠记载:“以兵籍系军机重务，汉人不阅其数。虽枢密近臣职专军旅者，惟长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国百年，而内外兵数之多寡，人未有知之者”。因此，当时无论蒙古军或民，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实际数字可以考究。其次，根据洪金富的研究，四十万这个数字可以被视作为外族人常用的形容词，专指数量庞大。

（二）安置在全国各地的蒙古降人

随着明军的实力逐渐壮大，越来越多的蒙古军民投降。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朝期间，不论是主动投降还是被迫降服的蒙古人，都会被安置到京师（应天）或南方卫所，以防止他们与北元内外勾结。然而，实际上运作过程中却呈现出了另一种状况。洪武朝时，蒙古降人数量众多，很多人还带着牛、羊等家畜。(参见表1) 尽管按照规定应该把他们全部送到南方安置，但成本考虑和南方缺乏足够的草场来养活这么多家畜，使得实际上他们被分配到了各个地方安置。从《明代卫所选簿》中可以看出这些蒙古降人的实际安置情况。在洪武朝，由于明军兵锋日盛且定都应天府(南京)，这些蒙古降人威胁尚不算太大。然而，成祖迁都顺天府(北京)后，这里便成为了国防的最前线。成祖为了前往境外作战，收编了大量的蒙古降人作为卫士和向导。《明史‧兵志》中记载："得边蒙古降人，数量众多，对内可作最佳宣传，对外则是明代与北元作战的重要力量。"[7]这些蒙古降人中的精壮者也被编入明代卫所，参与北方地区的守卫和防御工作。例如，南京左军都督府同知冯升和都督佥事叶春都是从蒙古降人中选拔出来，因其战功卓著而获得晋升。叶春还曾担任督理南京左军都督府事。[8]

表1、明初蒙古降人(数据源:吴云廷，〈土木之变前后的蒙古降人〉)

三、军事展演

（一）军事展演的形式与目的

为了理解这些军事展示活动，我们需要将它们放置于明初与北元相互竞争的时代背景下。在欧亚大陆东端，明与北元陷入了一场争夺正统性和认同感的政治博弈，而展示朝廷的壮观威严正是这种博弈的一部分。[9]军事展示类似于今天的阅兵式，但同时兼具军事演习的功能。明初的军事展示主要采用围猎的形式。围猎在当时的背景下之所以重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首先是其象征意义。明朝建立后，一直利用“胡运已终”的说法来强化自身的正当性。而围猎作为传统蒙古生活的一部分，如果能在这方面证明明军拥有比北元更强的技术和能力，就可以告诉当时的天下百姓以及周边国家，证明胡运确实已经结束，即使在他们的生活本能方面，也不能比新生的大明胜过。其次，围猎对蒙古人来说也具有娱乐性质，蒙古人以携带名鹰，乘骏马，穿着华丽服装出猎，观赏争禽异兽之间的搏斗和猎物的捕杀，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乐趣之一。[10]这一点在《元史》的《耶律楚材》中得到了证实：“冬十一月四日，帝将出猎，楚材急切地表示不可，左右皆说：不骑射，无以为乐。猎了五天，皇帝在行宫逝世。” 据《元史》〈太宗〉记载，元太祖和太宗二帝都在围猎过程中驾崩，这进一步显示了蒙古人对围猎的热爱程度。对于蒙古人而言，每次围猎都是对兵团一同作战的训练。成吉思汗嘱咐自己的诸子要练习围猎，因为围猎可以帮助他们学习战斗技巧。[11]命令齐王槫率领护卫骑兵在开平近地围猎，强调了士兵应听从总兵官的指挥，并强调了围猎是训练战斗技能的一种方式。总的来说，虽然统治者会耗费巨大的财力和人力来展示其资源优势，但这仍然比直接进行军事冲突要更加节约。同时，皇室的田猎也提醒了统治者军事力量仍是王朝的中心支柱。

（二）军事展演的预期效果

在大明建立之初，面临着来自北方蒙古遗民的不稳定因素和北元的直接威胁。虽然明初定都应天府(南京)，但是南方势力无法对北境前线提供足够的支持，只能依靠藩王和降明的故元军民来巩固前线。这些藩王虽然是明太祖的后代，但在与国境线外的北元朝廷相比，地位是对等的皇族。因此，明代的统治者及其家族，都是在代元而治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藩王们自然不存在勾结北元势力叛乱的动机，而且在太祖一朝，藩王对于中央皇权都是基本服从的。相比之下，降明的故元军民则是一支相当不稳定的因素，他们中虽然有为明尽忠、屡立战功者，但也有不少人对明廷的统治心存怀疑。在土木堡之变后，大明的军力已不再是震慑蒙古遗民的有力因素，因此蒙古臣属开始趁势作乱，而在边疆地区，甚至还有降人直接攻破要塞重归故土者。这给大明带来了极大的安全威胁，因此明廷需要屡屡举办军事展演活动，以达到震慑内、外敌人的效果。

在明朝的永乐、宣德朝，明廷开始大力举办军事展演活动，并让皇帝亲征，以增强人民对明廷的信心和对大明朝的支持、拥护。通过军事力量的展示，明廷向内、外蒙古人明确了一个讯号：明军是不容挑战的。这种无形的力量可以避免日后的直接冲突，并增强人民对明廷的信心，成为大明朝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虽然军事展演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但相对于全国范围内的远征，军事展演是更为有效、更具可行性的一种手段。同时，军事展演也可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力，为大明朝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结语

在土木堡之变前，明朝与蒙古发生了多次军事冲突，这主要是由于明朝和北元朝廷之间的竞争所致。然而，在明成祖率领的五次北伐中，北元朝廷的强大战力和蒙古人的作战能力却经常被忽视。事实上，在元昭宗统治时期，北元朝廷通过对内三大集团的整合，不仅站稳了脚跟，甚至常胜将军徐达也无法在与北元的作战中占据优势。除了军事冲突外，明朝和北元之间还存在着争夺人民的竞争。因为没有国民就没有国朝。将故元臣民纳入明朝国家机构，可以有效地表明大元帝国已经彻底崩溃。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大明和大元政权并存。唯有控制旧元臣民，让他们接受明朝的正统地位，才有助于巩固新生政权。[12]而围猎活动则成为了最好的拉拢手段。对于帝国境内的蒙古人来说，看到明军强大的军力，就自然而然地意识到造反成功的机会很低，进而心悦臣服地融入新的国家中。对于国境线外的北元而言，明朝展现出的强大军力也可以有效地打击北元收复故土的信心。此外，明廷还赐予欲归降者敕及木牌，实际上就是蒙古人入境通行证，降人执木牌按指定路线入境不会受到阻挠，为蒙古人的归顺提供了许多方便。[13]

通过军事展演活动，既有外在的军事胁迫，又有内部的方便之门，这才有了大量的蒙古降人。在洪武到宣德年间，通过这些军事展演活动，确实达到了预期的结果。明朝招降了大量的北元官兵，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战争原则。最终，在永乐朝，蒙古或大元最后一位正统可汗兀雷帖木儿可汗去世后[14]，明朝迎来了北元竞争的最终胜利。

参考文献:

专书：

[1]鲁大维着、杨柳青、康海源译，《神武军容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动》，北京:社会科[2]学文献出版社，2020。

[3]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袁国藩，《元代蒙古文化论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

期刊论文：

[1]曹永年，〈《北巡私记》所见之北元政局〉，《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3:1(呼和浩特，2001年)，页48-55。

[2]奇文瑛，＜论明初卫所制度下归附人的安置与任用＞，《民族研究》，第6期（北京：2012），页64—74。

[3]鲁大维，＜大元帝国的影子和明初的边疆政策＞，《中国史研究动态》，第5期（北京：2016），页32－36。

[4]吴云廷，〈土木之变前后的蒙古降人〉，《河北学刊》，第3期(石家庄:1989)，页106-111。

[5]刘冠森，〈明朝初期中国内地蒙古人的住地和姓名〉，《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大连:1998)，页72-76。

[6]洪金富，〈四十万蒙古说论证稿〉，萧启庆，《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页245-305。

[7]札奇思钦，〈自北元至清初的蒙古〉，广禄，《蒙古史研究》(台北: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协会，1969)，页17-39。

附录：

附表二、北元汗系图(数据源:薄音湖，《明代蒙古史论》)

[1] 曹永年，〈《北巡私记》所见之北元政局〉，《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3:1(呼和浩特，2001年)，页50。

[2] 曹永年，〈《北巡私记》所见之北元政局〉，页52。

[3] 曹永年，〈《北巡私记》所见之北元政局〉，页49。

[4] 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文集》，页51。

[5] 信中内容根据《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纪载:我闻明洪武时，取尔大都，尔蒙古以四十万众，败亡殆尽，逃窜得脱者仅六万，且此六万之众，又不尽属于尔。属鄂尔多斯者万人，属十二土默特者万人，属阿尔特、雍谢布、喀喇沁者万人。

[6] 洪金富，〈四十万蒙古说论证稿〉，萧启庆，《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页250。

[7] 鲁大维，＜大元帝国的影子和明初的边疆政策＞，《中国史研究动态》，第5期（北京：2016），页32。

[8] 奇文瑛，＜论明初卫所制度下归附人的安置与任用＞，页71。

[9] 鲁大维着、杨柳青、康海源译，《神武军容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页4。

[10] 袁国藩，《元代蒙古文化论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页146。

[11] 袁国藩，《元代蒙古文化论及》，页145。

[12] 鲁大维，＜大元帝国的影子和明初的边疆政策＞，页33。

[13] 吴云廷，〈土木之变前后的蒙古降人〉，页108。

[14] 札奇思钦，〈自北元至清初的蒙古〉，广禄，《蒙古史研究》(台北: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协会，1969)，页22。

[15] 即《黄金史》中的兀雷帖木儿。